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奴國

委奴國，據考辨為日本的古稱。在漢朝的時期，一個來自東方海域的島國因為久慕大漢文明與繁華，便不遠萬里涉海越山來朝漢朝，漢光武帝賜奴國“漢委奴國王”之印，這塊印章今天陳列在日本的福岡市。委奴國的名稱即由此來。

中國歷史文獻中對倭國的記載，最早的史籍有《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漢書·地理志》“倭國在巨燕南，侯北，便屬燕”等等。

據日本學者考證，這個“委奴國”應讀為“倭”的“奴國”就是《魏志·倭人傳》所述女王治下約三十國之一的“奴國”，位於今九州福岡市附近。

《後漢書》關於委奴國，除光武帝賜委奴國王印綬，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的記載而外，再沒有其他記載，為考證18世紀在日本福岡出土的“漢委奴國王印”真偽帶來極大的困難。在史籍難稽的情況下，中國找到新的物證，用以佐證這枚金印為“真印”，同時也為中日交往史起始於漢代找到確鑿證據。

公元紀年前後　倭人分為百餘國，來漢朝貢。

107　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於漢安帝。

184前後　倭國大亂，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以“事鬼道，能惑眾”立，尊卑有差，收租稅。

239　卑彌呼遣使朝魏。魏賜號親魏倭王。

最早對日本有確切記載的歷史著作是東漢史學家班固寫的《漢書》。該書《地理志·燕地》稱日本列島為“倭”，當時日本列島的人接受了這一稱呼。

對兩地交往作明確記載且有確鑿年代可考的是在《後漢書·東夷列傳》“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

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對倭奴國的記載：“舊百餘國，漢朝有朝見者，今使所通三十國。”這就是說，日本有百餘個部落國，到三國時，已逐步合併為三十國/部落，即公元2世紀末至3世紀初出現了邪馬台國。由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統治，成為部落聯盟的盟主。邪馬台國當時已有統治機構和貧富、階級差別，是日本奴隸制社會初期粗具規模的國家。

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記載，魏明帝時曾調封邪馬台國王卑彌呼“親魏委王，假金印紫綬”。該國女王卑彌呼在239年曾遣使到中國洛陽，魏明帝封她為“親魏倭王”，授與金印紫綬。其後繼女王□與（台與）亦曾遣使向西晉王朝朝貢。

據《隋書·倭國傳》記載：公元607前倭國派遣小野妹子使隋，國書上寫著：“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由過去自稱倭王改為稱“日出處天子”。公元6世紀，倭國開始大力吸收中國的先進技術、文化，從而使其政治、經濟迅速發展，國力漸強。倭國國王逐對“倭”的稱號感到不滿，並自認為居於國之東，乃日出之處，便逐漸用“日”字代國名。

中國漢時的倭人尚屬於國家林立的狀態。並無國名。其國王遣使入漢，願為東漢臣藩。當時，倭王想借著臣屬於東漢王朝樹立自己權位和王位。因此舉國大喜。並受賜“漢委（倭）奴國王印”（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區博多灣志賀島，出土一枚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字的金印。金印為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紐，陰刻篆體字）。

隋唐時，倭國為學習漢人文化，多派留學生來大唐學習。為其發展澤惠巨大。於此也知“倭”乃不雅，“倭奴”尤甚。之後，議改國號：中國既稱居天地中央，我在中國東瀛，乃是日出之本源，便定國號“日本”。倭王遣隋使小野妹子獻給隋帝國書中說：“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敬問無恙”。

宋明兩代倭國見中國強大，依然納貢。至倭國戰國末期，豐臣平定列島，便開始了侵華的迷夢，想攻克高麗而入中原，使三國歸於一統。“本國之事自不待言，尚欲號令唐國”——這是豐臣在征服高野寺后，給一柳末安的信中的一句話。

至大清甲午年間，倭寇發動甲午海戰，開始了他們夢想了一千多年的罪惡野心。戰敗，李鴻章去馬關與伊藤談判。伊藤要求中國賠償白銀三億兩，割台灣、琉球、遼東。李鴻章道；“十年前你在天津還曾與我談我結盟之事，現在卻如此大開獅子口？”伊藤道：“那時彼國強於我國，如今我國是戰勝國。”

178 4年日本福岡縣誌賀島出土“漢委奴國王”金印一枚，頓時轟動全日本。如果這枚金印確系中國東漢所賜，則足以證明《後漢書》的相關記載準確無誤。但是在此後百餘年間因為沒有其他考古學上的證據可以證明該金印是中國製造，所以一直有“真印說”、“假印說”（無原型的假造）、“偽印說”（有原型的仿造）並存。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中國雲南寧西“滇王之印”的出土。

真偽考辨

“漢委奴國王”印為純金製成，上部為蛇鈕，下部印面為二點三四厘米見方，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陰刻篆字。而“滇王之印”無論在尺寸、字形、鈕形及雕刻工藝上都與其十分接近，這大大增加了“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性。此印一出，論爭頓減，但卻沒有徹底平息。有的學者指出，“滇王之印”乃是漢武帝時賜予滇王嘗羌的金印，距離《後漢書》中所述年代相差達一個半世紀之久，因此“滇王之印”充其量只能是一個旁證，如果要確認“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必須有更為充分的考古發現支撐。

1981年2月中國江蘇邗江出土了一枚“廣陵王璽”金印，該印的出土徹底結束了這場論爭，完全肯定了“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性及《後漢書》相關記載的準確性。“廣陵王璽”龜鈕金質，除鈕形不同外，質地、印體造型和印文字樣風格都和前印頗為相似。據考證，該印乃是漢光武帝賜給兒子第一代廣陵王劉荊的印信，時間是在公元58年，僅比光武帝賜印給倭奴國王晚一年。西漢典章規定“諸侯王，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東漢時“金璽”未變，僅改為“諸侯王赤綬”，徐廣注曰：“太子及諸侯王金印、龜鈕、纁赤綬。”由此可見“廣陵王璽”、“漢委奴國王”印都和東漢典章制度相吻合。

字義考辨

但是金印的真實性得以印證之後，關於倭奴國的問題卻沒有完全解決，尤其是對“委奴”二字的解釋上。有些學者認為“委”字作委任解，即將印上文字解釋為漢朝委任的奴國國王。但是從漢代及之後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王朝對外派送的印信中從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所以此說支持者甚少。大多數學者還是認為“委”和“倭”相通，“委奴國”即“倭奴國”。但是，“倭奴國”究竟是一個國家的名稱，還是“倭”之“奴國”的意思呢，這仍然存在較大分歧。

認為是連稱“倭奴國”的理由主要是：一、中國史籍中提及光武帝時此事均稱“倭奴國”而不見簡略為“奴國”的；二、中國王朝對外賜予封號一般都採用二斷的稱呼，如“漢·匈奴·左賢王”，則該印上文字當為“漢·委奴·國王”。由此，“倭奴國”便成為一個不能完全等同於《魏志》、《倭人傳》中“奴國”的名字。台灣史學家王勇先生由此大膽地提出“倭奴”是“阿伊努”的對音，即“倭奴國”是蝦夷人國家。此假說驚世駭俗，但是缺乏其他的旁證，僅是為比對而作的比對，暫備一說。

主張是“倭”之“奴國”的學者則更多相信其與“奴國”的聯繫，由此他們也推定福岡平野就是奴國的勢力範圍，並推斷伊都國的位置。這是邪馬台“九州說”學者通常所採用的觀點，也是基於“倭”的總稱已經形成的狀況。

就我們而言，更傾向於前一種觀點。即使“倭奴國”真的可以按照“倭”之“奴國”來解釋，也未必就是鄰近伊都國的那個，因為據《魏志》、《倭人傳》還有另一個僅錄名的“奴國”。《倭人傳》載“倭人……今使譯所通三十國”，而從對馬國開始至狗奴國總共30個，不多不少，表明兩個“奴國”並非重出。事實上我們還注意到，在這些國家中除了兩個“奴國”外，還有彌奴國、姐奴國、蘇奴國、華奴蘇奴國、鬼奴國、烏奴國、狗奴國等7個以“奴”結尾的國名。這種狀況很有可能是由一個倭奴人的大集團分裂而成各國的反映，即在邪馬台邦聯之前很可能存在另一個範圍較大的倭人國家，所以其才有能力向東漢朝貢並受封為王。同時，我們認為因為金印在志賀島出土就認為此地即伊都國附近之奴國地域，是缺乏根據的。

這裡還存在一個問題，即“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中“倭國極南界”的說法。志賀島在九州島北端，如果這裡的倭國和《魏志》、《倭人傳》中九州的大致地域，則就無法解釋這個說法。否則，“倭國”就應當是指包括本州在內的更大範圍，而“倭奴國”就應當至少包括九州島的相當部分，這也間接支持了我們大“倭奴國”的觀點。那麼《後漢書》中“倭國”的範圍遠超於九州意味著什麼呢？表徵著范曄等當時的史家也主張邪馬台“畿內說”嗎？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書名作者述及年代成書年代對日本總稱當時邦國稱呼

山海經　傳說時期戰國至西漢倭

論衡王充周成王時期倭人

漢書班固前漢至後漢初約82年倭人

倭人傳後漢約2世紀後期倭人

三國志陳壽三國3世紀末倭人、倭種邪馬台、伊都、狗奴等

後漢書范曄後漢約432年倭國倭奴、倭面土

徠宋書沈約南朝宋488年倭國

南齊書蕭子顯南朝齊6世紀前半倭國

梁書姚思廉南朝梁及前事636年倭國

晉書房玄齡魏至晉648年倭人

隋書魏徴隋及前事636、656年倭國一支、竹斯、秦王等

南史李延壽南朝晉至陳659年倭國

北史李延壽北朝魏至隋659年倭國

舊唐書劉昫唐945年倭國、日本

新唐書歐陽修唐1060年日本

由上表我們清楚地看到，約成於公元432年的《後漢書》是第一部將日本稱為“倭國”的中國正史，這種稱呼除了648年完成的用以補記晉朝史事的《晉書》外一直持續得到使用，直至945年的《舊唐書》中與“日本”並稱，到了1060年則完全被“日本”取代。即“倭國”的稱呼持續了整整500至600年，范曄則是這麼稱呼的第一人。而此前的自西漢至晉代卻一直將日本稱為“倭”或者“倭人”，還沒有“倭國”的概念，這樣的時間大約也有600年之久。這說明，在5世紀以前，中國人眼裡的日本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他們知識結構鬆散的邦聯，甚至僅僅是一個民族系統。而在5世紀使得當時中國人觀念發生變化的無疑是自《宋書》以降各史書中記載的“倭王”遣使獻見，即傳統意義上說的“倭五王”。正是從這些使節口中，尤其是從倭王武進獻的表文中，中國的王朝統治者們了解到日本列島發生了變化，一個統一的強勢政權已經形成，冠以“國”的稱呼名副其實。而432年范曄完成《後漢書》時，已經距413年倭國第一次遣使將近20年，並且又經歷過421年、425年、430年的後續三次倭國遣使。所以，范曄完全有可能已經認識到了日本發生的變化，並且部分了解了倭國的地理位置等情況，他以自己富有遠見的修史觀念，毅然將“倭人”改為“倭國”，並在敘述300多年前倭奴國位置時準確地提出“倭國之極南界也”的說法。

同時，范曄“倭國之極南界”的說法也表明當時的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九州在日本列島的南部，如果是從九州向近畿行進，即使方向誤認也只會誇大北向，即根本不可能將“東行”誤認為“南行”。雖然《三國志》的成書年代比《後漢書》早了百餘年，但是這期間定方位的技術早已成熟，《三國志》的方向記載也應該是準確的。而將“東北行”稱為“東行”或者“北行”這完全是記敘的習慣問題，即使在今日的朝鮮半島上用“南道”和“北道”冠名的各地方也根本不是什麼嚴格的南北方位關係，這就是人們習慣的體現。此外，《隋書》中記載了裴清親赴日本的記錄，稱他向東行，則也沒有發生任何以東為南的偏差。所以，除非將《魏志》、《倭人傳》中的“南”都視作誤寫誤刻，而不是方向的誤認，就無法滿足“近畿說”支持者們的方位需要。

由此，小結這一節的觀點：一、“漢委奴國王”金印是真印，出土地點在古代倭奴國範圍內。二、倭奴國不簡單等同於《魏志》、《倭人傳》中的“奴國”，而是一個涵蓋九州島相當大部分的早期倭人國家。三、自《後漢書》起“倭人”改稱“倭國”，日本列島上統一國家概念傳入中國。四、《後漢書》沒有方位誤認，推測《三國志》記載中也沒有對邪馬台發生方位誤認。

日本古稱倭奴國，故中國古代史籍將這些日本海寇以及後來與之勾結的內陸奸民，通稱為倭寇。自元末至明萬曆年間，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敗將殘兵）、海盜商人和破產農民，不斷侵擾中國、朝鮮沿海地區，前後歷時達三百年之久。

關於“徐福東渡”的傳說，歷來是困擾中日兩國史學界的棘手“謎案”，但又是長期遊離於歷史與文化之間的熱門話題。如果說徐福作為一個歷史命題還有諸多難解之謎的話，那麼作為一個文化名題，則早已在歷史流變的進程中形成，並為中日韓乃至東北亞人民所接受。1975年，在“香港徐福會”成立之際，日本昭和天皇的御弟三笠宮在賀詞中動情地說：“徐福是我們日本人的國父。” 2002年6月25日下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在江蘇省贛榆縣徐福村祭奠，並欣然揮毫題寫了“日中友好始祖——徐福”八個遒勁流暢的大字。2007年10月26日，“中國--贛榆第七屆徐福節”開幕，羽田孜再次訪華。他曾多次表示，羽田家族之根來自中國，祖先是徐福。

史籍中最早記載徐福史事的是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齊人徐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福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有學者認為，秦始皇統一天下的目標極其宏偉。為了開拓秦朝的版圖，他是打著求仙藥的幌子派徐福出海，實際上卻是為了實現自己疆土四至的理想。秦相呂不韋所編著的《呂氏春秋》也證實，當時秦國統治者的理想是：“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東至扶木就是東至扶桑，即後來所說的日本。而中國人當時對海外世界，也有強烈的探求慾望。鄒衍，又稱鄒子，戰國末期齊國人，是中國陰陽家學派創始者與代表人物，主要學說是“五德終始說”和“大九州說”。鄒衍的地理學說，引導和鼓舞著沿海的航海家、探險家積極投身於海洋世界的開發。

徐福，即徐巿，字君房，齊地琅琊（今江蘇贛榆）人，秦著名方士。他博學多才，通曉醫學、天文、航海等知識，且同情百姓，樂於助人，故在沿海一帶民眾中名望頗高。徐福是鬼谷子的關門弟子，學辟穀、氣功、修仙，兼通武術。他後來被秦始皇派遣，出海采仙藥，一去不返。鄉親們為紀念這位好心的名醫，把他出生的村莊改為“徐福村”，並在村北建了一座“徐福廟”。後來，有徐福在日本“平原廣澤”為王之說。

絕非巧合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紀前後，日本列島的文明進程，從石器時代突然躍升進入了金石並用時代。在日本古代史上綿延了6000多年的“繩紋文化”，自此嘎然終結。這一作用來自於列島以外的移民，是外來的大規模集體移民帶來了新的文化。而司馬遷的《史記》記載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發生在這一時期。但《史記》中對徐福去向的記載，最後只留下這樣一句話：“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其實，日本早於徐福來到前早已有人居住，並已有其文化。徐福與童男童女到來，充其量只是與當地人通婚再產生後代而已。但日本有文字記載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紀才出現。對於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傳下來的。因此，要確切地弄清是哪些移民集團從中國大陸帶去先進文化，著實很困難。有趣的是，由宇多天皇到龜山天皇，由天皇主祭徐福達80多次，直到明治維新才停止。

日本人認為徐福在日本的紀州熊野的新宮（今和歌山縣新宮市）登陸，當地還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在日本徐福的傳說中，日本人認為徐福帶來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種、農具、藥物及生產技術和醫術，對日本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司葯神”。但日本的徐福墓數量眾多，如楊貴妃墓一樣，前前後後有數十座，真偽難辨。據說，徐福到達日本后，再沒有返回中國，又擔心秦始皇追殺，所以要求同行男女各自改姓成為“秦”、“佃”、“福田”、“羽田”、“福台”、“福山”等姓氏。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都還有姓秦的日本人，有些家門口樓上還仍然刻著“秦”。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徐福最終的目的地是韓國，因為韓國也有徐福東渡的傳說和曾活動的遺跡。也有說去了南洋的，也有說到了海南島的。還有學者認為，徐福東渡是歷史事實，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的美洲，因為徐福東渡的時間與美洲瑪雅文明的興起相吻合。這種說法認為，徐福東渡是先到了日本，後來又到了美洲，並在美洲自立為王不歸。檀香山遺留下帶有中國篆書刻字的方形岩石，舊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國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這些古代文物，就是當時徐福這批秦人經過時所遺留的。而墨西哥灣地區有批居住山區的黃種人，據稱是秦採藥人的後代。

人海茫茫，徐福東渡究竟去了何方？其實，考察徐福文化的流變，真正的意義在於文化的認同和歸屬，這一認同和歸屬又以廣泛的血緣交融為基礎的。可以說，“徐福”僅僅是這一時期大陸移民集團的代名詞，是一種文化源頭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