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原書本三十卷，《正統道藏》析為九十三卷，載於太平部。卷一《醫學諸論》，總論醫理、藥理。凡九條：論大醫習業，論大醫精誠，論治病略例，論診候，論處方，論用藥，論合和，論服餌，論葯藏。以下各卷分列各科各病之處方，有：婦人方，少小嬰孺方，七竅病，風毒腳氣，諸風，傷寒方，肝、膽、心、脾，肺、腎、胃、小腸、大腸諸病方，消渴、丁腫、痔漏、解毒諸方，以及食治、針灸、養性等法。凡內、外、婦、兒諸科百病之處方，無不備載。孫奇等上奏書中，對全書的內容，作了如下概括：“臟腑之論，針艾之法，脈證之辨，食治之宜，始婦人而次嬰孺，先腳氣而後中風，傷寒癰疽，消渴水腫，七竅之痾，五石之毒，備急之方，養性之術，總篇二百三十二門，合方論五百三十首。”可見此書之規模，不愧為集唐前醫藥學之大成的巨著。

全書內容豐富，對中國傳統醫學、藥學皆有重大貢獻，且具有自身的特點：

第一，重視醫德。首列“大醫習業”、“大醫精誠”二論，告誡醫家“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應“先發大慈惻隱之心”，“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如有患瘡痍下痢，臭穢不可矚視，人所惡見者，但發慚愧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芥蒂之心。要求“省病診候，至意深心，詳察形候，纖毫勿失，處判針葯，勿得參差。”

第二，注意醫藥的簡、廉、驗。孫思邈長期深入民間行醫，深知民眾生活困苦，無錢求醫服藥，故力求醫方之簡易有驗和藥物之廉價，往往以賤葯代貴葯。如卷三十二《傷寒方·傷寒雜治第一》說：“今諸療多用辛、甘姜、桂、人蔘之屬，此皆貴價難得，……而苦參、青葙、葶藶、艾之屬，所在盡有，除熱解毒最良，勝於向貴價葯也。”如此之例甚多，表明他關心勞動群眾疾苦的崇高精神。第三，重視婦兒科。以“婦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難療”，故在醫論之後，首列“婦人方”三卷，以述婦人諸病的治療。特別是妊娠期、分娩前後諸病的治療。繼列“少小嬰孺方”二卷，以述嬰兒的護理及諸種疾病的治療。在他看來，養育幼兒是生民之大事，“生民之道，莫不以養小為大，若無於小，卒不成大。”

第四，將養生與治病相結合。認為有病求醫，不如及早進行身心修養及鍛煉，求得無病或少病，故專列“養性”三卷以述養生之道。包括按摩法、調氣（服氣）法、服食法，以及房中補益和雜忌等。實行這些方法，確可疏通血脈，去除小病，增進健康，體現出孫思邈有明確的預防醫學意識。在注意身體鍛煉時，又不忘心性修養，且認為是更重要的修養，指出：“養性者，不但餌葯餐霞，其要兼於百行。百行周備，雖絕藥餌，足以遐年；德行不足，縱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壽。”第五，注重針灸與湯藥相結合。主張“湯藥攻其內，針灸攻其外”。有的時候，“針灸之功，過半於湯藥。”故專列“針灸”七卷以述針灸療法。在針灸穴位上，因舊《明堂圖》年代久遠，傳寫多誤，乃據甄權新撰《明堂經圖》，重新繪製《明堂三人圖（仰人、背人、側人）》，明確了針灸穴位。卷中對多種疾病的針灸穴位、療法作了詳明敘述，豐富了祖國傳統針灸學的內容。

第六，在藥物學上的貢獻。卷一中專列《論用藥》等數論，以述藥物的性質、分類、合和（配製）、熬煮、服食，以及藥物的採集、貯藏等。指出用藥的先決條件是弄清藥物的性質，書中對近二百種藥物的性質作了判別，今天亦具參考價值。眾多藥物中，有些只宜單用，有些可以合用，有些葯合用時，可互相補充，相得益彰，有些葯合用時，可以毒攻毒，去其害，而有些則反是。種種情況，十分複雜。指出：“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之時，用意審視，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之。”又指出熬藥要注意節度，服食要注意方法。採集藥材要注意產地，某些產地所出某種葯質量優於其他產地。藥物貯藏時要注意乾燥、密封、防鼠耗等。由於孫思邈精通藥理、藥性，在藥學上成就很大，故被後世譽為“藥王”。此外，又重視食療，指出“藥性剛烈”、“食物性平和”，“若能用食平痾，釋情遣疾者，可謂良工。”又注意對營養缺乏性疾病的防治，如甲狀腺腫大的癭病、缺乏維生素C的足氣病等，皆提出有效的治療藥方。

總之，《千金要方》是我國古代的醫學巨著，它不僅是中國道教醫學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典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