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人類學

19世紀時，人類學與語言學分享共同的智力起源，人類學與追溯某種語言或語系的歷史淵源的比較語言學緊密聯繫。自轉換生成語言學引起的語言革命后，語言學模式被廣泛用作文化行為及社會行為模式，在結構人類學和認知人類學中尤為明顯。

語言學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引入正規的人類學研究的。博厄斯對語言學感興趣出於幾點原因，首先是由於他早期在北極的工作，他試圖了解因紐特語並發現它是一種特殊的難以捉摸的複雜的語言。後來這一洞見被編入了他的反進化論觀點，即歷史特殊論。他將種族、語言、文化區分開，認為人類有學習任何語言和適應任何文化的能力。每個社會在博厄斯看來都按照其各自的模式適應不同的物質和社會環境，語言也被看作這適應模式的一種反映。博厄斯的觀點構成了“語言相對論”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後由他的學生們進一步做了完善，其中最著名的是“薩皮爾-沃爾夫假說”，提出人類觀察世界的方法因語言而異。此說未得到全部證明，也未能完全推翻。各種語言的辭彙差別顯然與文化差別相關，但相關性有多大，還沒有作出結論。該假說後來由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學生霍耶爾（Harry Hoijer）進行了修正和完善。與博厄斯共同進行語言人類學研究的最著名的人物當數薩丕爾（Edward Sapir）了，在語言學領域，他感興趣的範圍非常之廣，他從心理和文化兩個方面研究語言的功能，他還是語言與性別，歷史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的先驅，他對於土著美洲人的語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博厄斯認為語言學對人類學研究起重要作用的第二點原因是，他覺得語言學研究可以不需要經過報道人，而直接深入地洞察人們的思想。這就避免了人類學家必須應對的經過“二次加工（secondary rationalizations）”的信息——由於報道人的政治、宗教、經濟、親屬關係及其它社會習慣等而造成的影響。由於博厄斯的學生們對其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些存在一時和提綱性的語言觀點確立了上一世紀語言人類學的發展進程。

與此同時，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也對語言學對人類學研究的作用進行了探討。在他的《珊瑚花園和它們的巫術》中，馬林諾夫斯基將一篇深入論述語言的論文作為第二卷的導言。他論述了翻譯的問題，他就特洛布里恩島的巫術用語的翻譯展開論述，他認為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其社會文化背景之後才可以準確地作出翻譯。這一語言學的功能理論的影響範圍不大，但比較積極。

1950~70是一個過渡時期。這期間，許多語言學家和語言人類學家一道進行以語言學為基礎的方法論研究，被稱做“民族語義學”、“新民族志”等。他們認為這種方法有助於了解人們的分類邏輯，從而了解人們隱藏在其文化行為背後的認知過程。到了70、80年代，注重語言和社會生活相互作用的社會語言學開始興起，後來又由Dell Hymes 和John Gumperz將其發展成為一個新的稱做“交流民族志”的研究。在這之後，還有人研究演講和語言表達上的交流問題，這更多的是注重分析影響它的社會和交流過程。

在1960年代，戴爾海姆斯(Dell Hymes)主要負責發起第二種理論典範，將“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 anthropology)這個名稱固定下來，雖然他也創造了“言談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或“溝通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這個術語，來描述他為這個學術領域所設想的架構。這包含運用新的科技發展，包括新形態的錄音設備。

海姆斯也引介了一種新的分析單位。有鑒於在第一種理論典範聚焦於表面上獨特的“語言”（引號表示當代的語言人類學家將“一個語言”的概念視為一種理想建構，從而掩蓋了這個語言內部的複雜性，以及“跨越”所謂的語言界線的複雜性）；第二種理論典範的分析單位是“言談事件”(speech event)。（言談事件是一個事件，由發生在這個事件之中的言談所界定的，例如，一場晚宴並不是一個言談事件，而是一個言談情境，在這種情境下，言談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有許多學者專註於在這些言談事件中，參與者對他們的語言表現型態所提出的解釋。

中國傳統語言學比較注重語言事實研究。先秦以文字訓詁為主；隋唐以音韻為主；清代是文字訓詁全面發展的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洋為中用時期。⑩但我們也看到，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由來已久。如前文所述，語言學思想有時是時代思潮的延伸，它離不開自己的時代社會背景。如先秦諸子百家關於名與實的討論雖然屬於語言學問題，但更是哲學問題。中國語言學後來的發展都是與經學分不開的。在西方，由於現實需要以及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19世紀誕生了人類學這門學科，在西方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引進到中國之後，中國的語言學研究就在搭建語言學與人類學之間的橋樑。

在國內，羅常培先生當屬於從事語言人類學研究的第一人。上個世紀30年代，羅氏研究語言就已經不把研究的視角局限在語言本身的範圍內了。羅氏通過對山東臨川音系的調查研究，並結合方誌、史籍、族譜和已有論著，寫出方言與社會歷史移民關係的論述《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係》；抗日戰爭期間，受費孝通先生的《關於功能派文化論》的影響，於是把研究方向從音韻學和方言研究轉向少數民族語言田野調查研究方面，並調查了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由於人類學歷來比較重視後進民族的田野調查和研究，所以羅氏所作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已經表明中國傳統語言學正在朝著語言學與人類學的結合方面發展。1943年以後，羅氏的治學道路從語言學轉向了語言與文化關係的研究。他的研究範圍涉及到了從地名研究民族遷徙的蹤跡；從人名研究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從造詞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別是從詞的來源和演變研究古代文化的遺跡等等。羅氏對於語言人類學的貢獻，正如他本人所說，“假如我這一次嘗試能夠有些許貢獻，那就可以給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搭起一個橋樑來。”其著作《語言與文化》尤其側重國內少數民族和國外文化比較落後的口語，從語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來透視該民族文化的特點。可謂是中國語言人類學的先聲。　20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全球性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民族自覺意識得到顯著增強，文化語言人類學在國內重新被認識。從事語言研究的學者運用田野工作方法從事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關係的研究，達到深化認識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時來達到不同語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諧對話。關於此方面的論述，人類學家納日碧力戈已有專門論述。如傅懋勛運用永寧納西族的親屬稱謂來探討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練銘志運用田野調查材料，對現行土家語與古代土家語中的親屬稱謂進行比較后認為，認為古老親屬制有如下一些特點：父系和母系的親屬稱謂區分不明顯，從親屬稱謂大體可以區分出性別和輩分，親屬稱謂是類分式和專門稱謂相結合。湘西土家族古老親屬制的材料，不僅證明了摩爾根關於親屬制理論的主要觀點是正確的，同時也反映了土家族歷史上婚姻制度的演變過程。羅美珍從語言角度闡述了傣、泰民族的發展脈絡及其文化上的淵源關係。周慶生根據傣族親屬稱謂以及人名構建傣族社會歷史和社會結構，力求把語言和文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納日碧力戈運用結構主義理論，分析了藍靛瑤親屬稱謂的一些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語言學與人類學之間的對話。吳東海運用傣族詩歌、諺語等語言材料闡釋傣族的水文化特徵。

在進行民族語言個案研究的同時，國內學者從宏觀角度對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人類進行了理論上的闡述，為語言人類學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馬學良和戴慶廈二位先生從語言在民族諸特徵中的地位、語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關係、從語言研究民族等幾個方面論述了語言與民族的關係，提出從語言特點可以映射出民族特點。陳保亞提出語言決定思維軌跡的觀點，認為“思維軌跡是思維能力在語言系統中的實現。思維軌跡的差異是語言系統決定的，語言澆築了思維軌跡。”武鐵平等人對陳保亞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人的思維方式並不是受制於語言，而是受制於人所生活的社會。[張公瑾把混沌理論引入語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開闊了語言和文化研究的視野，同時也為語言人類學的方法注入了活力。周慶生從古今文獻資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調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理論框架，對語言與文化、語言交際與傳播、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等多個方面的關係進行了闡釋。

除了對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人類相互關係的研究外，學者們將人類學與語言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從理論和實踐等方面對語言人類學學科進行了闡釋。李如龍是國內界定語言人類學的第一人，他認為語言人類學就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用語言材料來研究人類，它是語言學與人類學相互為用的邊緣學科。同時還明確指出了語言人類學的研究論題，即：語言起源；語言與思維；人類群體與語言社區之間的關係；從不同語言的借用看民族間的接觸；從語言材料看人類社會的發展；語言與精神文化之間的關係。鄧曉華綜合運用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從語言結構以及與社會文化結構的關係諸方面來研究語言為何在廣闊的社會文化行為環境中運行其職能。同時，還對語言人類學的對象、範疇、理論和方法進行了界定。指出了語言人類學的特點在於強調語言的文化價值以及強調語言與社會、文化的雙向互動研究。語言人類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語言與文化的內部聯繫上、從民族語言的結構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層文化的特點。

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的學科建設以及學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廈門大學就設置了語言人類學課程；此後，中央民族大學、雲南民族學院等民族院校也開設了該課程。現在一般的民族學科研以及教學機構，都把語言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對待。2003年，中國在申辦2008年世界民族學人類學大會時，將語言人類學向國外人類學專家和學者進行了重點介紹。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其主要表現在學科建設以及科研成果兩個方面。該學科畢竟是一門交叉邊緣學科，在中國起步比較晚，基礎也表現得比較薄弱，但從學科角度看，這顯然是滯后的。我們認為，有必要加強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研究，因為它既是學科建設的需要，同時又具有重要社會現實意義。

1.加強語言人類學研究是學科建設的需要。嚴格說來，中國語言人類學的學科淵源有文化人類學、中國傳統文化史、文化語言學以及社會語言學等，雖然這些學科的歷史並不很長，但它們有自己獨到的學科理論與方法，語言人類學要達到與這些學科“平行”，還需要從理論與方法上做一些開創性的工作。中國人類學是從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類學的分支學科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並駕齊驅，中國人類學特彆強調文化人類學，似乎文化人類學可以代表中國人類學的全貌，雖然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類學學科的成熟，但同時也顯示出人類學其他學科發展的滯后狀況。所以加強語言人類學的學科建設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國的語言人類學要不斷吸收和借鑒中外文化人類學以及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文化，這是中國語言人類學發展的比然選擇。

2.加強語言人類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中國至少有80多種語言，而在當今現代化背景下，文化變遷日益迅速，許多民族的母語危機現象越來越突出。中國如此豐富的語言資源如何保護 每一種語言所蘊涵的信息特別是傳統文化如何得到傳承 這些都是人們非常關心的問題，人們對母語危機現象的“焦慮”以及對中國很多瀕危語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語言人類學學科的發展；中國豐富的語言資源也表明中國語言人類學具有十分廣闊的前景。

語言是民族的標識，語言人類學研究有利於民族內聚力的增強。一般說來，不同的民族都擁有自己的語言，由於民族成員對自己民族語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語言往往成為民族的象徵。如，猶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在長達2000年的時間裡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員由於對自己民族的熱愛，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裡卻不約而同地保留著自己的民族語言——意第緒語（Yiddish）。歷史發展到現在，中國境內一些少數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語言，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瀕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數民族有語言無文字，所以開展民族語言的保護和搶救工作對於民族內聚力的增強，對於語言以及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尤其重要。從這方面看，加強語言人類學研究，建設有中國自己特色的語言人類學無疑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