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望

遠村幼小時，家道已中落，晉奎公庭訓極嚴，士佑課子亦勤，十年寒窗苦讀，終登科第。兄弟五人，排行老大（二弟不詳），三弟之牧、四弟之盛、五弟之沆。訓育諸弟，賴以栽培成長。遠村自幼，聰穎過人，向有“神童”之譽。五歲曾作《詠桂》五絕詩，閭里稱奇。而家貧少食，嚴冬苦寒，素無棉鞋可著，深夜攻讀，孤燈如豆，雙足置於麥糠中以代取暖，除夕大年之夜，聞四鄰炮竹聲響，驚問：“何以放炮？”家人答以“今乃大年三十之夜！”苦學勤奮如此，可謂“寒盡不知年！”

遠村成長所處時代，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前葉，正是動亂不安之世，外有帝國主義侵擾，虎視鷹瞵；內有太平軍、捻軍農民起義及西北地區少數民族舉事等。由於當時形勢需要和清廷統治階級利益的驅使，他不得不脫去文職官服，換上戎裝，揮戈上陣去參與鎮壓農民起義的戰爭。他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江南試發解，二十五年（1845年），聯捷進士。二十七年（1847年）翰林。咸豐二年（1852年），大考二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咸豐六年（1856年），記名御史，累遷刑科、戶科掌印給事中。咸豐十年（1860年），補援江西道監察御史，後轉京畿道監察御史。同治元年（1862年），是他軍旅生涯的開始，軍事運籌之學，受之於徐士芬侍郎。其時，正是陝西、甘肅回民起義的高潮，以馬化龍（注3）、任武（注4）為首的回民起義軍；陳得才（注5）為首的太平軍；張宗禹（注6）為首的西捻軍等風起雲湧，史稱“捻回合勢”，席捲整個西北大地，銳不可當。清政府倉惶應戰，疲於奔命。在陝、甘任總督的是楊岳斌（即楊載福）（注7），腐敗無能，因剋扣軍餉，群怨沸騰，兵無鬥志，被回民起義軍圍困於野牛寺峽，引起軍中嘩變。遠村時任代理總督（因楊去鞏昌閱兵未在軍中），他甘冒鋒刃，領陣在前。而標兵遲迥不進，罷戰不發，形勢十分危急。當此千鈞一髮之際，遠村奮而疾呼：“……所欠眾人薪餉一應照發，不差分文，不足之處，當以我之奉銀補給。但你們不能誤國，誤國大事，要依法制裁的……”眾人聞聽之後，深為感動，從而士氣復振，執戈奮起。遠村首當其衝，往返馳突，浴血奮戰，突出重圍，免遭全軍覆沒，挽回了這場危機，平服了軍中嘩變。后湘軍將領鮑超來援，共商攻略，始克階城，俘獲啟王、蔡某等。穆圖善（注8）代奏其功，授按察使、布政使等。繼而太平軍包圍西和，遠村率軍解西和、鳳上等三城之圍，復趁勢克三岔等戰略要點，因功奉旨賞戴花翎。

此刻國內形勢混亂，百般複雜，清政府十分狼狽，不僅對內要鎮壓太平軍、捻軍、回民起義軍，而且還要應付在新疆境內的一支阿古柏（注9）的外來侵略軍。同治三年（1864年），阿古柏奉浩罕汗國封建主的派遣，以“帕夏”的身份（即陸軍總司令），於次年（1865年）入侵了我國的新疆，策動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叛離祖國。短短數年，侵佔了新疆南路七城，並勾結了俄、英等帝國主義者，妄圖建立所謂“哲德莎爾”王國（注10），以此為基地，企圖繼續南侵，圖謀侵吞整個中國大西北。一時妖氛所及拔木略地，其影響波及數省。陝、甘正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下，民族危機十分嚴重。迫使清廷不得不加強大西北軍事實力的防務。同治六年（1867年），特派遣了將軍左宗棠（注11），率湘軍前往陝甘繼任總督，進行軍事鎮壓。同治九年（1870年），迫使馬化龍等回民起義軍獻出中心根據地金積堡，投降了清政。1876年至1878年，僅三年時間，在左的指揮下，趕走了全部阿古柏的侵略軍，收復了所有的新疆失地。這位可恥的所謂“總司令”，終於倒在中國人民的腳下，以自殺替代了“美夢”，落得個可恥的下場。

在左公履新接任陝甘總督與遠村共事期間，曾發生過這樣一段互不愉快的小插曲，終成了遠村就此“下台”的關鍵。左公曾介紹一位道員來此補缺，遠村胞侄林介藩任收發之職，示意向對方索取“門包”（即索賄）。該道員認為，左公是平亂有功的顯赫“紅人”，我是他的薦舉，自恃後台過“硬”，一度相持不下，後來也只好“入山隨俗”。林介藩才將公文呈獻其叔，例行公事，算是到任補了缺。遠村胸懷坦直，蒙在“鼓”里，毫未察知其間奧秘。道員既是上級薦舉的親信，勢必回稟原委，左公未免怏怏不悅，耿耿於懷。故左宗棠二次去西北視察時，按常例，理應下榻“總督官署”，但卻寄寓道員衙門，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了。時不多久，遠村即奉命調京另用。始結束了他十多年軍旅征戰生涯。離任時，將自己積蓄的俸養，大部充當軍餉和賑災之用（時值西北大旱）。人民感其德，攔道泣送，依依告別。在京時，相國李鴻藻（注12）知其賢能，密保他為弘德殿行走，遠村以衰病辭謝。

光緒元年（1875年），充任湖北鄉試提調、布政使等。不久，亦以宿疾發病為由，決意乞身“解組”回里，但心境不無蒼涼。宦海浮沉了三十一年，倦遊歸來，感慨系之……這可以從他的一首“七律”詩中，很能道出當時的心情：“虎豹叢中寄一官，風塵未息敢偷安，家山梅鶴留傳久，聖世雲龍報稱難。隴樹秦亭猶慘澹，瓊樓玉宇總高寒。結廬夢到荊塗麓，煙水茫茫隱釣竿。”深刻體會到上管官場複雜而嚴酷的鬥爭，如寄身“虎豹叢中”一樣。“聖世雲龍報稱難”，“瓊樓玉宇總高寒”，失意之餘，做夢也常常想到在荊塗山麓安個家，學做嚴子陵那樣的隱逸生活，煙水茫茫之中，在水邊釣釣魚去吧！

遠村解甲歸田的時間，是在他六十四歲左右。李鴻章(注13)仰慕鴻才，特聘來合肥一帶為庠貢諸生授教，晚年相繼主講於廬陽、賡陽等書院。江淮名士，多有交遊，培養了眾多的人才。李氏憐他晚年無子（原配夫人尹氏，早卒，曾過繼其侄介祚、介渠為子），特將女兒的年輕婢女遣送給他侍奉生活，後來終成了侍妾，生了兩個兒子，即介淝、介淠。

遠村的主要建樹，在於文化方面的成就。著述大多散佚，刊刻行世的有《荊居書屋詩集》、《荊居書屋文集》各一卷。《春明館賦稿》四卷，《覺世經解》及與其侄合著《三元合稿》等。啟蒙讀物有《養蒙金鑒》上下二冊，該書多為採摘古代名賢幼小刻苦研學終成名家的事迹，按歷史序列匯而成集。顧名思義，“養蒙金鑒”即是培養學童啟蒙的一面“寶鏡”。他在回鄉后的第四年（光緒四年，即1878年），被聘攝纂重修《安徽通志》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隱居鄉里后，舉止閑適，縱情荊塗山水，泉林竹石，詩酒書畫以自娛。和睦鄰里，為人排憂解難，扶貧濟危，不以顯貴驕人。閭里父老，亦報以長者敬尊。他詩宗李、杜，書法二王，為我們留下眾人熟知的《塗山懷古》和上引的“七律”，原塗山禹王殿大禹神壇兩側木製巨聯：“清濁二儀還高下，萬國衣冠拜冕旒”即為其所書。筆力遒勁，結體開闊雄健，是不可多得的書法藝術品。可惜他留下僅此一件文物，亦在“十年浩劫”中毀棄無存了。為官時，共寫了三十四冊《日記》，即使公務繁忙，軍旅倥傯，亦未間斷，是在官場耳聞目見，親身經歷的記錄，也是近百年來寶貴的歷史文獻。這批《日記》，遠村去世后，統由其侄介弼收藏。介弼去京為官，交由林佩賢保管在荊居書屋之中。佩賢死後，族中之人好奇傳看，適逢光緒二十四年大水遭遇損失，只餘下十六冊，逐漸流傳散失。

荊居書屋，是遠村的個人書齋，名為書屋，實為數間兩層的“藏書樓”，是為官數十年俸祿剩餘的唯一財產。小樓上下，滿是宦遊時購置的古今圖書，其中不乏珍、善名本，名人書畫等。自四個兒子分產時，相互均分，爭鬧不休。除大兒媳孫氏深明大義，尚能按翁公遺囑，每年夏秋晾曬，其他妯娌，都不知先人遺澤之寶貴，任意丟棄、變賣、剪裁，加之水火災害、兵燹戰亂等，直至抗日戰爭懷遠淪陷，最後一次更加徹底的盪盡。林氏自晉奎公始，士佑、遠村，祖孫三代，都是嗜書如寶，不惜重金，廣為羅致的“好書狂”。

關於他的生、卒年問題，有關資料尚未統一。林介弼稱他卒年七十三歲，是可信的。筆者初步認為他的生年，可能在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卒年大約在光緒十年（1884年）。因他在光緒十年春，還在為本縣姻親宋姓撰寫“宋母汪太宜人六旬榮壽序”（文見民國元年辛亥《重修懷遠宋氏宗譜》卷十二）。而在光緒十三年十月林介弼已在著文為他作死後紀念了。

林氏的一生，是在時代的“崢嶸歲月”中度過的。他曾為維護清廷的統治，參與了鎮壓太平軍、捻軍、少數民族起義等，阻礙了歷史的前進；但他也曾積極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反對帝國主義入侵，這在某種意義上，又推動了歷史的進程。他的思想主流，是保守的，反對革新，具有濃厚的封建道統色彩。在其成就上，除著述外，且還積極參與省級地方史志的編修（修成《安徽通志》）、為鄉里樹立了良好的文風、學風，發揚傳統文明，繼承理學，培植眾多人才。故其姻表兄楊壽寶（鶴卿），在為遠村悼念的輓聯中寫道：

英年射策(注14)，中年開藩，老去喜談經。

方欣化雨盈門，淝北淮西同樂育。

勸善如登，憐才若渴，誨人尤不倦。

何意秋風負杖，山頹木壞起悲歌。

輓聯概括了他生平與事迹。死後追授榮祿大夫，葬於鳳陽七山凹西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