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高行

高知藩士。早年文武兼修，研習國學，修鍊劍術，曾遊學江戶，師從鹿持雅澄、麻田勘七、若山勿堂。在江戶時代歷任郡奉行、大目付，參與藩政。後來與坂本龍馬有深交，積極推動“大政奉還”運動，戊辰戰爭期間率領海援隊佔領幕府的長崎奉行所。維新後進入新政府，歷任參與、參議、司法大輔等職。明治4年（1871年）參加岩倉遣外使節團考察歐美各國司法制度。征韓論爭后留在政府，西南戰爭爆發后抑制高知的士族反亂。明治11年（1878年）在大久保利通死後，與元田永孚等人推動天皇親政運動。明治14年任參議兼工部卿。深得明治天皇的信任，在宮中擁有很大的勢力。歷任宮中顧問官、樞密顧問官，並擔負皇太子明宮（大正天皇）的御養育工作。

文政13年10月12日（1830年11月26日）生於土佐國吾川郡瀨戶村（高知縣高知市），土佐藩士佐佐木高順（100石）的次子。出生前的5月19日父親即去世，家祿被遞減到48石，姐姐千代子的丈夫谷潤三郎作為養子以佐佐木高下之名入繼佐佐木家繼承家督，高行的幼年時代在貧窮的生活中度過。

元治元年（1864年）因養兄去世，佐佐木高行繼任家督。他向劍道家麻田直養（勘七）學習劍術，向山鹿流兵學窪田清音的門生若山勿堂學習兵法，向鹿持雅澄學習國學，還和同在鹿持門下的武市瑞山（半平太）等交流，響應尊王攘夷運動，是藩內尊攘派的上層武士，儘管與勤王黨有明顯的區別，但仍為幕末的政局努力奔走。後作為藩主山內豐信（容堂）的親信而領藩政，歷任文武調役、作事奉行、郡奉行、普請奉行、大目付（大監察）。慶應2年（1866年）奉藩命赴筑前國福岡藩太宰府觀察時局動態，收集情報。慶應3年（1867年）作為大目付出使長崎，與坂本龍馬合作為國事而周旋。同年上洛，和后藤象二郎、坂本龍馬等商議薩摩和土佐結盟（薩土盟約）以及建議大政奉還等事務。他與后藤象二郎說服藩主勸告幕府奉還大政。

慶應4年（明治元年、1868年）戊辰戰爭爆發，幕府軍敗北。同年1月，江戶幕府的長崎奉行河津祐邦出走，佐佐木高行率領海援隊相關案件接管長崎奉行所，在長崎裁判所總督澤宣嘉和參謀井上馨的推薦下，被任命為參謀助理，主持處於真空地帶的長崎的事務。明治元年（1868年）2月29日任長崎裁判所判事兼九州鎮撫使參謀，審判了鎮壓天主教信徒的事件（浦上四番崩）和土佐藩士殺傷法國水兵事件（堺事件）等相關案件。廢藩置縣后，明治元年5月25日任富岡縣知事、天草縣知事，同年8月29日任鎮將府判事。明治元年（1868年）12月12日——明治2年（1869年）5月15日任明治政府刑法官判事，受命調查橫井小楠暗殺事件、參與東京奠都·明治天皇迎入事務、對戊辰戰爭戰敗的榎本武揚等戰犯的定罪量刑。明治2年（1869年）5月15日——明治2年（1869年）7月8日任刑法官副知事。

明治2年（1869年）7月8日——明治3年（1870年）2月5日任刑部省刑部大輔（相當於刑部侍郎），明治3年（1870年）2月5日——明治4年（1871年）6月25日任太政官參議（相當於參知政事），明治3年（1870年）10月7日兼任刑部省御用掛，同年12月20日，他與鶴田皓、津田真道、水本成美、邨岡良弼協力完成刑法的新律綱領的制定。明治4年（1871年）6月29日任制度取調御用專務。明治4年（1871年）7月9日——明治6年（1873年）4月17日任司法省（刑部省改為司法省）司法大輔，明治6年（1873年）11月13日——明治7年（1874年）1月15日任司法大判事（大法官）。明治6年11月作為岩倉使節團的成員（理事官），與平賀義質、岡內重俊等赴歐美各國考察司法制度。

旅途過程中，在訪問美國前搭乘“美利堅”號蒸汽船時，佐佐木高行看到團員們的野蠻粗俗的動作緊皺眉頭，抵達美國后，大使岩倉具視放棄和服而改穿洋裝，他認為這是輕率和欠考慮的。對於“外國通”的副使伊藤博文所表現出來的欣喜若狂的姿態，佐佐木在日記中表示了憤慨。另一方面，出於社交活動的需要，他也身穿西服出入社交界，感覺很不習慣，在日記中以“不恰好”、“窮屈”的辭彙來表述，意思是“不倫不類”、“不舒暢”。佐佐木高行批判了表面上的“文明開化”，主張保持日本固有的制度和精神，同時也強調重視西方文明的吸收借鑒。他認為應放緩改革的速度，循序漸進，盡量將改革的衝擊所造成的混亂限制在最小的範圍。繼訪美之後，接連訪問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在各國的法院參觀考察。明治6年（1873年）在使節團之前橫渡印度洋返回日本，3月11日抵達橫濱港。歸國后，在給政府的報告中提出應戒除激進的改革，採取穩健的步驟，主張漸進論。但是他的這種推進改革的思維受到留守政府的批判。

明治六年政變，佐佐木高行的同鄉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辭職下野，他則留在了政府。明治7年（1874年）7月5日——明治8年（1875年）4月14日任太政官左院副議長。1875年（明治8年）大阪會議廢止左院，設立元老院。明治8年（1875年）7月2日——明治13年（1880年）3月13日任元老院議官。明治9年（1874年）9月18日任訴訟法取調委員。明治11年（1878年）3月5日任宮內省一等侍補，明治11年（1878年）12月24日兼任海軍省御用掛，明治12年（1879年）10月23日兼任宮內省御用掛。明治13年（1880年）3月13日 —— 明治14年（1881年）10月21日任元老院副議長。明治13年（1880年）6月5日任海上裁判所訴訟規則審查總裁，同年12月28日任日本海令草案審查總裁。明治14年（1881年）10月21日——明治18年（1885年）12月22日任參議兼工部卿（相當於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明治16年（1883年）3月16日代理海軍卿。

明治9年（1876年）10月和明治10年（1877年）6月兩次返回土佐，為了防止不平士族和板垣退助以及民權派的煽動，他和中島信行受政府之命致力於對士族進行遊說安撫。同年10月隨著西南戰爭的結束，待土佐的局勢恢復平靜，佐佐木高行回到東京。明治11年（1878年）致力於地方議會的整備。根據擔當明治天皇教育工作的元田永孚與右大臣岩倉具視的協議，同年3月5日，佐佐木高行任宮內省一等侍補。佐佐木高行作為天皇的側近，極力促進天皇的心理成長和政治意欲的提高，大張旗鼓地向“天皇親政運動”轉移。所謂天皇親政，又稱天皇親裁，就是天皇親自裁決國家大政，近侍內臣助言輔弼。說白了就是將過去太閣、將軍所掌握的權力歸於天皇，內廷近侍取代幕閣大老、老中的角色，究其實質就是排斥受憲法和議會約束的君主立憲制，實行中國式的封建君主專制，即絕對君主制。

明治10年（1877年）8月，宮內省設置侍補，職能是對天皇的輔佐和指導。翌年3月追加佐佐木高行為侍補。明治政府首班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對“天皇親政”有一定的了解，他在薩摩藩的親信吉井友實被選為一等侍補，使大久保與侍補建立了協調關係。大久保與兼任侍補的宮內卿商討輔導天皇的事宜，期望明治天皇成為擔負近代國家之主體的君主，期待侍補務必為培養君德而儘力。大久保建議將天皇的意圖滲透進政府的構想。但明治11年（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被暗殺使計劃受挫，侍補的構想與政府的應對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深感政治危機的佐佐木高行與元田永孚、吉井友實、土方久元、米田虎雄等侍補於“紀尾井坂之變”2日後的5月16日諫奏天皇立行親政，受到明治天皇的讚許。他們向伊藤博文等政府要人提出宮府一體以強化天皇的政治權能和確立侍補的政治職能，具體而言就是天皇御臨閣議，屆時侍補列席旁聽閣議內容並把握已包含的內容。

明治11年（1878年）5月18日，天皇參加閣僚會議，侍補們臨席旁聽迫在眉睫，繼大久保之後任內務卿的伊藤博文和岩倉具視主導的政府反對宮中·府中混淆，堅持宮府分離原則，拒絕宮中側對政府施政的干預。雖然天皇御臨閣議被認可，但干預政治被抑制，天皇試圖親政受挫深感不滿，伊藤博文和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右大臣岩倉具視三巨頭政府認為年輕的天皇的姿態輕率、判斷容易變化。佐佐木高行對政府提出抗議但沒有被理睬。天皇掌握人事權的主張也被否決，天皇希望佐佐木高行就任工部卿一職沒有實現。

明治11年5月29日，侍補們以“貪污嫌疑”反對井上馨接替伊藤博文的工部卿，兼任侍補的宮內卿德大寺實則與政府策劃侍補解任以抑制侍補們的運動。同年12月24日，佐佐木高行任海軍省御用掛，吉井友實任工部省御用掛。他與同為侍補的山口正定海軍中佐致力於明治天皇與海軍之間保持順暢的關係。當時陸軍試圖創設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引起海軍的強烈反彈。憑藉天皇深厚的信賴，他們建議陸海軍統帥權均直屬天皇的提案（參議·海軍卿川村純義的主張）。侍補被允許參與政治意味著侍補與政府試圖妥協。在此期間，佐佐木高行大力選拔錄用人材，如選派山本權兵衛等留學英國，引薦伊地知正治、副島種臣入宮內省。

但是，侍補集團的運動並沒有停止，明治12年（1879年）3月向政府提交建議書，前年8月至11月，明治天皇巡幸北陸·東海地方時積極接待地方的民情，回朝後提倡“勤儉”，批判表面化的開化主義並表示緊縮財政。侍補們急於實現天皇之意旨，5個月後的3月10日天皇在諮詢侍補后發布勤儉之聖旨。侍補們將天皇之意見製成意見書提交政府，內容是實現親政和勤儉、消除政府對元老院越來越多的干涉、天皇之意見應反映在政策上。政府出於分裂侍補的目的而發布人事異動令，任命吉井友實為工部少輔，從宮中轉到工部省，以公務繁忙為由不再履行侍補職，勤儉之理念被抑制並受到政府的籠絡。但這並不是簡單的分斷，政府為了改變侍補的空理空論、讓彼等投入到推進開化政策現場，實地實踐他們的“勤儉”主張，在現實中與政府妥協。工部卿井上馨和海軍卿川村純義受命監督引導。此外，天皇的近臣干預政治的想法引起德大寺實則的反彈，侍補的辭任、侍補的補充被打亂。

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繼續推進親政運動，但是元田的“侍補辭任、代之以參議之職責”的輕率言論使得局勢轉向有利於政府一側。政府抓住時機於明治12年（1879年）10月13日廢止侍補制度。這場政爭以侍補派敗北而告終。天皇基於對佐佐木高行、元田永孚、高崎正風等人的同情，在侍補廢止之際，給予特許彼等遇事隨時建言的待遇。

侍補職廢止后，元田留在宮中，佐佐木高行於明治13年（1880年）初被政府派往北日本巡視。同年3月返回東京后就任元老院副議長，吉井友實亦升遷工部大輔，遠離宮闕。以廢止侍補換取政府的天皇輔導的約定。明治12年9月井上馨官加參議、明治13年2月田中不二麿就任司法卿都是天皇受制於政府的結果，輔導之約沒有被遵守，天皇之政治干預被政府持續打壓，親政運動隨著侍補廢止而受挫。

明治13年5月，首席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主導的“大隈財政”引發紛亂，佐佐木高行等人再次加入政爭。大隈重信試圖以募集外債來填補財政的財政政策，政府內分裂為贊成派和反對派，佐佐木高行、元田永孚、土方久元等原侍補與反對派陣營結盟並上奏天皇，政府中的反對意見被整合起來奏請天皇停止向外國舉債。以此問題為契機，原侍補集團挾政府的人事和財政問題為口實再次集結，雖然提議沒有實現，但天皇的信任往往取決於相關的諮詢之中（谷干城和內海忠勝出處進退、西園寺公望之拜謁問題之協商）。

明治14年（1881年），大隈重信提出激進的制定憲法·開設國會論引起伊藤博文的反彈，同年7月，開拓使官有物出售事件導致世論的激化，佐佐木高行認為這是動搖政府的好時機。因此，以宮中和元老院為舞台的元田永孚和谷干城共同主導“天皇親政運動”，以反對出售、驅逐大隈、強化元老院職權和廢止參議為訴求。他們掀起擁戴天皇再度親政，排除伊藤等政府要人的派系活動被稱為“中正黨”。同年9月結成的中正黨，其陣容由原侍補集團和谷干城、鳥尾小彌太、三浦梧樓、曾我祐准四將軍為首的非主流派軍人、河田景與、中村弘毅等元老院議官、三好退藏為首的少壯派官僚構成。

但是，明治14年10月政府主導“明治十四年政變”，大隈被追放，出售被中止，政府出台《開設國會之詔》（國會開設の敕諭）以應對中正黨的分裂活動，政府的方針是延續參議兼任各省省卿的體制。10月21日在政變后的人事異動中，佐佐木高行就任參議兼工部卿，廢止參議自始至終在政治改革中沒有被採納，天皇親政運動銷聲匿跡，佐佐木高行入主工部省開始推行新的政策。

工部省的職能是推進“殖產興業”，自明治3年成立以來就一直是長州藩士的據點。工部卿一職在長州閥的政治家中間交替，土佐閥出身的佐佐木高行的任用屬於特例。這裡面同樣有著像吉井一樣達到矯正勤儉思維的政府之意圖。明治12年吉井由工部少輔升遷為大輔，明治14年內定轉任日本鐵道社長。佐佐木就任后，長州閥的芳川顯正任工部少輔，芳川的職責是擔當輔佐並抑制佐佐木在試行勤儉和西歐化開發事業之間的折衷妥協中出現的錯誤。

對於推進大隈重信於明治13年制定的工廠、礦山等官營事業出售計劃（也就是今天的“私有化”），明治15年（1882年）12月和明治16年（1883年）夏季，向政府提交工部省的既定方針的意見書。內容是“官營的規則將束縛商業流通，官僚擔當將會減少利潤”，“事業的整理·統合不需要移交各省，工部省應專註於道路、港灣等土木事業（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勤儉為適應現實所作的實踐，雖然認同產業政策的意義，但也批判了官營的低效率和官商勾結，得出了大規模的土木事業應由國家運營的結論。

雖然建議沒有被政府採納，佐佐木高行仍積極參與工部省的改革進程、組織改造和工廠、礦山出售。雖然閣議不願意放棄事業，但在佐佐木極力推動和財政困難的壓力下不得不批准，深川水泥製造所、品川硝子製造所、中小坂礦山、長崎造船所、阿仁礦山等眾多官營模範工廠向民間出售。此外，在觀察了一段時間后，明治17年（1884年）3月和10月再度提交工部省的改革案，由於閣議不能作出結論而陷入停滯。

另一方面，明治15年7月以芳川顯正調離為契機，佐佐木高行擺脫掣肘，掌握了工部省的實權，任命井上勝為工部大輔。同年8月書記局長林董出使俄羅斯，留守的安川繁成主持事務，這都是有利的動向。佐佐木與安川搭檔調整製成改革案，在鐵道敷設上全力支援井上。明治15年2月中山道通車區間（長濱驛—大垣驛間、東京驛—高崎驛間）的建設呈報書採用了井上的提案。明治16年，他一方面與井上討論鐵道工程的繼續和中山道路線敷設，另一方面極力阻止設立私營鐵路，批准井上的敷設日本鐵道東北本線的要求。

明治18年（1885年）5月的閣議決定工部省廢止，同年12月，隨著伊藤博文創立內閣制度，其業務職能被分散，以電信和郵政一體化設立遞信省，鐵道直屬於內閣，工部省完全解體。這是捲入大藏省和內務省之間勢力範圍的爭奪而敗北，工部省的土木事業部門謀求脫胎換骨被大藏省和內務省拒絕的主要原因。在此情況下，佐佐木高行隨著工部省被廢止和內閣制度的實行被排除在閣外，其政界的影響力逐漸消退，重心向宮中轉移。

明治17年（1884年）7月7日，日本頒布華族令，實行華族制度，佐佐木高行以維新以來之功勛而被特旨敘爵伯爵，列入華族。明治18年（1885年）12月22日任宮中顧問官。明治20年（1887年）5月23日任日本赤十字社監督。明治20年（1887年）7月26日任明宮（大正天皇）教育局主任，明治21年（1888年）4月5日任明宮·常宮·周宮養育系主任，擔負天皇子女的訓育工作。明治21年（1888年）4月30日——明治43年（1910年）3月2日任樞密顧問官。明治23年（1890年）和吉井友實、千家尊福等人促進神祇院復興運動沒有被採用，又竭力推動西村茂樹等人敬神·尊王·愛國思想的普及。明治29年（1896年）在有關人士的強烈要求下，就任皇典講究所的第2代所長，竭力重建經營狀態惡化的皇典講究所。雖然在宮中明治天皇的信任一如往昔，但再也沒有干預政治的機會。

明治42年（1909年）4月29日，升敘侯爵，並任帝國議會·貴族院侯爵議員。明治43年（1910年）3月2日病逝，享年81歲。葬於東京都港區青山靈園。嫡子佐佐木高美已先逝，爵位由孫子佐佐木行忠承襲，行忠曾任皇典講究所所長、國學院大學長、貴族院副議長。

明治元年（1868年）12月12日-敘從五位下。

明治2年（1869年）5月16日-敘從四位下。

明治14年（1881年）7月16日-勛二等。

明治15年（1882年）11月1日-勛一等旭日大綬章。

明治17年（1884年）7月7日-伯爵。

明治17年（1884年）12月27日-敘從三位（特旨進升位階）。

明治20年（1887年）4月12日-敘正三位。

明治22年（1889年）11月25日-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紀念章。

明治26年（1893年）6月16日-敘從二位。

明治29年（1896年）3月28日-以明治二十七八年事件之功，賜金杯一組。

明治32年（1899年）1月31日-以七十高齡下賜御紋付御杯並酒肴御料。

明治36年（1903年）6月30日-敘正二位。

明治39年（1906年）1月29日-以高齡老臣特旨賜宮中杖。

明治39年（1906年）4月1日-勛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

明治42年（1909年）2月1日-以八十高齡下賜御紋付御杯並酒肴御料。

明治42年（1909年）4月29日-侯爵。

明治43年（1910年）3月2日-敘從一位（特旨進位一級）。

佐佐木高行著有《日本魂：日本精神》、《佐佐木伯爵時局談》、《佐佐木高行日記：希望之櫻》、《保古飛呂比：佐佐木高行日記》、《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談》等。

佐徠佐木高行與國久市兵衛之長女貞子結婚，婚後育有2男3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