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伯
史伯
史伯，西周末期人。思想家。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諸侯、記錄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等，為朝廷重臣。
史伯像
他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命題。“和”是指事物多樣性的統一，“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它是百物構成的法則；“同”是指無差別性的單一事物，如不與另一事物相“和”，就不能產生出新的事物來，“若以同裨（益）同，盡乃棄矣。”指出西周行將滅亡，原因是周王“去和而取同”，即去以直言進諫的正人而信與自己苟同的小人。史伯第一次區別了“和”與“同”（見和與同）的概念。他說：“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認為不同的事物互相結合才能產生百物，如果同上加同，不僅不能產生新的事物，而且世界的一切也就變得平淡無味，沒有生氣了。史伯的這個思想帶有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因素。
周幽王當政，王朝衰敗，有識之士無不考慮退路，鄭伯即是其一。鄭伯名友，周宣王庶弟（即周幽王之叔），封於鄭（今陝西華縣東），爵位伯，稱鄭伯友；謚號桓，為後來的鄭國開國之君，稱鄭桓公。周幽王命鄭伯友為王朝司徒，主管教化。鄭伯友考慮自己家庭和鄭地子民的安全，想作大規模的搬遷，而找史伯商量，討教辦法。史伯長篇大論，詳細分析了天下形勢，為鄭伯友指明了落腳之地。
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會阝為大，虢叔恃勢，會阝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役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烏阝、弊、補、舟、依、<黑柔>、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后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
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逼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雲姓鄔、鄶、路、逼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越不足命也。蠻羋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
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
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亥極。故王者居九亥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後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專刂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
“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專刂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噪之，化為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句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後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用處，其為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臘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慾，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
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會阝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蚠冒於是乎始啟濮。
史伯
盡知天下事的第一人：
史伯指出，“戎、狄必昌，不可逼也”。西方、北方的少數民族戎、狄一定強盛起來，不能靠近他們。
鄭伯友對南方抱有幻想，而史伯告訴他：季糹川（《史記》作徇）為楚君，合於民臣之心，功德超過他的先王，十代也廢不了。“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逼也。”不可以靠近他們。接著，史伯縱論虞、夏、商、周的歷史發展，說明祝融（黃帝之後，楚人之祖）後代八個姓的演變，再次強調只有羋姓的荊國（長江中游大片地區）會興盛。
如此，只有東方可以考慮，但也要作具體分析。史伯指出，以東都洛邑（今河南洛陽）為中心，南北各有九國，西東各有八國，這三十四個國家不是周王次子、庶子以及母弟甥舅一類的親戚，就是蠻、荊、戎、狄之人，“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中，只有一塊地方，“唯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黃河、濟水、洛水、潁水之間，都是子爵男爵的小國，虢國（今河南滎陽東北）、鄶國（今河南密縣東南）稍大一些。史伯告訴鄭伯友，把子民、財物寄放到那裡，他們不敢不答應；即便他們將來背叛，只要說是奉天子之命去討伐，沒有不成功的。
鄭伯友本人雖然死在鎬京（今陝西西安西南）國難，但鄭地人民東遷虢和鄶之地，而保存下來，后定都新鄭（當下河南新鄭）。
除了荊國之外，鄭伯友曾問史伯還有哪一些國家會興盛，史伯回答說是晉和秦、齊三國。後來形勢發展正如史伯所預言，這四國成為春秋五霸中四霸。
十分明顯地史伯不僅熟悉西周各種典籍，而且對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荀子·儒效》）及後代各王所封諸侯國的情況都瞭然於胸。史伯是西周末年盡知天下事第一人，很可能是唯一一人。
古人在生產和生活的長期實踐中，觀察到自然的陰與陽，以及水和火、木、金、土五種現象或五種材料。慢慢地，衍生出兩類相反相成、五類雜合相濟的類名。這說明人們在原始宗教籠罩中已經萌生二元對立、多元統一的觀念，顯露原始的唯物思想與辯證思想苗頭。從西周開始逐步開始對陰陽和五行的自覺歸納和理性闡述，而史伯是一位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〇年），涇水和渭水、洛水（與河南洛水同名）流域發生大地震。史伯說：“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當下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烝、升。鎮陰、被陰鎮住。史伯指出，天地有陰陽二氣，要有序和調合；而秩序就被打亂，陰氣壓迫陽氣，使的陽氣伏在下面不能上來，才發生地震。我們不能要求史伯以今天科學解釋地震，他在“上帝”即神還是主流觀念時代，以陰陽來說明，已經非常的了不起。今人論述古代陰陽思想，無不首先引用史伯這一段話加以說明。
史伯之後，陰陽觀念有進一步發展。如《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明確陰陽矛盾勢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如《易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明確陰陽交替乃宇宙根本規律。
鄭伯友向史伯討教逃難之策，大約是在三川竭、岐山崩之後七年。史伯在議論王朝之弊時說一大段哲理性極強的話，簡要節錄如下：“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和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還說：“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史伯認為，世間百物是由土和金、木、水、火五行相雜而成。這顯然是與神創論相對立地唯物思想。而且不難體味五行在史伯那裡已不僅僅是五種具體資料，它們已是五種具有事物根本性質元素。
關於史伯陰陽五行思想，文字材料很少，但能看出，他已超越古人最初人文自覺，開始上升為一種理性智慧。
“和”觀念同樣產生很早，其含義由音樂的和，到人際關係的和，到國家政事的和，逐步深化。而第一個對和進行理論提升，使之成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則人，為史伯。史伯是中國思想史與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家。
《國語》書影
史伯已經認識到事物的本質與根本法則就是“和”，即二元乃至多元對立統一。事物的不斷生成、不斷豐富、不斷發展，也就是“和”不斷展現，矛盾對立統一規律不斷展現。這既是客觀世界自在過程，又是人的主觀世界能動過程。
從人的認識與實踐來說，一方面要尊重客觀世界自然“和”，不能從根本上加以人為破壞，一方面要創造各種各樣、方方面面“和”。最簡單的事例：土加土、還是土，水加水、還是水，只有量增加，沒有質變化；土加水、則成泥、便可壘牆築屋、再加火燒，則成各種陶器和磚瓦，便可方便生活及美化生活。總之，人要認識“和”本質，運用“和”法則。
史伯正是以“和”思想為指導，給鄭伯友分析王朝之弊，指出周幽王要害是“去和而取同”。史伯用大量事實說明，周幽王拋棄光明正大，喜好鬼鬼祟祟和邪惡讒言；討厭賢明正直忠臣，而親近愚頑智昏和無知鄙陋小人。斷言不出三年周必亡。
二百多年之後，齊國思想家和政治家晏嬰對齊景公講的和同之別（《左傳·昭公二十年》），和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可以想見，晏嬰是在看到相關記載之後接受史伯的思想和觀點。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也是這一思想延續。而孔子之孫子思，糅合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更高理論闡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今之眾多學者指出，“和”是中華傳統文化思想核心內容，非虛言也。
鄭伯友本人雖然死於鎬京（今陝西西安西南）國難，但鄭地人民東遷虢、鄶之地，而保存下來，后定都新鄭（今河南新鄭）。
除了荊國以外，鄭伯友曾問史伯還有哪些國家會興盛，史伯回答說是晉、秦、齊三國。後來形勢發展正如史伯所預言，這四國成為春秋五霸中的四霸。
十分明顯，史伯不僅熟悉西周各種典籍，而且對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荀子·儒效》）以及後代各王所封諸侯國的情況都瞭然於胸。史伯是西周末年盡知天下事的第一人，很可能是唯一一人。
陰陽、五行的觀念產生得很早，大概商代甚至更早已有。今人看到的文字材料大多是戰國及秦漢之際成書的，如《左傳》《易傳》《老子》及《黃帝內經》等。
古人在生產、生活的長期實踐中，觀察到了自然的陰與陽，以及水、火、木、金、土五種現象或五種材料。慢慢地，衍生出了兩類相反相成、五類雜合相濟的“類名”。這說明人們在原始宗教的籠罩中已經萌生二元對立、多元統一的觀念，顯露原始的唯物思想和辯證思想苗頭。從西周開始，逐步開始對陰陽、五行的自覺歸納和理性闡述，而史伯就是一位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
史伯
鄭伯友向史伯討教逃難之策，大約是在“三川竭，岐山崩”之後七年。史伯在議論王朝之弊時說了一大段哲理性極強的話，簡要節錄如下：“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還說：“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史伯認為，世間百物是由土、金、木、水、火五行相雜而成。這顯然是與神創論相對立的唯物思想。而且，不難體味五行在史伯那裡已不僅僅是五種具體的資料，它們已是五種具有事物根本性質的元素。
關於史伯的陰陽五行思想，文字材料很少，但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古人最初的人文自覺，開始上升為一種理性的智慧。
“和”的觀念同樣產生很早，其含義由音樂之和，到人際關係之和，到國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而第一個對“和”進行理論提升，使之成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則的人，是史伯。史伯是中國思想史、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家。
上引史伯哲理性的話譯成現代漢語，大意是：“和”確能生成萬物，“同”就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勻適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豐富、發展，並使萬物不脫離“和”的統一。如果用相同的東西補充相同的東西，那麼這種東西完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只有一種聲音，單調得沒辦法聽；只有一種物品，單調得沒辦法看（沒有文彩）；只有一種口味，單調得令人生厭；只有一種事物，單調得無話可說。
史伯已經認識到事物的本質和根本法則就是“和”，即二元乃至多元的對立統一。事物的不斷生成，不斷豐富，不斷發展，也就是“和”的不斷展現，矛盾對立統一規律的不斷展現。這既是客觀世界的自在過程，又是人的主觀世界的能動過程。
從人的認識和實踐來說，一方面要尊重客觀世界自然的“和”，不能從根本上加以人為的破壞，一方面要創造各種各樣、方方面面的“和”。最簡單的事例，土加土，還是土，水加水，還是水，只有量的增加，沒有質的變化；土加水，則成泥，便可壘牆築屋，再加火燒，則成各種陶器及磚瓦，便可方便生活、美化生活。總之，人要認識“和”的本質，運用“和”的法則。
史伯正是以“和”的思想為指導，給鄭伯友分析王朝之弊的，指出周幽王的要害是“去和而取同”。史伯用大量的事實說明，周幽王拋棄光明正大，喜好鬼鬼祟祟和邪惡的讒言；討厭賢明正直的忠臣，而親近愚頑智昏和無知鄙陋的小人。斷言不出三年周必亡。
二百多年後，齊國思想家、政治家晏嬰對齊景公講的和同之別（《左傳·昭公二十年》），與史伯所言完全一致。可以想見，晏嬰是在看到相關記載之後接受了史伯的思想和觀點。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也是這一思想的延續。而孔子之孫子思，糅合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更高的理論闡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今之眾多學者認為，“和”為中華傳統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非虛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