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氏家族

雷發達，字明所，生於萬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1619年4月5日)。卒於清康熙三十二年八月十一日(1694年9月29日)。祖籍江西永修。雷發達曾祖在明末遷居江蘇金陵(今南京)，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雷發達和堂弟雷發宣應募來到北京，參加皇宮的修建工程，發達以其精湛的卓越的技術才能，得到康熙帝的賞賜，並獲得了官職。70歲退休，死後葬於江寧。

雷金玉，字良生，生於順治十六年(1659)，卒於雍正七年(1729)。以監生考授州同，繼父在工部營造所任長班之職，投充內務府包衣旗。康熙年時逢營造暢春園，金玉供役圓明園楠木作樣式房掌案。嚴格地說，雷家有聲譽於外者，自雷金玉始。雷金玉70歲時，蒙太子(弘曆)賜書“古稀”匾額，此匾運回故鄉，供奉原籍祖居大堂。雷金玉71歲去世，又得到皇帝恩“賞盤費一百餘金，奉旨馳驛”。歸葬原籍江蘇江寧府江寧縣安德門外。從時間上看，雍正帝從雍正三年(1725)大規模擴建圓明園，雷金玉作為圓明園楠木作樣式房掌案，圓明園工程從設計圖紙、燙樣到營造，是功不可沒的，他是雷氏家族第一位執掌這一職位的人，應了朱啟鈐老的那句話：“樣式房一業，終清之事，最有聲於匠家亦自金玉始”。

雷聲征，字藻亭，生於雍正七年(1729)，卒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是金玉幼子，為金玉第六位夫人張氏所生。聲征出生三月，父親雷金玉去世。張寶章先生在《雷動星流》一書中談到此時有“雷聲征成年後，生活於乾隆盛世，正是京城西郊的皇家園林‘三山五園’大興土木之時，他當有所貢獻。但雪、氏家譜確難見記載”。

雷家璽，字國賢，生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於道光五年(1825)。雷聲征次子。他與長兄雷家瑋(1758—1845)，字席珍，三弟雷家瑞(1770—1830)，三兄弟供職工部樣式房，家璽是三兄弟中的翹楚，先後承辦乾隆、嘉慶兩朝的營造業，操辦寧壽宮花園工程、設計嘉慶陵寢工程、籌辦乾隆八十大壽慶典由圓明園至皇宮沿路點景樓台的設計與營造工程以及宮中年例彩燈、西廠焰火等設計與實施，嘉慶年間又成建了圓明園綺春園建設工程以及同樂園戲樓的改建、含經堂戲樓的添建、長春園如園的改建工程。此時形成第四代樣式雷最為強大陣容。雷家璽去世后，安葬於海淀巨山祖塋。

雷景修，字先文，號白璧，生於嘉慶八年(1803)，卒於同治五年(1866)。雷家璽第三子。景修16歲開始便隨身家璽在圓明園樣式房學習傳世技藝，正當他勤奮學習造業技之時，父親猝然去世，家璽擔心景修難盛重任，留下遺言，將掌案名目移交郭九承辦。景修知道父親心意，兢兢業業盡心竭力，深通營造技藝，終於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憑藉著自己豐富的建築經驗和卓越的才能，爭回了祖傳樣式房掌案之職。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焚毀西郊的三山五園，樣式房工作停止，雷景修雖身懷絕技，沒有用武之地，主要參與清西陵、慕東陵、圓明園工程。雷景修除了兢兢業業、克勤職守以外，聚集了樣式雷圖檔裝滿了三間房屋，樣式雷圖檔之所以流傳的今日，雷景修功不可沒。

雷思起，號禹門，生道光六年(1826)，卒於光緒二年(1876)。景修三子。雷思起繼承祖業，執掌樣式房，承擔起設計營造咸豐清東陵定陵的任務，因建陵有功，以監生欽賞鹽場大使，為五品職銜。同治十三年(1874)重修圓明園，雷思起與其子雷廷昌因進呈所設計的園庭工程圖樣得蒙皇帝召見5次。雷思起與子雷廷昌還參與惠陵、盛京永陵、三海工程。

雷廷昌，字輔臣，又字恩綬，生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卒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雷思起長子。雷廷昌隨父參加定陵、重修圓明園等工程，獨立承擔設計營造同治惠陵、慈安、慈禧太后的定東陵、光緒帝的崇陵等項大型陵寢工程以及頤和園、西苑、慈禧太后六旬萬壽盛典工程。同治十二年被賞布政司職銜。與此同時，普祥、普陀兩大工程方起，其後的三海、萬壽山慶典工程接踵而至，樣式房此時生意興盛，樣式雷也於雷思起雷廷昌父子兩代聞名遐邇，地位更加顯赫。

雷獻彩，字霞峰光緒三年——不詳(1877——不詳)。雷獻光、雷獻瑞、雷獻春、雷獻華兄弟參與圓明園、普陀峪定東陵重建、頤和園、西苑、崇陵、攝政王府、北京正陽門的工程等。

朱啟鈐先生撰《樣式雷考》言雷金玉“投充內務府包衣旗”。此說未見於雷氏所遺家譜、筆記，可能是雷獻瑞、雷獻華兄弟向朱氏口述的。包衣是旗籍的名稱，原是滿洲話“家”的意思。清未入關前，凡所獲各部落俘虜，都編為“包衣”，分屬八旗。屬鑲黃、正黃、正白上三旗的，隸內務府；屬其餘下五旗的，隸各王府。朱氏所說的“投充”即投靠，是包衣的又一來源。投充人既有貧困無依或被勒索逼迫者，也有帶地投充者。前者為謀生，後者則為得到政治上的庇護，但法定身份都是奴婢。按此說，雷氏既然隸內務府包衣旗，顯然是上三旗之一。至於是哪一旗，《樣式雷考》也沒有明確。雷氏家族自康熙朝至咸豐十年（1860年），主要聚居在宛平縣海淀村槐樹街。咸豐十一年（1861年）遷居城內。雷景修一支住西直門內迤南東觀音寺路北；另有一支住新街口以東水車衚衕，始自雷家瑞子懿修於道光廿一年分居；雷思起筆記雲雷氏族祠在東直門北新倉。而雷克修撰《雷氏支譜》，跋亦云其於嘉慶十四年（1809年）自海甸（淀）槐樹街祖宅遷出，別居東直門北新倉。查東觀音寺屬正紅旗地，水車衚衕屬正黃旗地，北新倉屬正白旗地，各不相同。后二者倒是屬於上三旗，但不知何故樣式雷的正宗傳人卻擇地於下五旗之正紅旗地居住。作者認為，雖然雷氏長期居住在海淀，但從族祠所在地分析，應屬正白旗人。雷氏《城內外各處雷宅置房產圖五十處》顯示雷景修置辦的50處房產位於北京西城地區和西直門、阜成門內外，其中有30處集中在宣武門至新街口這條南北大街的兩側，地跨均為下五旗的正紅、鑲紅、鑲藍三旗，足見到清末，旗民管理渙散，住地的劃分不再像清初那樣嚴格了。但雷氏為包衣旗人之說也有可疑之處。眾所周知，八旗制度規定，旗人按期領取“錢糧”，包括“月餉”和“季米”，並禁止旗人做工、務農、經商以及從事其他職業。就現存雷氏賬目來看，尚未發現其以旗人身份定期領取錢糧的記載；同時至遲從雷景修開始，雷氏在樣式房工作之餘，還兼作多種經營，也與八旗制度相悖。這或許從側面說明，此時雷氏家族已經不在旗籍了。查乾隆七年（1742年），高宗旨在緩和“八旗生計”的壓力，曾諭令在京八旗漢軍出旗為民。隨後，內務府和下五旗王公所屬的漢族血統包衣人，也多被出旗為民。倘若朱啟鈐雲雷金玉“投充內務府包衣旗”事不假，雷氏也肯定是在乾隆年間已脫離旗籍了。有鑒於此，因為無法考證雷氏北新倉族祠的創建年代，所以由此來推斷雷氏所在旗籍的依據也就有可能不夠充分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初一日的《堂諭司諭檔》記載了內務府向樣子匠放給津貼和添給飯食銀兩的特諭。其中寫到發放的三條原則：一是“開工放，止工停”；二是“著掌案頭目人雷思起自行秉公酌量添給當差勤奮之人”；三是“經此次定準后，爾等如有差使遲誤，或另有私事滑懶之人，一經查出即行撤去工食”。可見，內務府與樣子匠之間是純粹的雇傭關係，而不是包衣的人身依附關係。因此作者認為，從職業角度來看，樣子匠在宮廷中既無編製又無名份，都是臨時被派當差，由熟悉設計業務的工匠充任。樣子匠的身份與普通匠役無二，是憑特殊技藝謀生的手工業者，在相關檔案中亦被稱為“燙畫樣人”。在《翁同龢日記》中是連名字都沒有被提及的“畫工”。

《雷金玉墓碑》雲雷金玉“蒙欽賜內務府總理欽工處掌□，賞七品官，食七品俸”。那麼樣式房掌案（或掌班）是否真的是七品職官呢？“賞七品官，食七品俸”只是皇帝臨時性的封賞。掌案不過是“燙畫樣人”的“頭目”而已，根本沒有品秩可言。清制，七品官年俸45兩，摺合每月3.75兩，京官例支雙俸，也不過7.5兩。而前述《堂諭司諭檔》中掌案每月津貼6兩、飯費4兩，合計10兩，已經達到了六品京官的收入水平，說明掌案收入與七品官俸沒有對應關係。至於晚清時雷金玉被貤贈奉政大夫（正五品），雷家璽被貤贈奉直大夫（從五品），雷景修被誥授奉政大夫晉封朝議大夫（從四品），最後貤贈通奉大夫（從二品）等皆是通過捐輸得來的。所費資財，在雷氏筆記中都有清楚的記載。

梁思成先生在《中國建築與中國建築師》中寫道：“在清朝……北京皇室的建築師成了世襲的職位……這個世襲的建築師家族被稱為‘樣式雷’。”掌案的職位確是世襲的嗎？清制，世襲僅指帝位、爵位、領地（土官）等的世代承襲。樣式房掌案既非爵位又非土官，何來世襲之說？雖然雷氏家族自雷金玉至雷獻彩七代共有10餘人擔任過樣式房掌案職位，但這隻能說明雷氏家族在建築規劃、設計等方面技藝高超，少旁人可比，故而能屢任掌案之職。倘使掌案職位果為世襲，就不會有雷氏後人爭工的故事，更不會有雷聲澄的掌案職位被他人攘奪、雷景修將掌案移與他人承辦的情況發生。事實上，清代皇家建築工程也並非全由雷氏一族承擔，雷金玉之前有梁九，雷聲澄幼年時有雷金玉的“夥伴”，雷景修青年時期有郭九等，以及雷思躍與雷思起爭工等事例充分說明，樣式房掌案的職位是有競爭的，優勝劣汰是競爭的法則。

在主持建築設計的同時，雷氏家族還兼辦內檐裝修，包攬從材料購置、設計到製作的全部工程。因此，他們不僅是建築師，同時還是營造商。如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奉宸苑、總管內務府會同承辦工程處在給雷思起赴津購辦三海工程內檐裝修免稅放行的執照中，寫明其身份為“承辦裝修商人”。雷氏開辦有自家的營造廠，名“龍（隆）聚”，是承擔光緒十一年（1885年）至十八年（1892年）西苑大修工程中的十六家廠商之一。此外，從現有材料分析，雷景修、雷思起、雷廷昌等與樣子匠職業無關的身份還有地主、房產主、普通商人、放貸人等。在樣式房內工作的還有其他一些非雷氏家族的樣子匠，雖然限於材料其身份目前還不能有定論，但作者認為應與普通匠人無異。

在皇家建築設計中的作用

光緒十九年（1893年）雷廷昌在一張紙片上寫過這樣一段話：“樣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案（按）規矩、例制之法繪圖、燙樣，上奉旨議（意），下遵堂司諭，其擬活計，自案（按）法辦以成，更改由上意。而今辦法，上意傳出，官役並無定準辦法，下忍（任）意擬辦，三心八意，以至用有辦法之人，又忍（“任”？原字被刪去）聽回稟，例制直言，不順耳也。”儘管這段牢騷話的後半段讀起來不夠通順，但還是表述了很多關於樣子匠在清代皇家建築設計中的作用等極富研究價值的寶貴信息。首先，“樣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說明樣式房及其匠人在建築設計、施工中處於主導專業地位，與現代建築專業及建築師的作用基本無異。其次，設計方法是“案（按）規矩、例制之法繪圖、燙樣”，即根據清代建築工程模數化、標準化的生產與設計特點進行建築設計，完成圖紙和模型。再次，“上奉旨議（意），下遵堂司諭……更改由上意”，說明業主（皇帝、太后、董工王大臣）的意見在建築設計、施工中占統治地位。《園冶》論造園有“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之說。但計成所說的“主人”，“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即所謂“主人”不是建築物的“主人”，而是主持建築計劃的人（即今日之建築師）。建築師必須善於秉承園主人的意圖，並把它轉化為規劃的主導思想，從而具體地貫徹於造園的全部實踐之中，能否做到這一點往往是一座園林建設成敗的關鍵所在。在清代皇家建築的設計與營造中，皇帝往往對建築工程直接發出指令，甚至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此時的“主人”就是真正的建築物的主人；而應該作為“能主之人”的建築師的作用則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除了雷廷昌的筆錄外，各種文獻、檔案中記載的皇帝、太后直接干預皇家建築設計、施工的實例不勝枚舉。對於“主人”的意圖，樣子匠只有和盤接受，即便是朝令夕改，也只能在所不辭。所以，清代皇家建築設計的優劣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決定於皇帝、太后或董工官員的修養和學識的，不是樣子匠能夠左右的。加之工程進行過程中，了無專業背景的中下級官吏的阿諛奉承和中飽私囊，製造了重重困難，無怪乎雷廷昌會發出那樣無奈的感嘆了。

與帝、后的關係

樣式雷與帝、后之間的對話，就目前材料看僅有兩次。第一次是前述《雷金玉墓碑》中記載的“恭遇康熙年間修建海淀園庭工程，我曾祖考（雷金玉）領楠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樑，得蒙皇恩召見奏對。”第二次是“（雷）思起自記，同治十三年因園庭工程進呈圖樣與子廷昌蒙召見五次”。實際上，這兩次召見都是特例，第一次是在上樑儀式上，第二次則是因為圓明園重修工程不便完全公開。結合前文關於雷氏家族通過捐輸取得散階職銜的論述可知，所謂樣式雷世家“時常得到皇上和太后的肯定和獎賞，有時皇帝要親自召見獎賞，還要加官進爵”的說法明顯有臆斷的成分。

與皇族、官員的關係

正常情況下，皇帝有關建築工程的“旨意（議）”一般通過軍機處、內閣、內務府或直接通過太監傳給有關機構或官員，再由這些機構或官員轉達給樣式房。皇帝的“旨意（議）”及有關官員的“堂司諭”會被抄錄在《旨意（議）檔》或《堂司諭檔》作為備忘和對質的憑據。供皇帝御覽的畫樣、燙樣也都是由承修王、大臣進呈，有的畫樣就夾在奏摺或奏案中。從遺留下來的雷氏筆記等文獻中可以看出，晚清時期雷氏家族與恭親王（奕欣）、醇親王（弈譞）、惇親王（奕誴）等皇族及一些官員保持著比較密切的私交。雷氏家族成員為得到工程項目的設計任務，往往需要疏通承修王、大臣的“道路”，還經常替皇族（另有如載洵、載濤等）、官員（如福錕、“文大人”（文銛或文錫）、英年等）人設計府邸和私宅。這些皇族、官員也會在工程進行中從多方面關照樣子匠的業務與生活。

與算房、其他營造廠商的關係

樣式房不僅專職從事建築設計事務，還要與算房合作編製相關《工程做法》，並和各承包廠商及工頭聯繫，指導施工。雷廷昌幼子雷獻華與高氏聯姻，其後人自雲高氏即為“算房高”（高芸）家。雷氏家族與其他木廠也素有業務往來，如朱啟鈐輯《雷氏年譜》記載：咸豐元年，雷思起上天合局看活后赴昌西陵三義局作櫃三年。但轉年思起辭退三義局，奉吉堂諭隨赴昌西陵工去。咸豐九年，思起赴陵工，其弟思振隨赴廣源廠寫賬。上述記載說明樣式雷世家除了自己對後人進行業務訓練外，還要派他們到木廠實習，以增加實踐機會。在雷氏賬目中經常記載從某某木廠領回銀錢數十兩乃至上百兩，卻從未說明這些款項的名目。作者認為可能是接受木廠的“指導費”或“回扣”。以上所述足見樣子匠與算手和木廠之間也保持著錯綜複雜、千絲萬縷的聯繫。

“樣式雷”建築世家經過八代人的智慧和汗水，留下了眾多偉大的古建作品，也為中國乃至世界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樣式雷”的作品非常多，包括故宮、北海、中海、南海、圓明園、萬春園、頤和園、景山、天壇、清東陵、清西陵等。這其中有宮殿、園林、壇廟、陵寢，也有京城大量的衙署、王府、私宅以及御道、河堤，還有彩畫、瓷磚、琺琅、景泰藍等。此外，還有承德避暑山莊、杭州的行宮等著名皇家建築。總之，佔據了中國1/5世界遺產的建築設計，都出自雷家人之手。另外，在戰亂年間，雷家人還從事了大量皇家建築的修復工作。八國聯軍再次入侵時，北京城和城內外各類皇家建築再度遭到破壞，雷廷昌及雷獻彩主持了大規模修復、重建工程，如北京正陽門及箭樓等城樓、大高玄殿、中南海等。雷家為中國古代建築作出了巨大貢獻。“樣式雷”的作品非常講究選址，並在建築設計上保證房屋冬暖夏涼，很多建築工藝就算拿到今天都很先進。同時，樣式雷的作品軸線感特彆強，我們到東陵可以看那裡的景物和建築是相互對應的。每走一步你都會發現，建築和環境緊密結合在一起，實現了真正的“天人合一”。

樣式雷世家最為重要的貢獻不僅表現在其設計成果的最後現實化，而更主要地體現在其設計過程本身——圖樣的繪製、模型的製作方面。大規模的群體建築，必然需要一種多人能夠識別遵循的整體設計圖、甚至構造模型，以表達用語言文字難以表述的情況。在中國這一過程雖出現很久了，就目前所知戰國時就有了建築總平面圖，隋代已出現了模型設計，並逐漸形成了一種專門技術。但到建築設計高手樣式雷手中，又有了更大的改進，現在遺留下來的實物，充分說明了這一技術在清代的發展。這批遺物圖樣大多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燙樣主要在故宮博物院，少量散見於清華大學等處。其時代是道光、咸豐、同治幾朝。樣式雷氏在清中後期，又常負責陵寢工程的設計。雷家璽設計嘉慶昌陵，雷思起設計咸豐定陵，雷廷昌設計同治惠陵及慈安太后陵、慈禧太后陵，並成功地解決了難度很大的地下宮殿主室——金券合攏等問題，達到了很高技術水平。皇家工程，需先選好地址，由算房丈量，內廷提出建築要求，最後由樣式房總體設計，確定軸線，繪製地盤樣以及透視圖、平面透視圖、局部平面圖、局部放大圖等分圖，由粗圖到精圖，才算設計圖完成。雷氏圖樣的設計過程清楚地反映了這一特點，已與現代設計十分相似。而在平面圖中繪製個別建築物的透視圖，是雷氏創造性地運用互相結合之法，更精確地表現個別情況的手段。當設計精圖確定后，又繪製準確的地盤尺寸樣，以反映複雜關係、諧調空間布局，估工估料。雷氏在這方面顯示了高度的技巧，或從庭院陳設到山石、樹木、水池、船塢、花壇，或從地下宮殿的明樓隧道，到地室、石床、金井，均按比例進行安排，用像硬紙板一樣的東西做成模型，並使某此部件能夠拆卸，便於觀看內部結構。此外雷氏的設計還注重建築位置的科學性與環境的諧調性，即使二者巧妙配合，又顯示中國建築群的變化布局藝術。樣式雷在清代200多年的建築活動中留下了永存的紀念。

與封建王朝一起沒落

“樣式雷”在第八代傳人雷獻彩之後就開始沒落了。因為辛亥革命后，作為皇家建築設計的樣式房差務也就隨之消失。雷獻彩也沒能留下子嗣。他在經歷著失業的痛苦時，還要忍受無人後繼香火的悲哀，雙重打擊使得這位末代“樣式雷”鬱鬱而終。除了歷史原因，“樣式雷”的沒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吸毒。樣式雷圖檔的記載顯示，至少從雷思起、雷廷昌起就開始抽鴉片。雷思起、雷廷昌都有傷，一個是腿，一個是腰，吸毒可能是為了止疼，然後就吸上癮了。清朝敗亡，各地戰亂頻繁，雷氏家道隨之迅速敗落，幾乎沒有人再從事建築行業。家族後人為生計所迫，開始瓜分和變賣家中的圖檔收藏。由於“樣式雷”聲名顯赫，這些圖檔在市面上十分搶手，並開始流往海外。所幸，一些有識之士注意到這個問題，尤其是以朱啟鈐先生為首的營造學社發動文人及相關機構將大量圖紙和燙樣收購回來。1930年，“樣式雷”後人將大部分圖檔賣給了當時的北平圖書館，賣了4500塊銀圓。據說當時的圖紙和燙樣足足裝滿了10卡車。這使得大部分圖檔又獲得了保藏。然而，當時仍有部分圖檔分散在雷氏後人手裡。1964年底，兩位雷氏後人來到北京市文物局。他們帶來了一平板三輪的“樣式雷”畫樣。市領導請他們吃了一頓燉肉烙餅，開了一張收據。“文革”開始后，雷氏後人將剩下的圖紙和燙樣都偷偷燒掉了。“樣式雷”逐漸淡出了歷史的視線。

雷家子孫興亡繼絕

作為中國獲得的第五個世界記憶遺產項目，“樣式雷”建築圖檔實物現身中國國家圖書館。展覽的是從現存於世的清代樣式雷圖檔中遴選出的276件，絕大部分是首次展出。有文華殿立樣全圖、圓明園內文源閣圖樣；有反映圓明園的來水情況的“圓明園來水河道全圖”、天壇的第一手修建史料———“天壇工程做法及工料冊”。“樣式雷”開始重新進入世人的視線中。作為雷家的後裔，雷印華覺得自己有必要站出來點燃復興古典建築文化的火種。在世界上的建築世家文化中，“樣式雷”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既有實物、也有圖檔，還有建築原型。日本人對於雷家的建築特別推崇。王其亨教授在研究“樣式雷”的過程中，很多日本人都無償地把流落到海外的圖檔提供給他研究。現在日本的很多建築都還保留“樣式雷”作品的理念。“樣式雷”的作品，不論是從建築理念，還是實際建造上，都蘊含著無窮的智慧。儘管其傳承斷裂了，但是，相信其傳奇必然還會繼續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