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陵

馬陵，春秋時期屬於衛國，戰國時歸於齊國。西漢以後，為元城縣管轄。晉代杜預有一本書，叫做《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上面有一句話，確切道出了馬陵的地理位置：“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此後，南朝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宋代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和清《畿輔通志》、《山東通志》等史書，皆贊同杜預，說馬陵在元城。元城於公元前195年建縣，西晉時期屬陽平郡，后依次屬魏郡、魏州、大名府，1913年併入大名縣。由此可證馬陵在大名。

解放后我國出版多種書籍、詞典，都載明馬陵在今天的大名縣境內。清人蔡元放改編的《東周列國志》第八十九回：“孫臏使人時刻探聽龐涓消息，回報：‘魏兵已過沙麓山，不分早夜，兼程而進。’孫臏屈指計程，日暮必至馬陵。”沙麓山位於大名東部，公元前646年崩。我國著名史學家林漢達先生所著《東周列國故事新編》一書，其中講到馬陵，說“馬陵在河北省大名縣東南”。1979年版《詞源》對“馬陵”一詞註解道：“元城，古地名。春秋衛地。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南。戰國屬齊，魏將龐涓為齊將田忌、孫臏所敗，自刎於馬陵，即此。” 1999年版《辭海》與《詞源》所注大同小異，它說：“馬陵，古地名。春秋衛地。在今河北大名東南。

戰國中期，位於中原地區的魏國逐漸強大起來，不斷對鄰國用兵。公元前354年，魏將龐涓引兵攻趙，包圍了趙都邯鄲。趙向齊求救，齊威王派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率軍西來，矛頭直指魏都大梁（今河南開封）。龐涓聞訊立即回師自救，孫臏巧妙地在魏軍南撤必經之地桂陵（今河南長垣）設伏，大敗魏軍，擒龐涓（後放回），史稱“桂陵之戰”，孫臏的這一戰法後來被概括為“圍魏救趙”。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又派龐涓聯合趙國引兵伐韓，包圍韓都新鄭（今屬河南省）。韓昭侯求救於齊。齊以田忌、田嬰、田盼為將，孫臏為軍師，率軍經曲阜、亢父（今山東濟寧），由定陶進入魏境，矛頭直指與大梁近在咫尺的外黃（今河南民權）。龐涓聞訊，忙棄韓而回。魏惠王深恨齊國一再干預魏國的大事，乃起傾國之兵迎擊齊軍，仍以龐涓為將，太子申為上將軍，隨軍參與指揮，誓與齊軍決一死戰。

孫臏見魏軍來勢兇猛，且敵我力量眾寡懸殊，只可智取，不可力敵，便決定採用欲擒故縱之計，誘龐涓上鉤。他命令軍隊由外黃向馬陵方向撤退。馬陵位於鄄邑北60華里處，溝深林密，道路曲折，適於設伏。孫臏命令兵士第一天挖10萬個做飯的灶坑，第二天減為5萬個，第三天再減為3萬個。龐涓一見大喜，認為齊軍撤退了3天，兵士就已逃亡過半，便親率精銳之師兼程追趕。天黑時趕到馬陵，命兵士點火把照路。火光下，只見一棵大樹被剝去一塊樹皮，上書“龐涓死於此樹之下”8個大字。龐涓頓悟中計，剛要下令撤退，齊軍伏兵已是萬箭齊發。魏軍進退兩難，陣容大亂，自相踐踏，死傷無數。龐涓自知厄運難逃，大叫一聲：“一著不慎，遂使豎子成名！”拔劍自刎。齊軍乘勝追擊，正遇太子申率后軍趕到，一陣衝殺，魏軍兵敗如山倒。齊軍生擒太子申，大獲全勝。史稱此戰為“馬陵之戰”，稱孫臏的戰法為“減灶之計”。此戰後，魏國由盛轉衰，孫臏卻因善於用兵而名揚天下。

桂陵之戰後，魏國雖元氣大傷，但經過幾年的休整后，魏國逐漸開始恢復對外進攻。公元前341年，魏國再次發兵進攻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援。齊威王採用孫臏“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的主張，與韓結好卻不急於發兵。待韓軍五戰五敗，魏軍也實力大損時，才於次年以田忌為主將，孫臏為軍師，發兵救韓。齊軍重施“圍魏救趙”的戰法，直驅魏都大梁。魏惠王像上次一樣將攻韓的部隊召回，以太子申為主將，龐涓為將軍，率兵10萬迎擊齊軍。

此次形勢不同於桂陵之戰，魏軍是有備而來，氣勢旺盛。故孫臏決定因勢利導，利用魏軍求勝心切的弱點，誘敵冒進，再圖取勝。齊軍前鋒與魏軍稍一接觸，即佯裝怯戰，掉頭東撤。在撤退途中，有意造成軍力不斷削弱的假相。第一天造了10萬人吃飯的鍋灶，第二天減為5萬人用的鍋灶，第三天則只剩下3萬人用的鍋灶了。龐涓與孫臏交手，本來小心翼翼，害怕再次上當，但當看到齊軍鍋灶日減，以為齊軍膽怯，三天中即逃亡了大半，這才壯起膽子，丟下輜重和步兵，只領輕車銳騎日夜兼程猛追，必欲全殲齊軍，擒獲孫臏。

齊軍退至馬陵（今河南范縣西南），此地道路狹窄，地勢險隘，兩旁樹木茂盛，是個設伏的好地方。孫臏計算行程，判斷魏軍將於日落後追至，遂命士卒伐木堵路，並將路邊一棵大樹剝去樹皮，在樹榦上寫了“龐涓死於此樹之下”8個大字。挑選一萬名弓弩手埋伏在道路兩側的山上，約定天黑后，見到火光就一齊放箭。

日暮時分，龐涓果然率軍追到馬陵，發現路旁的大樹被剝去樹皮，上面隱隱約約寫有字，就命士卒點起火把來看，待他看清樹上字后，這才發現中計，急令部隊撤退。但已經晚了，兩旁齊軍看見火光，萬弩齊發，伏兵四起。魏軍措不及防，倉促應戰，很快潰敗，龐涓中箭，左突右沖無法突出重圍，最後憤愧自殺。齊軍乘勝追擊，又大敗魏軍主力，俘獲魏軍主將太子申，殲滅魏軍10萬。

桂陵和馬陵之戰後，魏國一蹶不振，齊國則聲威鵲起，稱霸中原，孫臏亦名揚天下。孫臏“圍魏救趙”和“示假隱真”的戰法，成為中國軍事史上的經典之作，為後世兵家廣泛推崇。

莘縣位於冀、魯、豫三省交界處，西鄰河北省大名縣、河南省南樂縣，西南與河南省清豐縣、濮陽縣接壤，南面與河南省范縣隔金堤相望。大張家鎮位於莘縣西南隅，距縣城6公里，馬陵村則位於鎮駐地東南4公里處的金堤腳下。今日莘縣之版圖由原莘縣、朝城縣、觀城縣的全部和范縣、濮縣的各一部組成，總面積1388平方公里，人口100萬。莘縣的馬陵南距舊濮州治所（今范縣濮城鎮）15公里，西南距舊鄄城縣治（今濮陽縣）35公里，東北距舊范縣縣治（今莘縣古城鎮）18公里，西北距舊觀城縣治（今莘縣觀城鎮）10公里。歷史上馬陵曾先後為觀城、濮縣、范縣轄地，1964年納入莘縣版圖。史籍與研究者所說的“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濮州北三十里”、“范縣西南三十里”、“觀城東南十八里”均為今莘縣馬陵所在的位置，故所謂的“鄄城說”、“濮州說”、“范縣說”、“觀城說”實際上是一說，就是今天的“莘縣說”。

戰國時期，莘縣馬陵為齊地，位於齊魏兩國交界處。從齊都至魏都，經鄄（今鄄城縣）、陶（今定陶縣）一線為捷徑，經馬陵、莘野（今莘縣）一線為次捷徑。周滅商后，修周道貫通東西，連結諸侯，經由莘野的周道名“莘道”，酈道元《水經注》中說的“漯水又北，絕莘道”即指此路。春秋時期，衛宣公派公子伋出使齊國，《左傳》中說：“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這說明莘地是齊衛往來的必經之路，也是後來齊魏往來的重要通道。戰國初期，齊兩次伐晉救鄭，齊軍皆經莘西去。公元前368年，齊伐魏，敗之於觀津（今莘縣觀城鎮一帶）。當時齊國對西方用兵，常常調集高唐、齊城、平原、靈丘、博陵諸邑兵力。這些地方的軍隊集結西向，必經莘道而行。孫臏擊魏救韓，當然也不會例外，經莘道入魏地應為首選路線。況且莘縣的馬陵距外黃（今河南杞縣）150公里，車馬疾行，基本上是三天的行程，與史書記載正相吻合。

莘縣馬陵，此處是一片平原，很少能看到起伏不平的地貌。但綜合分析各方面資料可知，古時這裡卻土丘遍地，溝壑縱橫，地形十分複雜。證據有五：

1、《史記·魏世家》注引虞喜《志林》云：“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有馬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虞喜是東晉人，其生活年代距馬陵之戰發生的時間僅600多年，他所描寫的馬陵地貌應與馬陵之戰時的實際地貌十分接近，這是馬陵一帶本非平原的力證。

2、從訓詁上說，“陵”字本義是指大土山，故後來將用土堆成的大墳墓稱作陵。據上條虞喜所說，有兩個問題可以認定：一是最遲至東晉時，莘縣馬陵地名已經出現，這一地名上溯至600年前的戰國時期，應該不成問題。二是此地本為土丘地帶，且澗谷深險，適於設伏。此馬陵距孫臏老家（鄄）僅30公里，孫臏熟知這一帶地形，方能胸有成竹地選定此地伏擊驕橫輕敵的龐涓。

3、莘縣馬陵一帶的許多舊地名與陵谷有關。莘縣的馬陵距孫臏圍魏救趙設伏擒獲龐涓的桂陵（位於今菏澤境內）僅70公里，兩地的地形不會有太大差別，應該都是土丘地貌。善於在陵地用兵的孫臏先後設伏於桂陵、馬陵是順理成章的。莘縣馬陵周圍20公里內至今仍有董堌、黃堌屯、劉山谷、王山谷、辛山谷、李山谷、文山谷、後山谷、夏溝、於溝、馬溝、王溝等村名，這些村名在今天看來有些名不副實，但舊地名是歷史的化石，這些歷經滄桑沿用下來的地名恰好是這一帶歷史地貌的寫照。另外，莘縣馬陵周圍一百公里內有些古地名多帶有“丘”字，如滑縣名楚丘，濮陽名帝丘，曹縣名陶丘，成武名梁丘，茌平名重丘、牡丘，巨野名咸丘，范縣名廩丘，東阿名桃丘，等等。這些地方如今也已是平原，但一個“丘”字將其原地貌暴露無遺。

4、莘縣馬陵一帶的溝壑地貌直至建國前後仍十分明顯。黃河的下游本經華北平原入海，至漢代逐漸南滾至今莘縣一帶，王景修金堤以固其防。黃河在南滾的過程中，使許多溝窪之地淤積變平，馬陵一帶自然也不例外。據年長人回憶，抗日戰爭時期，此地仍多高岡深溝，最深處達3米以上。這裡的大路多處於溝中，車馬行其中，10米之外便只聞其聲，不見其形，當地人稱這種溝為“葫蘆溝”。因地形複雜，日軍入侵時亦不敢輕易進入，故濮、范、觀一帶形成了最早也是最安全的抗日根據地，有“邊區小延安”的美譽。我冀魯豫邊區黨、政、軍機關就設在距馬陵以北2.5公里的紅廟村，宋任窮、楊得志、楊勇、段君毅、黃敬、張霖之等主要領導同志長駐於此，劉少奇在由魯南返回延安的途中也曾在此逗留。上世紀五十年代，這一帶仍有不少地方保存著高岡深溝地貌，地在高岡上、路在深溝中是當地的一大特點。後來經過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8年開始歷時10年的農業學大寨，加上村民長期的燒磚取土，高岡被削掉，深溝被填平，馬陵一帶的歷史地貌終於被徹底改變。

5、《水滸傳》中描寫的野豬林北距馬陵5公里，十字坡東北距馬陵3.5公里，景陽岡東北距馬陵50公里。小說中涉及的東西雖然不應作認真考證，但作者在創作時一般都有所本。這一帶到宋元時期仍然多有土岡，此事可為旁證。

對馬陵之戰最原始的記載見於《戰國策》和《史記》，但這兩部書都是只記述了馬陵之戰的大體過程，並未直言馬陵在何處。後來的研究者對馬陵戰址各有判斷，持“濮州說”者最多，持“大名說”者次之，持“郯城說”者則只有《沂州志》和《郯城縣誌》。

《志林》

東晉虞喜《志林》中說：“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馬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同是東晉人的徐廣在《史記音義》一書中則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今河北大名）東南一里。”唐代張守節贊成虞喜之說，否定徐廣之說，他在《史記正義》中寫道：“孫子減灶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太子申，大破魏軍，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困於南梁，韓急，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說定非也。”以上三說是迄今為止所能見到的關於馬陵戰址的最早的判斷，三說中有兩說認為馬陵在濮州或鄄城北六十里。後來的研究者多是在這三說中決定取捨。判斷馬陵戰址，當以此三說為主要依據。

後來出版的史學著作中，取濮州、鄄城、范縣說（即今之莘縣說）的有郭沫若《中國史稿》、翦伯贊《中國史綱要》、何建章《戰國策註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孫子兵法新注》、張習孔、田珏《中國歷史大事編年》、台灣三軍大學《中國歷代戰爭史》、可愛的山東叢書《悠久的古代歷史》、文白對照《史記》、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等；取大名說的有林漢達《東周列國故事新編》等；兩說並存的有《資治通鑒》等。很明顯，莘縣說在史學界始終佔據優勢。

在各種辭書、類書中，取莘縣說的有《辭海》、《中外史地知識手冊》、《山東歷史人物辭典》、《文史知識辭典》、《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等；取大名說的有《文史哲百科辭典》、《辭源》等；兩說並存的有《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地圖集》等。在這些工具書中，取莘縣說者仍是多數。

在各種地方志書中，取莘縣說的有《東昌府志》、《濮州州志》、《范縣誌》、《莘縣誌》、《觀城縣誌》等；取大名說的有《山東通志》、《大名縣誌》等；兩說並存的有《大清一統志》等；取郯城說的有《沂州志》、《郯城縣誌》等。

馬陵道的傳說。古時候，馬陵村附近有一道西南、東北走向的大溝，溝的東北入口是道口村（距馬陵2.5公里，今屬櫻桃園鎮），西南盡頭是黑迷寨（距馬陵5公里，今屬古雲鎮），溝的名稱就叫“馬陵道”。此溝深達2丈多，岡上雜樹叢生，溝底是可供兩車并行的道路，道口村便因此得名。道口村街似盤陀，道路複雜，外地人入村即難辨方向，人稱“迷魂陣”。據說當年龐涓的軍隊就是從這裡開始迷路的。

布袋陣的傳說。當年龐涓的軍隊行進到距馬陵10華里的一個村莊時，天已完全黑下來，道路難辨，完全迷失了方向。孫臏早已在此布下了一個布袋陣，伏兵一出，魏軍前進無路，後退不通，全軍覆沒。後來，人們便稱此村為“黑迷寨”。大約到了明清時期，村裡出了一個做官的人，感到村名不雅，便諧音改成了“文明寨”，一直沿用至今。

黃桑岡的傳說。馬陵村東原有一土岡，上面長著一棵古老的黃桑樹。此樹不知栽於何時，老樹枯死後，又從根部萌生出新樹，就這樣一代一代傳了下來。當地老百姓說，馬陵之戰時，龐涓就是在這棵樹下自刎而死的。

藏兵洞的傳說。據老年人講，幾十年前，曾在南馬陵村一座小廟下發現了一個用青石板蓋著的地洞，洞中有水，深不見底。有人從洞中放下去一隻鴨子，第二天卻從5華裡外道口村的一個洞口鑽了出來。老百姓說，這就是馬陵之戰時孫臏挖的藏兵洞。前幾年整修街道時，青石板又被推土機掀出。村裡人迷信，怕得罪神靈，又將青石板照原樣埋上了。至今青石板仍壓在一戶村民的屋腳下。

鍋台村的傳說。馬陵村東北20華里有個谷疃村，此村曾名“鍋台村”，村名來歷與馬陵之戰有關。據說當年孫臏率軍擊魏救韓駐紮於此，晚飯後在街上散步，見道路兩旁有許多被煙火熏黑的土灶。原來谷疃村是個集市，賣吃食的人在街旁壘起灶台，逢到集日，放上鍋便可生火做飯。集日一過，把鍋揭走，便只剩了空灶台。受灶台啟發，一個減灶驕敵之計在孫臏頭腦中形成。後來在從大梁後撤時，他命兵士大造土鍋台，點火熏燒，然後再逐日遞減。龐涓果然上當，孤軍深入，終於釀成了馬陵之敗。後來，村裡人為了紀念此事，便將“谷疃”諧音改成了“鍋台”。清代，村中一文人嫌“鍋台”二字不雅，建議恢復了原村名。但附近村的人仍然習慣以“鍋台村”呼之，“谷疃”二字只是出現在官方文件和地圖上。

莘縣馬陵一帶的村民對其他方面的歷史知識知之甚少，對馬陵之戰和孫臏戰龐涓的故事卻大都略知一二。他們的這些知識不是來自書本，而是得之於世代相傳的口碑資料。這些傳說的可信度雖然不會太高，但無風不起浪，這些經過演義、神化和附會了的傳說，一定是以史實作源頭的。

在馬陵戰址的論爭中，很少被人提到的郯城說忽然於1991年異軍突起，鋪天蓋地的宣傳造勢使一些研究者茫然不知所措。但細細分析起來，持郯城說者所賴以支撐其觀點的幾個關鍵性理由其實都站不住腳，不是有悖於史實，就是有悖於情理。現拿出幾條略作剖析，以就教於方家。

關於“大勝並莒”。持郯城說者僅憑《戰國策》上的“大勝並莒”一語，便斷定魏軍是要東征，經郯城東去，最後勝齊併兼並莒地，這實在有點無視史書記載而強加於古人。馬陵之戰的起因是魏攻韓，齊自后擊魏救韓，魏怒齊屢屢干涉其軍事行動，遂起傾國之兵與齊軍決戰。在這種情況下，魏軍必尾追齊軍而進，走哪條路並不由魏軍決定，而是看齊軍朝哪個方向撤退。此時的齊軍必須儘快撤入本國境內，然後利用熟悉的地形智取魏軍。故齊軍撤退的方向只能是東北，絕不會向東經宋、楚境內撤至郯地。從魏軍方面說，向東直奔郯城，途經數國之地，又遠離本土，龐涓應不會犯此兵家大忌。只有在齊魏交界處，在自家大門口，他才敢於孤軍深入，兼程追擊齊軍。且郯地距外黃近800華里，根本不可能如史書中的說三日撤至。這是一般常識，無須作過多論證。

《戰國策》確有“大勝並莒”一語，原文說，魏太子申率軍過外黃，徐子勸他道：“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並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白：你現在是太子，即使打敗齊軍並進而將瀕臨海邊的莒地也兼并過來，你最好的結局仍然是繼位為王。如果失敗，則魏國疆土不保，你為王的希望也將化為泡影。“並莒”在這裡是打到海邊、佔盡齊地的隱語，如果理解為魏攻齊的目的，就未免失之偏頗了。

關於馬陵之戰真偽。有個別持郯城說者認為，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可能是一回事，歷史上本無馬陵之戰。理由是：據《孫臏兵法·擒龐涓》中說，龐涓在桂陵之戰中已經作了俘虜，怎麼能在馬陵之戰中重新出現？這一疑問看似有理，實則片面。古代作戰，一般是不斬殺被俘的敵方大將的。直到民國時期，這種做法仍在沿習。直系軍閥孫傳芳挾憤處死了奉軍大將施從濱，天下一時嘩然。施從濱之女施劍翹卧薪嘗膽10年，終於擊斃孫傳芳，報了殺父之仇，卻被判無罪釋放，這是從古至今不殺被俘敵方主將這一慣例的明證。龐涓為人凶暴，尚且只將孫臏致殘，不取其性命；以孫臏的胸襟，更不會將被俘的龐涓殺死。龐涓獲釋后又參加了魏、韓和魏、齊之戰，此事順理成章。正是因為龐涓曾經被俘被釋，馬陵兵敗后無顏再做俘虜，故而情急自刎，這完全符合他氣量狹隘的性格。如果將龐涓被俘后重新出現在戰場上作為否定馬陵之戰真實性的證據，無疑是太武斷了。

關於“隘塞死地”。持郯城說者將《孫臏兵法》中的“隘塞死地”一語作為郯城馬陵山是馬陵之戰發生地的力證，未免有些以偏概全。按照他們的說法，只有像馬陵山那樣的地形才適於設伏，其他地方均無可能。這裡提幾點不同看法，以供商榷：第一，《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的“馬陵”條下隻字未提郯城；在“馬陵山”下單獨地說了郯城，卻隻字未提馬陵之戰，並說馬陵山“亦作馬嶺山”。而史書中說到馬陵之戰時，地點只有“馬陵”二字，絕口不提“山”，這說明古人將石質的“山”與土質的“陵”分得十分清楚，絲毫不容混淆。第二，據說馬陵山的獨龍澗有葫蘆峪，狀似大口袋，有進路無出路，龐涓即死於此。可是，龐涓在軍事上雖然不如孫臏，但也是鬼谷子的門生，學過兵法，又有多年作戰經驗，總不至於蠢到大睜兩眼帶著十萬大軍往一個死胡同里鑽吧。第三，《史記》中明明說“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而郯城馬陵山的獨龍澗兩山之間的距離不下數百米，在冷兵器時代，靠弓箭是很難射殺溝中的敵人的。莘縣馬陵一帶溝深坡陡，古時溝深在5米以上，溝寬只有幾十米，與《史記》中所說的“馬陵道狹”相符。在這種地方設伏，正可展弓箭之長。

關於郤氏銅戈。據持郯城說者披露，郯城一帶曾出土一枚銅戈，上有陰銘“郤氏作”三字，他們斷定此戈為馬陵之戰時魏軍所遺。這種說法又難脫張冠李戴之嫌。眾所周知，郤氏是春秋時期晉國世將，三家分晉后未再見有郤氏為將的記載。馬陵之戰距郤氏為將已過去250餘年，如何能有郤氏銅戈遺留在馬陵古戰場。合乎情理的解釋是：春秋時期，齊、晉兩個大國之間戰事頻繁，晉軍向東曾多次深達齊國腹地。如公元前589年晉軍敗齊軍於鞍（今濟南），公元前555年晉軍敗齊軍於平陰，公元前485年晉軍侵齊之祝阿（今濟南西南）等等。晉軍曾到過沂蒙山區，在那裡遺下些銅戈、銅刀、銅箭頭之類是完全可能的，豈可將晉國遺物隨心所欲貼上二百餘年後的魏國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