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同文館

清廷的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訢，鑒於簽訂條約與辦理外交事務時，沒有精通外語的人才而備受欺矇的現實，便上奏朝廷，於1862年8月，在北京開辦中國第一所新式外語學校——京師同文館。緊接著，洋務派另一首領李鴻章又上書要求在上海、廣州亦如法炮製。

他說：“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州二口為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凡語言文字之粗者，一教習已足；其精者，務在博採周咨，集思廣益，非求之上海、廣州不可。”①清同治二年二月初十（1863年3月28日）上諭批複，著令“廣州將軍等查照辦理”②。廣州方面接諭后認為：“學館之設，教育人才，期於曉暢翻譯，通徹中外事理，以備緩急之用，洵屬及時要務。”③經過一年多的籌備，廣州同文館終於在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1864年6月23日）建成開館。

館址在當時廣州市北大門朝天街（今朝天路），館舍有房屋兩所。第一任提調為王鎮雄，第一任館長為談廣楠和湯森，第一任漢文教習為吳嘉善，第一任英文教習為美國人譚訓，以後又陸續聘請了一些外籍教師。

廣州同文館一開始就按正規的新式學校來辦，以後日趨完善。第一期正途學生僅20名（另有5名附學生），其中滿漢八旗子弟16人，漢人世家子弟4人，學生年齡一般為14～20歲，學制三年，學生學習的科目主要有英語、漢語和算學。隨著中外關係的不斷擴大，涉外工作的增多，不僅要學英語，而且法語、德語、俄語、日語也要學。為此，總理衙門諭示：“近因出使各國翻譯需人，前後派委各學生隨同出洋，惟辦理公事，法文較為通用，而學習法文、俄文者較少，布文（指德文）更習之未久，恐不敷任用。

查廣東同文館均系專習英文，亟需量為推擇，就學生之質性聰明者，趕令學習法語法文。至俄文、布文能否並令學習，亦需並籌，期於使事及辦理交涉事件均有裨益。”④廣州同文館以俄國向來無人在粵經商，交涉事甚寥寥而排除俄文外，便於光緒五年（1879）添設了法文、德文兩館，每館額設學生10名，其中10名來自原英文館中英語已經通曉者，其餘則選自八旗子弟。這樣，學習語種增加到英、法、德三種，學制也向京師同文館靠攏，即增至八年，第一年學習讀法、寫法、拼法；第二年學習讀法、文法、會話和翻譯句子；第三年學習世界史地，練習翻譯電報等；第四年學習算術、代數，練習翻譯公文；第五年除繼續學習翻譯外，學習物理、幾何、三角；第六年學習機械、微積分、航海測算；第七年學習譯書、化學、測算和萬國公法；第八年除譯書外，學習天文、地理。另外還開設生理學、解剖學等選修課。以後又增設了東語（日語）館和俄語館，專門培養日語、俄語方面的翻譯人才。自此以後，廣州同文館基本上保持著穩步發展的趨勢，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改為譯學館為止⑤。

廣州同文館在當時頗受清政府的重視，其內部管理也很嚴格。為了明確培養目標和獎懲辦法，它曾援引京師同文館和上海廣方言館之例制定了館章，共15條，其中規定：“同文館肄業生，每年甄別一次，其於西洋語言文字無所通曉者即行撤退，挑選更換”；“同文館肄業生以三年為期，能將西洋語言文字翻譯成書者，以府經縣丞為升階旗號，願就武職者，以防禦為升階”；學生“每日卯刻入館，酉時出館……或因事乞假，先向館長報明，違者撤退”；“同文館每月考察一次，一等二名，每月賞銀二兩，二等四名，每月賞銀一兩”⑥。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又有官階、獎學金等的吸引，所以館中學生大都學習刻苦努力，成績優良。對此，兩廣總督瑞麟曾說：“設館以來，諸生奮勉學習，著有成效者，不乏其人，兩次考試，作為生監共十一名。”⑦

廣州同文館教學中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與社會掛鉤，注重學用結合。學生在學習的同時，經常翻譯一些外文電報、文件，高年級學生則開始譯書，對譯書好的學生加以獎勵，而且優先錄用，該館學生楊樞、長秀即合譯了介紹各國政治、經濟、文化概況的《各國史略》，對開闊國人視野、增廣見聞有一定的啟蒙價值。此外，還讓學生從事一些涉外工作。

在廣州同文館成立以前，廣東省的一般涉外事宜主要由“通事”充當翻譯，這些人或是買辦，因與洋人打交道多了，懂得了一點外語，但非常膚淺；或是在新加坡、香港的一些教會學校學過外語，洋奴氣十足，所以“往往顛倒錯謬，或挾私自為增減其辭，以致彼此意見不合，枝節橫生”，給廣東地方政府辦理外交和通商事務帶來了許多困難，兩廣總督瑞麟就於同治十年（1871）上書奏請於該館內選擇通曉西語者來代替“通事”一職，以杜其弊⑧。廣州同文館學生還根據總理衙門的規定，經常調京考試，合格者授以正式翻譯官的頭銜。如同治六年（1867）該館學生蔡錫勇、那三、博勒洪武、韓常泰、左秉隆、坤揚等六名學生，在廣州將軍慶春的帶領下赴京應試，結果遂分別授以官職。蔡錫勇成績最佳，授為監生，其餘五人作為釋譯生員，准其一體鄉試，送回廣東充廣東將軍或督扶等衙門任翻譯官。⑨

同治十一年（1872）總理衙門諭示廣州同文館挑選了14名學生，咨送京師同文館繼續學習，他們已在廣州同文館肄業七八年，最後畢業於京師同文館。他們在京師同文館時，雖名為繼續學習，然實是邊學習邊當“聽差”。有的隨政府使節出國，有的陪同來訪的外國人，有的曾到駐外使館實習過，邊學習邊實踐，使他們很快就成了才。如學生左秉隆、傅柏山等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對國家與民族進步起了一定的作用。左秉隆是廣州同文館的首屆學生，光緒四年（1878）隨曾紀澤出使英國，任英文三等翻譯官。1880年任清政府駐英屬新加坡第一任總領事，連任三屆。⑩在職九年之中，他在調停緩解中英關係，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在發展同英國、新加坡的正常邦交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⑾傅柏山曾出任外交部署主事。

總之，廣州同文館不僅是廣州乃至廣東歷史上最早的外語學校，對廣州、廣東的社會發展曾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①《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

②《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2。

③《毛尚書奏稿》卷13。

④《洋務運動》（資料叢刊）第二冊，120頁。

⑤《清朝續文獻通考》（二）精裝本，8664頁。

⑥《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

⑦《洋務運動》第二冊，117～118頁。

⑧同上。

⑨《洋務運動》第二冊，110頁。

⑩《京師同文館學友會第一次報告書》，13～14頁。

⑾《惠敏曾公奏疏》卷5《懇留新加坡領事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