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筆
曲筆
曲筆，歷史編纂術語。為當權者隱瞞、曲折歷史的真相。故為曲筆，與“直筆”意思相反。
古時指史官不據事直書，有意掩蓋真相的記載。
指寫文章時故意離開本題，而不直書其事的筆法：故作曲筆。
不寫自己的情感，而是通過他人對自己的情感來寫出自己的情感。
古時指史官有所顧忌或徇情避諱，而不直書其事的記載方式。
史官由於某種原因，不據事直書，有意掩蓋事情真相，謂之曲筆。
《後漢書·臧洪傳》：“昔 晏嬰 不降志於白刃，南史 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
唐 劉知幾 《史通·曲筆》：“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 光武 之美；諛言媚主，用雪 伯升 之怨也。”
清 平步青 《霞外攟屑·斠書·啟禎野乘》：“《鮚埼亭集外編》記 方翼明 事雲，穢誣不堪，為 王燮 曲筆增飾。”
柳亞子 《論詩六絕句》之一：“少聞曲筆《湘軍志》，老負虛名 太史公。”
指徇情枉法定案。
《魏書·游肇傳》：“肇 之為廷尉也，世宗 嘗私敕 肇，有所降恕。肇 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指寫作中委婉表達的手法。
魯迅 《自序》：“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
巴金 《後記》：“我為了向圖書雜誌審查老爺們表示讓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筆轉彎抹角地說話，免得作品無法跟讀者見面，或者連累發表我文章的刊物。”
曲筆 qū bǐ
選自：史通
作者：劉知幾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
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若王沈《魏錄》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後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選，空傳偽錄者矣。
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姊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
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古，無聞至公，國自稱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仇，交兵結怨，載諸移檄，庸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嘆，既無德不報，故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書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
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毌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
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嘆，豈獨於今哉！
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自從有了人倫，就產生了家國。孝順父親，教育兒子，侍奉君主，管理大臣，親密和疏遠的關係形成以後，（人之間的）等級就有了差別。所以“兒子為父親隱諱，直道就在其中”，這是《論語》的思想；內外有別，抑惡揚善，這是《春秋》的大義。從此以後，一切按老規矩行事。記載歷史的官員對於有涉及到君王、父輩的事情，一定用詞有很多隱諱，雖然不夠直白，但是維護了名教。那些搬弄詞句，掩飾過錯的，像王隱、虞預互相攻擊凌辱，裴子野、沈休文（沈約字休文）相互釋嫌道歉。是寫是刪全由自己臆斷，用筆記載歷史隨心所欲，這是作者的醜行，人們都厭惡的行為。也有弄虛作假，記錄不存在的事：有的讚美別人，藉以獲取私利；有的誣衊別人，藉以公報私仇。比如王沈寫《魏錄》貶低甄之詔，陸機寫《晉史》，虛張抵擋諸葛亮的聲勢，班固接受金錢才開始寫史書，陳壽借人的米才開始為人寫傳記。另外又有記載的奸賊、凶人，就算在朝市上示眾，扔給豺狼虎豹去吃都不過分。
但是歷史沒有直白的寫，用曲筆代替，如果此事已經大白天下，那麼現在就不要相信書上的了。如果有從前賢人沒有發現的曲筆，後來的人也不清楚的，現在稍微擴展一下見聞，用來引起人們的注意。《後漢書·更始傳》稱更始帝劉玄非常懦弱，他剛即位，面朝南而立，朝見群臣，羞愧得流汗，雙手摩擦坐席不敢抬頭看。他還在微賤的時候，就能結交刺客報仇，在綠林避難，以豪傑成名。怎麼會貴為君王之後，反而到了這種情形？定是作者曲筆逢迎當時（權勢），襯托光武帝劉秀的美名；用阿諛的言辭取媚君王，來雪劉伯升（劉秀之兄，被劉玄所殺）的仇怨。而且光武中興時期的歷史，都出自東觀（當時的修史館），有的是漢明帝所定，有的是馬皇后修訂，而後國統延續，書籍都沒有改動，於是冒用別人姓名（指漢明帝以別人名義修史），空流傳了假的寫史者。陳壽《三國志·劉後主傳》說：“蜀國沒有史官，所以災難、祥瑞都沒有記載。”但是又說黃氣在姊歸出現，群鳥墜落在江水中，成都有景星出現，益州沒有宰相之氣，如果蜀國沒有設置史官，這些事從何得知？大概是因為陳壽的父親在蜀國被羞辱受了髡刑，所以才加以誹謗。
古代諸侯爭霸，勝負沒有定數，但是別人的長處一定要誇讚，自己的短處也不隱諱。到了近古時代，不再聽到極公正的言論，都說自己的國家好，都說別人的家庭壞。而魏收（《魏書》作者）因為元氏（北魏）發源在華夏的邊遠地區，被華夏各部所欺凌，於是把自己抬舉的很高，
把桑乾地區比喻成周、漢國家；對中原排斥貶低，把自己蠻夷之地和建鄴（今南京，當時南朝國都）相提並論。作為敵對的兩國，打仗結怨，在檄文當中，相互誣衊敵人還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寫入史冊，就不好隨便寫了。如果不理解這個意思，怎麼能談論歷史呢？史書上的曲筆虛假，不過十分之一二，談論作者的罪過，已經太過太多。而魏收在史書中摻雜寓言，幾乎超過一半的內容，從倉頡以來，很少見這樣的人，而李百葯的《齊書》被稱為實錄，為什麼？大概是因為李百葯（字重規）的父親（李德林，也是史官）沒有寫到的地方，魏收（字伯起）署以公輔（李德林字公輔）的名字，借其大名，此事和顧雍（字元嘆）一事類似（顧雍的老師蔡邕，對他非常賞識，把自己的名字贈送給他，所以師徒同名），既然受人恩惠就要回報，所以互相吹噓讚美對方。但是一定要說魯昭公懂得禮節（語出論語），我不相信。俗語說：“給敵人冠以賊的名義，就可以征討他們了。”比如王劭的直言不屈，可以和古人相比。而魏書里的評論比較偏激，所以人們說它不夠正直。沒有說明他（魏收）的錯誤之處，卻輕易的對他大肆口誅筆伐，這就是所謂的師出無名，不好取勝。探尋這種觀點的起源，大概是因為王劭（字君懋）寫史沒有採用曲筆，直言不諱，所以獲罪。有的人借史官之手，來報復私人恩怨，不然的話，為什麼討厭正直、憎恨主人如此強烈呢！
霜雪落下，才會見到松樹的風操；國家喪亂，才能體現忠臣的氣節。比如漢末的董承、耿紀，晉初的諸葛恪、毋丘儉，齊初的劉秉、袁粲，周末的王謙、尉迥，都是破家殉國，視死如生的人。而歷代的史書，都稱他們為逆臣，怎麼能夠激勵名教，來規勸臣子們呢！古代記載史書，讓賊臣逆子們害怕；現在記載史書，讓忠臣義士羞憤。若使南、董（南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時史官，以直言不諱著稱）有靈，一定會在九泉之下憤恨不已。
從梁、陳以後，隋、周之前，那些史書都是貞觀年間史官們所撰，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證，真假可以分別。那些朝廷貴臣，他們的父祖都有傳記，考察史實，都是子孫們捏造的，如果去詢問凡人、老人，事情和他們子孫說的有所不同，大多都不符實。如果前秦的人不死，就能驗證苻生（前秦皇帝）是被誣衊了；蜀國的老人還在的話，就知到諸葛亮多被歪曲了。這都是自古都值得遺憾的事，不僅僅是現在！
史書的作用，是記錄功過，抑惡揚善，一朝得失，就會榮辱千年。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如何能稱史官。但自古就沒有聽說因為直筆被殺，也沒有聽說因為曲筆獲罪的。所以隱侯（沈約的謚號）的《宋書》有許多臆測，蕭武帝明知但沒有問罪他；魏壽的《魏史》也多有失實，齊宣帝明知也沒有譴責他。所以讓史臣能夠憑自己的愛憎，自己的良心，進不怕權勢，退無愧自身，追求實錄，不是很難嗎？啊！這也是君王們應該改革的。
1、古時指史官不據事直書，有意掩蓋真相的記載。曲筆這種手法，是從寫史開始的。春秋時，齊國大臣崔杼縱容別人殺死君主庄公，史官寫道：“崔杼弒庄公”。崔杼一看不對勁，將他殺了；史官都是世襲的，哥哥死了，弟弟拿起筆來，也寫“崔杼弒庄公”，崔杼又殺其弟；另外一個弟弟來了，也這樣寫。崔杼大概被這陣勢嚇住了，終於沒再動手。不過，後來的史家可沒這麼幸運。明成祖朱棣攻下南京，奪取侄子的皇位后，讓方孝儒起草即位詔書，其實就是讓他來為自己在歷史上做偽證。方孝儒落筆便寫“燕賊篡位”，朱棣讓他重新寫，並威脅要殺他九族，方孝儒不服氣，梗著脖子犟嘴：“莫說九族，十族何妨！”朱棣說，好，我就滅你十族。史家既然不為我所用，大不了多殺幾個人。
2、指寫作時故意離開本題，不直書其事的筆法。一次次血淋淋的教訓過後，史家為不觸怒當權者，開始採用曲筆尋求平衡點。其方式，一是完全按當權者的意願去寫，昧著良心說瞎話；一是在保留事實的基礎上表一下態，比如說大清朝滅大明朝乃是順應天理之類。前一種不在少數，后一種則最為常用。恐懼威壓下的曲筆，幾乎就是踩著鋼絲跳舞，一方面是良知，一方面是大棒和砍刀，要想跳得好看又不掉下來，談何容易！不過，因為曾產生一時之功效，到了近代，以雜文形式進言者也開始試著採用這一招。《吶喊》中就有一些“曲筆”，在《葯》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葯》這篇小說，既寫了華夏兩家由於愚昧麻木所造成的家破人亡的悲劇，也寫了革命者由於脫離群眾而不被理解的悲哀，整個作品瀰漫著一股凄清，陰冷，窒息，壓抑的色調，尤其是結尾關於墳場環境的描寫文字，更是讓人感到陰森恐懼，可是，“瑜兒墳上”的一圈花環。這清白、零星的小花給作品增添了一點熱度和亮色，暗示著革命者流血犧牲，後繼有人，給人以信心和希望，人們有理由相信，夏瑜的同情者和繼承者們一定會發揚夏瑜精神，光明終究有到來的時候。另一方面也不可諱言，這“花圈”是“平添”上去的。所謂“平添”不僅指小說前面無伏筆可尋，清末也沒有用花環寄託哀思的習俗，還指不夠恰當地拔高了嚴重脫離群眾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者的歷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