馬陵之戰紀念館

對馬陵之戰最原始的記載見於《戰國策》和《史記》，但這兩部書都是只記述了馬陵之戰的大體過程，並未直言馬陵在何處。後來的研究者對馬陵戰址各有判斷，持“濮州說”者最多，持“大名說”者次之，持“郯城說”者則只有《沂州志》和《郯城縣誌》。現分別予以介紹，以供研究者參考。

1、東晉虞喜《志林》中說：“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馬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同是東晉人的徐廣在《史記音義》一書中則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今河北大名）東南一里。”唐代張守節贊成虞喜之說，否定徐廣之說，他在《史記正義》中寫道：“孫子減灶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太子申，大破魏軍，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困於南梁，韓急，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說定非也。”以上三說是迄今為止所能見到的關於馬陵戰址的最早的判斷，三說中有兩說認為馬陵在濮州或鄄城北六十里。後來的研究者多是在這三說中決定取捨。判斷馬陵戰址，當以此三說為主要依據。

2、後來出版的史學著作中，取濮州、鄄城、范縣說（即今之莘縣說）的有郭沫若《中國史稿》、翦伯贊《中國史綱要》、何建章《戰國策註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孫子兵法新注》、張習孔、田珏《中國歷史大事編年》、台灣三軍大學《中國歷代戰爭史》、可愛的山東叢書《悠久的古代歷史》、文白對照《史記》、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等；取大名說的有林漢達《東周列國故事新編》等；兩說並存的有《資治通鑒》等。很明顯，莘縣說在史學界始終佔據優勢。

3、在各種辭書、類書中，取莘縣說的有《辭海》、《中外史地知識手冊》、《山東歷史人物辭典》、《文史知識辭典》、《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等；取大名說的有《文史哲百科辭典》、《辭源》等；兩說並存的有《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地圖集》等。在這些工具書中，取莘縣說者仍是多數。

4、在各種地方志書中，取莘縣說的有《東昌府志》、《濮州州志》、《范縣誌》、《莘縣誌》、《觀城縣誌》等；取大名說的有《山東通志》、《大名縣誌》等；兩說並存的有《大清一統志》等；取郯城說的有《沂州志》、《郯城縣誌》等。

莘縣馬陵一帶的村民對其他方面的歷史知識知之甚少，對馬陵之戰和孫臏戰龐涓的故事卻大都略知一二。他們的這些知識不是來自書本，而是得之於世代相傳的口碑資料。這些傳說的可信度雖然不會太高，但無風不起浪，這些經過演義、神化和附會了的傳說，一定是以史實作源頭的。這裡僅舉幾例，以供研究者參考。

1、馬陵道的傳說。馬陵、道口兩村相距6公里，皆順河流向建屋，村中房屋、衚衕、道路無一不斜，且拐彎甚多，極為曲致。古時候，馬陵村附近有一道西南、東北走向的大溝，溝的東北入口是道口村（距馬陵2.5公里，今屬櫻桃園鎮），西南盡頭是黑迷寨（距馬陵5公里，今屬古雲鎮），溝的名稱就叫“馬陵道”。此溝深達2丈多，岡上雜樹叢生，溝底是可供兩車并行的道路，道口村便因此得名。道口村街似盤陀，道路複雜，外地人入村即難辨方向，人稱“迷魂陣”。據說當年龐涓的軍隊就是從這裡開始迷路的。

2、布袋陣的傳說。當年龐涓的軍隊行進到距馬陵10華里的一個村莊時，天已完全黑下來，道路難辨，完全迷失了方向。孫臏早已在此布下了一個布袋陣，伏兵一出，魏軍前進無路，後退不通，全軍覆沒。後來，人們便稱此村為“黑迷寨”。大約到了明清時期，村裡出了一個做官的人，感到村名不雅，便諧音改成了“文明寨”，一直沿用至今。

3、黃桑岡的傳說。馬陵村東原有一土岡，上面長著一棵古老的黃桑樹。此樹不知栽於何時，老樹枯死後，又從根部萌生出新樹，就這樣一代一代傳了下來。當地老百姓說，馬陵之戰時，龐涓就是在這棵樹下自刎而死的。

4、藏兵洞的傳說。據老年人講，幾十年前，曾在南馬陵村一座小廟下發現了一個用青石板蓋著的地洞，洞中有水，深不見底。有人從洞中放下去一隻鴨子，第二天卻從5華裡外道口村的一個洞口鑽了出來。老百姓說，這就是馬陵之戰時孫臏挖的藏兵洞。前幾年整修街道時，青石板又被推土機掀出。村裡人迷信，怕得罪神靈，又將青石板照原樣埋上了。至今青石板仍壓在一戶村民的屋腳下。

5、鍋台村的傳說。馬陵村東北20華里有個谷疃村，此村曾名“鍋台村”，村名來歷與馬陵之戰有關。據說當年孫臏率軍擊魏救韓駐紮於此，晚飯後在街上散步，見道路兩旁有許多被煙火熏黑的土灶。原來谷疃村是個集市，賣吃食的人在街旁壘起灶台，逢到集日，放上鍋便可生火做飯。集日一過，把鍋揭走，便只剩了空灶台。受灶台啟發，一個減灶驕敵之計在孫臏頭腦中形成。後來在從大梁後撤時，他命兵士大造土鍋台，點火熏燒，然後再逐日遞減。龐涓果然上當，孤軍深入，終於釀成了馬陵之敗。後來，村裡人為了紀念此事，便將“谷疃”諧音改成了“鍋台”。清代，村中一文人嫌“鍋台”二字不雅，建議恢復了原村名。但附近村的人仍然習慣以“鍋台村”呼之，“谷疃”二字只是出現在官方文件和地圖上。

在馬陵戰址的論爭中，很少被人提到的郯城說忽然於1991年異軍突起，鋪天蓋地的宣傳造勢使一些研究者茫然不知所措。但細細分析起來，持郯城說者所賴以支撐其觀點的幾個關鍵性理由其實都站不住腳，不是有悖於史實，就是有悖於情理。現拿出幾條略作剖析，以就教於方家。

1、關於“大勝並莒”。持郯城說者僅憑《戰國策》上的“大勝並莒”一語，便斷定魏軍是要東征，經郯城東去，最後勝齊併兼並莒地，這實在有點無視史書記載而強加於古人。馬陵之戰的起因是魏攻韓，齊自后擊魏救韓，魏怒齊屢屢干涉其軍事行動，遂起傾國之兵與齊軍決戰。在這種情況下，魏軍必尾追齊軍而進，走哪條路並不由魏軍決定，而是看齊軍朝哪個方向撤退。此時的齊軍必須儘快撤入本國境內，然後利用熟悉的地形智取魏軍。故齊軍撤退的方向只能是東北，絕不會向東經宋、楚境內撤至郯地。從魏軍方面說，向東直奔郯城，途經數國之地，又遠離本土，龐涓應不會犯此兵家大忌。只有在齊魏交界處，在自家大門口，他才敢於孤軍深入，兼程追擊齊軍。且郯地距外黃近800華里，根本不可能如史書中的說三日撤至。這是一般常識，無須作過多論證。

《戰國策》確有“大勝並莒”一語，原文說，魏太子申率軍過外黃，徐子勸他道：“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並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白：你現在是太子，即使打敗齊軍並進而將瀕臨海邊的莒地也兼并過來，你最好的結局仍然是繼位為王。如果失敗，則魏國疆土不保，你為王的希望也將化為泡影。“並莒”在這裡是打到海邊、佔盡齊地的隱語，如果理解為魏攻齊的目的，就未免失之偏頗了。

2、關於馬陵之戰真偽。有個別持郯城說者認為，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可能是一回事，歷史上本無馬陵之戰。理由是：據《孫臏兵法？擒龐涓》中說，龐涓在桂陵之戰中已經作了俘虜，怎麼能在馬陵之戰中重新出現？這一疑問看似有理，實則片面。古代作戰，一般是不斬殺被俘的敵方大將的。直到民國時期，這種做法仍在沿習。直系軍閥孫傳芳挾憤處死了奉軍大將施從濱，天下一時嘩然。施從濱之女施劍翹卧薪嘗膽10年，終於擊斃孫傳芳，報了殺父之仇，卻被判無罪釋放，這是從古至今不殺被俘敵方主將這一慣例的明證。龐涓為人凶暴，尚且只將孫臏致殘，不取其性命；以孫臏的胸襟，更不會將被俘的龐涓殺死。龐涓獲釋后又參加了魏、韓和魏、齊之戰，此事順理成章。正是因為龐涓曾經被俘被釋，馬陵兵敗后無顏再做俘虜，故而情急自刎，這完全符合他氣量狹隘的性格。如果將龐涓被俘后重新出現在戰場上作為否定馬陵之戰真實性的證據，無疑是太武斷了。

3、關於“隘塞死地”。持郯城說者將《孫臏兵法》中的“隘塞死地”一語作為郯城馬陵山是馬陵之戰發生地的力證，未免有些以偏概全。按照他們的說法，只有像馬陵山那樣的地形才適於設伏，其他地方均無可能。這裡提幾點不同看法，以供商榷：第一，《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的“馬陵”條下隻字未提郯城；在“馬陵山”下單獨地說了郯城，卻隻字未提馬陵之戰，並說馬陵山“亦作馬嶺山”。而史書中說到馬陵之戰時，地點只有“馬陵”二字，絕口不提“山”，這說明古人將石質的“山”與土質的“陵”分得十分清楚，絲毫不容混淆。第二，據說馬陵山的獨龍澗有葫蘆峪，狀似大口袋，有進路無出路，龐涓即死於此。可是，龐涓在軍事上雖然不如孫臏，但也是鬼谷子的門生，學過兵法，又有多年作戰經驗，總不至於蠢到大睜兩眼帶著十萬大軍往一個死胡同里鑽吧。第三，《史記》中明明說“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而郯城馬陵山的獨龍澗兩山之間的距離不下數百米，在冷兵器時代，靠弓箭是很難射殺溝中的敵人的。莘縣馬陵一帶溝深坡陡，古時溝深在5米以上，溝寬只有幾十米，與《史記》中所說的“馬陵道狹”相符。在這種地方設伏，正可展弓箭之長。

4、關於郤氏銅戈。據持郯城說者披露，郯城一帶曾出土一枚銅戈，上有陰銘“郤氏作”三字，他們斷定此戈為馬陵之戰時魏軍所遺。這種說法又難脫張冠李戴之嫌。眾所周知，郤氏是春秋時期晉國世將，三家分晉后未再見有郤氏為將的記載。馬陵之戰距郤氏為將已過去250餘年，如何能有郤氏銅戈遺留在馬陵古戰場。合乎情理的解釋是：春秋時期，齊、晉兩個大國之間戰事頻繁，晉軍向東曾多次深達齊國腹地。如公元前589年晉軍敗齊軍於鞍（今濟南），公元前555年晉軍敗齊軍於平陰，公元前485年晉軍侵齊之祝阿（今濟南西南）等等。晉軍曾到過沂蒙山區，在那裡遺下些銅戈、銅刀、銅箭頭之類是完全可能的，豈可將晉國遺物隨心所欲貼上二百餘年後的魏國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