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

大陸關於中國哲學的一些研究者多有成一家之言的打算，張立文先生是其一。有欲成新道家者，有欲成新儒家者。中華和合文化研究及其時代意義

和合文化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和合二字都見之於甲骨文和金文，可知其源遠流長。

《易經》上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意思是，人情、時勢、世事、乃至整個宇宙的運行和變化，都會遵循各自特有的規律開展，有始有終有過程，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天地萬物互相作用，達到最佳境界的和合、和諧，就是一種吉祥嘉善的美好狀態。而這種恰到好處的和合的力量，將會使所有邦國得到穩定和安寧。

春秋時期，和合二字聯用並舉，構成和合範疇。《國語·鄭語》稱：“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韋昭註：“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說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國語·鄭語》並記述了史伯關於和同的論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認為陰陽和而萬物生，完全相同的東西則無所生。可見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異，矛盾多樣性的統一，才能生物，才能發展。

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以和作為人文精神的核心。其弟子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認為治國處事、禮儀制度，以和為價值標準。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孔子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既承認差異，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過互濟互補，達到統一、和諧。這與“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異的專一觀念形成對照。

道家創始人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認為道蘊涵著陰陽兩個相反方面，萬物都包含著陰陽，陰陽相互作用而構成和。和是宇宙萬物的本質以及天地萬物生存的基礎。

《管子》將和合併舉，指出：“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管子集校》第八）認為畜養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諧，和諧所以團聚，和諧團聚，就不會受到傷害，給和合以高度重視。

墨子認為和合是處理人與社會關係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於父子兄弟結怨仇，而有離散之心，所以“離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間詁》卷三）。

《易傳》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觀念，講“保合太和，乃利貞”（《周易集解》卷一）。重視合與和的價值，認為保持完滿的和諧，萬物就能順利發展。

因此在先秦時期，和合文化得以產生和發展。概而言之，所謂和合的和，指和諧、和平、祥和；合指結合、融合、合作。和合連起來講，指在承認“不同”事物之矛盾、差異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統一於一個相互依存的和合體中，並在不同事物和合的過程中，吸取各個事物的優長而克其短，使之達到最佳組合，由此促進新事物的產生，推動事物的發展。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導下，中華文化不斷創新，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由此可見，和合文化並不否認矛盾、差異和必要的鬥爭，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只是把矛盾、差異和鬥爭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體中，防止因過度的矛盾鬥爭而破壞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礎，使得事物的發展停滯不前。這表明，和合文化有兩個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觀地承認不同，比如陰陽、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機地合為一體，如陰陽和合、天人合一、五教和合、五行和合等等。中國古代先哲們通過對天地自然界、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和合現象作大量觀察和探索，從而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對和合現象作本質的概括，由此促進事物的發展和新事物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中華和合文化得以產生、流傳和發展，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觀念。而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較能夠反映和合文化的本質，而不僅限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國與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天人）之間，都可以用“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來加以概括。

秦漢以來，和合概念被普遍運用，中國文化的發展也呈現出一種融合的趨勢，同時也保留各家的鮮明特色和個性。不僅世俗文化各家各派講和合，而且宗教文化也講和合。宗教文化與世俗儒家文化之間也講和合，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時，相互融合，相互吸取，由此促進了中國文化的持續發展。和合思想自產生以來，作為對普遍的文化現象本質的概括，始終貫穿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各個時代、各家各派之中，而成為中國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認同的人文精神。

正因為和合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認同的人文精神，在歷史上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故引起了當代學者的關注和重視。海內外人士均對中華和合文化作了研究，以圖揭示其內涵、本質及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並探討其影響和現代意義。

著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多年來從事中華和合文化的研究，在海內外演講、介紹中華和合文化，共發表研究和合文化的學術論文十數篇。在此基礎上，於近期出版了78萬字的研究專著《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上、下卷，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一書，標誌著他的和合學理論體系的確立。張立文教授在他的和合學研究中，對中華和合文化的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對和合與和合學及其相互關係作了明確界定；對和合學的體與用作了詳盡的論述，完整地展現出他對中華和合文化的理解，為今天的人們了解、研究和弘揚中華和合文化，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著名思想史家、台灣學者錢穆對中華和合文化深有研究和心得。他並不否定文化衝突和文化變異，但他所強調的是中國文化的融和精神。他說：“中國人常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值，都可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影印本，第162頁）並指出：“文化中發生衝突，只是一時之變，要求調和，乃是萬世之常。”（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台北三民書局1971年7月初版，第51頁）認為西方文化似乎衝突性更大，而中國文化則調和力量更強，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乃在最能調和，使衝突之各方兼容並包，共存並處，相互調濟。錢穆以他自己的眼光考察了歷史和現實的中西方文化性格和國民性格，指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國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們人的腦子裡還是不喜分，喜歡合。大陸喜歡合，台灣亦喜歡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國人，這都喜歡合。”（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國民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再版本，第27頁）

著名哲學家、中國思想史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重視研究中國文化的和合精神，對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合有符合、結合之義。古代所謂合一，與現代語言中所謂統一可以說是同義語。合一併不否認區別，合一是指對立的雙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聯不可分離的關係。”（張岱年：《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對當前開展的和合文化研究，張岱年先生作了充分肯定。他說：“近來許多同志宣揚‘和合’觀念，這是有重要意義的。‘和合’一詞起源很早。用兩個字表示，稱為‘和合’；用一個字表示，則稱為‘和’。……許多不同的事物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謂之和，和可以說是多樣性的統一。‘和實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規律。”（張岱年：《漫談和合》）

著名思想家、東方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對中華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命題作了深入研究和新解，甚至認為“天人合一”的命題不僅是中國，而且亦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他指出，“天人合一”，“這個代表中國古代哲學主要基調的思想，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含義異常深遠的思想。”（季羨林：《21世紀文化瞻望———“天人合一”新解》）並揭示了在西方文化的主宰下，世界範圍的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酸雨到處橫行，淡水資源匱乏，大氣受到污染，臭氧層遭到破壞，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滅種，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脅著人類的未來發展，甚至人類的生存。這些災害如果不能控制，則用不到一百年，人類勢將無法生存下去。面對危機，季先生提出挽救的辦法“就是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

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先生十分重視中華和合文化中的和諧觀念，並對此作了深入研究。他認為，在當今科技高度發展的信息時代，人類要生存和發展下去，就必須爭取“和平共處”，必須實現“共同發展”。要達到此目的，就要建立起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擴而大之，就是要調整好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區與地區的關係。同時也要建立起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而“在中國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為我們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和諧’觀念的資源。”（湯一介：《世紀之交看中國哲學中的和諧觀念》）湯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的和諧觀念由四個方面構成，“這就是說，由‘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構成了中國哲學的‘普遍和諧’的觀念。”（同上）湯一介先生認為這四種和諧構成的“普遍和諧”觀念，即是“太和”觀念。所謂太和，《周易·乾·彖辭》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即是說，天道的大化流行，萬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滿的和諧，萬物就能順利發展。

著名社會活動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組委會主任程思遠先生為了弘揚和普及中華和合文化，不顧年邁，撰寫專文《世代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精神》，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程思遠副委員長指出：“‘和合’是中華民族獨創的哲學概念、文化概念。國外也講和平、和諧；也講聯合、合作。但是，把‘和’與‘合’兩個概念聯用，是中華民族的創造。”（程思遠：《世代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精神———為“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而作》，《人民日報》1997年6月28日），程思遠副委員長主張，“弘揚中華和合文化，需要澄清國內國際的不正確認識，以保證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能得到完整的繼承和弘揚。”他指出：“國內一直有一種看法和說法，認為提和合就是抹煞矛盾，抹煞鬥爭。一提到‘和’或‘合’，就自然聯想到不搞鬥爭，就將其與矛盾、鬥爭絕對對立起來。說得嚴重點，這是‘文革’遺毒的表現。事實上，和合文化不僅不抹煞矛盾和鬥爭，而且本身是矛盾學說和鬥爭學說的展現。”他認為正是由於有相異物質的存在，才有相互和合事物的產生。和合的過程也就是一種矛盾的鬥爭和融通過程，這兩者不是對立的。

著名哲學家、《求是》雜誌總編輯、中央黨校副校長、“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執委會主任委員邢賁思教授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的現實意義。他說：“面對我們爭取國際和平環境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時代背景，面對國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大聯合、大團結，服務於改革、發展、穩定的局面，最近一批新聞單位和學術機構發起和開展了‘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這個工程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關注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我認為，深入開掘和研究中華和合文化的內涵和本質特徵，發揮其文化凝聚力，有助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提高人們的精神素質和道德水平；有助於強化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推動社會的長治久安和國家的安定團結；有助於我們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價值評判標準，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兩大潮流。”（邢賁思：《中華和合文化體現的整體系統觀念及其現實意義》）邢賁思強調：“必須指出的是，我國古代思想家強調‘和合’，並不否認事物的本來矛盾和進行必要的鬥爭。”他認為“和合”不是等同，更不是社會領域的“無衝突境界”，而是通過矛盾的克服，形成總體上的平衡、和諧、合作即和合狀態。從這點上說，和合文化有助於我們認識事物的矛盾並正確掌握鬥爭的尺度。我們推動事物的矛盾轉化，正是為了促使新的事物即新的和合狀態的產生。

以上著名學者對中華和合文化所開展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已產生了重要影響，必將帶動和促進中華和合文化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開展，並為普及和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發揮日益重要的示範作用。

和合文化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思想，科學理解和正確弘揚中華和合文化，加強對和合思想的研究和推廣，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在思維方式上有助於糾正以往“鬥爭哲學”的偏差。和合文化不是不講矛盾、鬥爭和衝突，而是既承認矛盾、衝突和差異，又解決矛盾、衝突，使諸多異質要素、各個不同的事物在對立統一、相互依存的和合體中，求同存異，形成總體上的平衡、和諧、合作，把鬥爭限定在一定的範圍內，並吸取各要素的優質成分，擇優汰劣，促使新事物的產生，即由舊的和合體發展為新的和合體，由此而促進事物的不斷發展。這種取代單純“鬥爭哲學”的和合思維方式與新時代發展的潮流和實踐相適應，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2．對內有利於推動社會的長治久安和國家的安定團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充滿了競爭，有競爭就有矛盾衝突，就有成功者和落伍者，就帶來差異、矛盾和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如不妥善解決，將影響安定團 結。我們看到隨著經濟在競爭中發展，整個社會逐漸走向經濟與市場的一體化；競爭是為了發展，是為了繁榮，但也需要協調個人與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以共謀發展，把各方的利益都融和進去，而不可偏廢。整個社會經過由相互衝突，到解決衝突，化解矛盾的過程，合理滿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這樣就可以使市場經濟得到健康發展。

3．對外有利於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兩大潮流，提供反對霸權主義的價值評判標準。當今國際社會進入了后冷戰時代，對當年的軍事競爭變成了經濟競爭；民族主義抬頭，民族糾紛增加，面對這些差異和矛盾，亨廷頓提出了所謂的“文明衝突論”，認為未來國際政治鬥爭的主線，將由文明衝突取代意識形態及經濟衝突，強調西方文明應防範儒學與伊斯蘭兩大文明的聯合。這種理論實際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論”和“西方文化優越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旨在以西方文明排斥其他文明，抹煞各種文化相互間的交流、吸取與融合，將文明的差異極端化，企圖以西方文化及價值觀為標準來規範當今社會及其未來發展方向。這與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走向極不協調，因而遭到了許多國家和人民的反對。事實上，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有好幾千個民族，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能只有一種模式、一種要求。國際社會應該是多元而又互補的，即衝突又相交流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矛盾難以避免，但不應訴諸武力，而應以和平的方式化解衝突，擯棄冷戰思維。在這方面，中華和合文化可提供解決衝突、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共同發展的思想理論的指導，提供反對霸權主義的價值評判標準，使人類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時代的挑戰中，相互吸取優長，融會貫通，綜合創新，而共同創造21世紀人類未來的文化。

4．有利於推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實現中華民族及海外僑胞的大團結。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偉大戰略構想，指引我們順利解決了香港問題，完成了香港回歸。中國的完全統一已為時不遠。“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同志依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結合新的時代發展的形勢，創造性地提出的偉大構想，與中華和合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也有某種契合的因素。“一國”可理解為“和”，“兩制”即是“不同”。既承認“不同”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之差異，又以“和”來統一之，和合差異，而不抹煞個性。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國兩制”與“和而不同”是相互溝通的。因此可以說，與中華和合文化相契合的“一國兩制”構想，既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又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宣傳和論證中華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思想與“一國兩制”相契合的關係，容易得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人的認同，實現中華民族及海外華人的大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