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歷史

《經學歷史》是皮錫瑞較有影響的經學著作之一，也是中國的第一部經學史專著。《經學歷史》刊刻於1907年，1928年經周予同先生的點校，商務印書館作為國學基本叢書出版了《經學歷史》。此後，該書一直被當作經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目。但學界對於該書在編纂方面的優劣，諸如編纂體例、史料運用的得失以及影響少有分析。以下，本文力圖在這一方面作一勾勒，以嘗試對《經學歷史》研究的另一個側面略加探討。

（一）會通性

作為中國的第一部經學史，《經學歷史》的最主要特點首先是它的會通性，這裡的“通”，包括時間跨度、內容的廣度，同時也指皮氏寫作思想的一致性。

眾所周知，經學在傳統社會中始終佔據著意識形態的中樞地位，因此，在傳統社會中經學一直受到各階層的重視。《史記》中首列《儒林傳》，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傳記體經學史；班固《漢書》，增設《藝文志》而開書志體經學史的先河，以後經學史一直是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與此同時，私家著史也重視經學史的梳理，如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中注重辯明經籍的源流，南宋鄭樵《通志•二十略》中的《經籍考》在考訂經籍的同時，更注重於經籍的流變。明代中後期，朱睦桔作《授經圖》將圖、傳、記集於一身，實際是清初朱彝尊《經義考》的先聲，都是以書志體為主的經學通史。成書於乾隆年間的《四庫提要•經部》也是在時代學風影響下對經學的總結。

然而，皮錫瑞以前的歷代學者，他們對經學的論述都還稱不上一部“經學史”，他們也沒有用“經學歷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確意識。皮錫瑞有前輩先賢為他所作的積累與鋪墊，有對兩千年經學發展進行總結性論述的自覺；更由於1905年廢除科舉，經學“死亡”，需要對經學歷史作一番探究原委的梳理，因此，皮氏在繼承傳統經學研究的基礎上，把經學在傳統社會的歷史作了一番成系統能的整理與介紹，在《經學歷史》一書中，皮氏從孔子刪定六經述起，以儒家經典在春秋時期的流傳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為終結，對前經學時期以及經學獨尊以後的各個階段都有涉及，與經學發展始終的軌跡基本吻合，反映了經學從始到終的全部歷程，既是對傳統經學史的發展，又是經學發展的一個全過程的總結。因此，從時間跨度來講，《經學歷史》一書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國經學史。

從《經學歷史》一書的具體內容來看，它汲取了史學中會通的特點。如前所言，傳統的經學史主要以傳記體和書志體為主，其中傳記體的經學史以人物為綱，因人立傳，重在考察人物的經學學術宗旨與學術傳承；書志體經學史以典籍為綱，因典籍分類立志，附以記或後記，而以記錄典章制度為主連同選舉、學校的典志體也間出其中。上述三種經學史體儘管從不同側面反應了經學的發展，但總是給讀者一種“片面”而非“整體”的感覺。而《經學歷史》在論述每一時期的經學發展時，首述該時期經學發展的大勢，並將該時期的制度（包括選舉、學校）、重要經學家、每一經典在這一時期的訓釋大略以及這一時期經學的新特點一一列舉，這樣，既能把握經學發展的大勢，又能對經學發展的個別環節有一“個案”的了解，擴大了傳統經學史的涵蓋面，給人一種高度概括的總體感觀。

傳統經學史以傳記體和書志體為主，但是，傳記體重在紀“人”，主要記錄某一時期學者的經學思想和經學活動；書志體重在志“書”，記錄典籍的傳衍以及變化，儘管撰著者在編寫過程中不乏主題思想，但“記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欲其圓而神”，從經學的角度來說，傳紀體和書志體的史料保存價值往往大於史學價值，缺乏通識別裁能力，使得經學史成了一種史料的堆砌給人以一種汗漫無歸的感覺。

《經學歷史》較好地彌補了傳紀、書志二體之缺。在該書中，皮氏以今文經學作為經學的正宗源頭，在對經學發展各時期的敘述中一以今文經學的發展為依歸而判別之。在書中第一部分，皮氏上溯經學源頭，認定“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之時”，認為孔子刪削上古三代文獻並在其中滲透了自己的微言大義，從而形成了經學。經學形成之後，在戰國時期流傳於孔門弟子，但當時已經出現了經史之別：經學以孔子刪削的六經為底本，其學要在講求微言大義；而史學是以未經孔子刪削的上古三代文獻為底本，其學重史實之考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被確立為官方思想，但是武、宣之際，王霸雜用，所以此時皮氏定為經學昌明時期。西漢元、成之後，經學成為主流學術並與政治活動相結合，直至東漢末，期間一直是今文經學獨處廟堂，因此皮氏定此期為經學極盛時期。漢末鄭玄遍注群經，雜用今古，混亂了今古文家法，使得本來不解經的古文學派的經解也經“學”系統，后又加魏王肅的推衍，使得今文家法更無從找尋，所以皮氏定魏晉時期為經學中衰時期。東晉、南北朝期間，戰爭頻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受民族文化融合大潮流的推動，他們在吸收漢文化時以繼承為主，古文經學逐漸成為經學的主流；南方，在玄學的影響下出現了玄化的趨勢，經學走向了多元化。南北學風不盡相同，皮氏把該時期定為經學分立時期。唐代統一南北后，為了加強思想控制，太宗令孔穎達主持撰修《五經正義》，對南北朝以來的義疏進行了整合，從而結束了魏晉以來的經學多元化局面，此為經學統一時期。

宋學在繼中唐疑古惑經的學風中興起，宋學中派別眾多，但真正對後代經學發展有影響的是“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的道學――即理學，理學家在解經過程中貫徹依經明理依經明道的路徑，“不信傳注，馴至疑經，疑經不已，馴至改經、刪經以就己說”別出心裁以構築自己的理論體系，脫離了漢唐註疏之學，是故皮氏定兩宋時期為經學變古時期。元明之際，由於理學的進一步的發展演變，特別是心學興起后，義理之學大盛，這便導致解經時新義疊出，這與皮氏的“經學宜述古而不宜標新”的立場相悖，皮氏斥這一時期為經學的極衰時期。清代考據大興，皮氏認為清學是在力圖恢復漢代的經學，特別是“乾隆以後，漢學大明，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至今日復明”，因此，清學是經學復盛時期。由於皮氏今文家的學術立場，他的劃分尺度並不一定正確，但是皮氏以今文經學為正統，按照今文為宗，古文儘管不解經，但去古未遠，基本沒有脫離經學的原意，宋學變古，盡棄古人舊說，故經學轉衰的邏輯，將整個經學的發展脈絡用一條清晰的線索梳理出來，最終把經學史貫穿為一個前後不可分割的整體，比較容易看出經學史的發展演變，這與傳統的紀傳體和書志體經學史那種見木不見林，支離破碎的現象相比是一種嘗試，也是一種突破。

皮氏在《經學歷史》中，用自己的觀點對經學發展的各個時期作了一個連貫的敘述，使得我們能較為容易把握經學的演變。在敘述經學變化的過程中，皮氏注意對各時期經學現象的成因進行分析，如在分析兩漢今文經學衰落的原因時，首先從今文經學自身的原因出發，認為今文經學在東漢時，章句之學越來越繁瑣，不能適合時代的需要；加之受到古文經學的打擊，從而走向衰落。這種注重對學術演變前因後果的分析，對於後人理解經學蛻變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啟發性。

《經學歷史》一書的另一個較為明顯的特點還表現在該書的編纂體例上。

《經學歷史》在述論經學發展的過程時，將經學史劃分為十個時期。每個時期的標目實際上也就是該時段的特點。在講述每一時段的經學發展時，皮氏從制度、經籍、人物等幾個方面展開論述，皮氏中間還插有皮氏之評論，夾敘夾議，“史”“論”結合，這種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經學發展過程中“面”上的表現，又注重“整體”與“局部”的統一，即面上的展開均與該時期的特點相一致，每一分段的論述又為皮氏經學觀――今文經學為正宗這一總論點服務。這種體例有利於從橫向――經學發展的面上的表現和縱向――經學發展的總體趨向把握經學，使得在敘述經學史時，既能了解經學在各個時期發展的大勢，又能把握這一時段經學在經學史總體中所處的位置，以及這一時期上一時期前後的聯繫與得失，集敘述議論於一體，做到了以史證論而又論從史出，這實際上是借鑒了章節體的特點。我們知道，章節體主要特點是以章節為綱，按題分章立節。不同章節的編排有助於加深對問題的研究，有較大的包容性。《經學歷史》一書，不能算是純粹意義上的章節體，因為其中沒有“章節”名稱，但皮氏所列標題一目了然，概括大要，實具有章節的意義。章節體體例源於西方，近代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學術也走上了近代化的歷程。《經學歷史》在繼承中國傳統經學史的基礎上，借鑒了西方史學的編纂體例之長，對學術史、經學史的研究走在向近代化的歷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二）優點與糟粕

作為第一部完整意義上的中國經學史，《經學歷史》有其優點，但由於受作者學術立場的限制和時代的局限，其中也存在著許多的問題甚至是錯誤，具體表現為：該書對經學史上各階段的重要經學人物的評價有失偏頗；對於經學史上某些重要流派甚至避而不談。

皮氏站在今文經學家的立場，對於經學史上的重要的解經流派――古文經學和宋學都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古文經學是史學；宋學經解不符合聖人之意。然而，宋學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孟子的升格運動，理學在發展傳統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的同時，更偏重於內聖之學，最終使得《四書》之學超越於《五經》之上，修齊治平之道成了社會各階層崇奉勿替的價值準則，從而對傳統社會中後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理學家在繼承魏晉玄學宇宙本體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精緻的形上思辨，使得傳統儒學更加理論化。這對於強化中華民族的邏輯思辨能力，拓展傳統儒學的學術內涵都具有了無可替代的積極意義。因而是中國傳統儒學的重要發展階段。而《經學歷史》僅以“空談義理則無用”而否定之，不免顯示出濃厚的功利化色彩，故評價也就武斷。但值得注意的是，皮氏在否定宋儒義理解經時，對於朱熹一派缺多有提及並曲意回護，如提到理學家刪削經文以就己意時，皮氏認為此種學風與朱熹無關而肇端於二程兄弟，謂二程兄弟從義理出發斷定章句的“真偽”，而朱熹則是按照理學的義理補寫並加以發揮而形成現在的《大學》通行本。其實，朱熹強分《大學》“經”、“傳”，學界早有此說，皮氏明知而不置一喙，顯失公允。我們知道，朱熹治學重“格物”、“致知”，在學風上表現為朱熹重名物、典制的考據，是故章學誠認為朱學為清代學術的思想源頭。我們看清代今文家如庄存與、劉逢祿、宋翔鳳，因其人受乾嘉考據學風浸染較深，故均對朱熹極有好感而崇奉之。此種選擇，與後期的魏源、康有為的是陸王而非程朱而大不相同。如前所述，皮錫瑞治學踵凌曙、陳立、王闓運一派而來，其學風亦屬實學一路，也因此皮氏要曲意回護朱熹。正是站在這一立場上，皮氏對於理學中的重要流派――陸王心學，沒有專門進行評說。這不是簡單的忽略，而是和皮氏的家派門戶之見有關。皮氏從通經致用的角度出發評價經學流派，但皮氏又受考據學風的浸染，從今古文方面來看，他尊今抑古；在漢宋觀上，皮氏褒漢而貶宋，他一直堅持清儒反形上思辨的傳統，認為其性理之談近於老釋之學，而在朱學與陸王心學的評判上，朱熹學風紮實，實為清儒考據學風的不祧之祖。皮氏重考據，與朱學之實證學風存在暗合的一面，是故《經學歷史》多曲護朱熹，而對陸王心學只用“糟粕六經”一語帶過，更不要說對其進行客觀的分析了。

皮氏對於經學史上重要的人物的評價也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在皮氏看來，凡治古文經者，在政治上均有大逆不道之傾向，如他認為劉歆治古文是為了助莽篡漢，又謂王肅、杜預之倡古文、注《左傳》是為了助司馬氏篡魏。劉歆之助莽與他治古文經了無干係，此一點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已有明辨，至於說王肅、杜預之治古文，與司馬氏之篡魏有關，於史無征，這更屬皮氏的主觀臆斷。查《魏書》王肅列傳，稱：“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根本找不到王肅助司馬篡魏的影子，至於杜預，他本著古文經學的立場，從前人對《左傳》的註釋中找出符合《春秋》的解說作《春秋左傳集解》，今人劉家和先生已有詳論，可供參考。查找《晉書•杜預傳》也根本找不到杜預幫助司馬氏篡魏的痕迹。

《經學歷史》將經學的發展分為十期。從皮氏的分期來看，經學的發展從兩漢以後就在走向衰落。皮氏重“今”輕“古”，揚“漢”抑“宋”。他認為古文經學之興起是對經學的第一次破壞；宋學之興又是對漢學的破壞，因此，皮氏對古文經學與宋學評價極低，他的經學歷史即是以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的破壞以及宋學對漢學的破壞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但是自西漢末古文經學興起后，重典制考證、音韻訓詁，實為經學“向前”發展而非“衰落”的一個新階段，由許慎、鄭玄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家，開啟了下至於隋唐的一代新學風；至於理學，雜采佛老入儒，將儒學的綱常名教作“形上”安頓，將傳統儒學理論化、“哲理化”，這更應當視為經學的發展而不是衰落。在理學發展的過程中，朱熹一派由“格物”而“致知”的治學路線，胎育出嚴謹紮實的治學風格，這不僅是東漢經學學風的回應，更是清儒考據學風的源頭。朱學與清儒之淵源，章學誠《文史通義•朱陸》所言甚詳，惜乎皮氏對此均視而不見，他站在“今文”（西）“漢學”的立場上抑古文、反宋學，以己意而衡經學之衰落，皮氏的這種分期法歸根結底是為了凸顯清代今文經學的“復興之功”。

皮氏以“有用則盛，無用則衰”視經學，全然將經學作為政治的工具來看待。他認為今文經學的衰落是由於章句之學的發展使得後期今文經師背離了先師的師法，偏離了為現實政治服務這一目標而走向衰落。殊不知，兩漢今文經學的衰落恰恰是因為今文經學與政治之間未能保持一定的張力，和現實政治“貼”得太近所致，今文經學的讖緯神學化是它衰落的重要原因，皮氏站在“今文”（西）“漢學”立場上的經學分期法，家派色彩太濃，主觀性太強，未能真正揭示經學歷史發展的實質。

（三）影響

《經學歷史》成書於1905年，1907年由長沙思賢書局刊刻，從此，該書迅速流傳，1928年，商務印書館作為國學基本從書出版，對於近代以來的政治、學術研究起過重大的影響。

在政治上，皮氏反對革命而力主清政府推行新政，《經學歷史》一書正是皮氏這種政治立場的產物。1905－－1907年，章太炎正以古文經學為武器，大倡排滿革命，與當時宣傳保皇的康有為進行論戰。章氏見到《經學歷史》后立刻明白了皮氏政治含義，是故章氏將皮氏視為康有為之同道，而對其《經學歷史》痛加批駁，1907年章太炎作《駁皮錫瑞三書》，謂《經學歷史》“鈔書原委，故妄以己意裁斷，疑《易》《禮》皆孔子所為，愚誣滋甚”，為“牧豎所不足道”， “然而，章太炎仍糾纏於孔子喜《易》制《禮》的古老爭論上，並不能否定皮氏”，並沒有辨明《易》與《春秋》是否是經學之重鎮，也即清代今文家的理論到底能否成立。但是，章氏為革命派領袖，學界泰斗，他能夠注意到《經學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應了《經學歷史》一書在當時的影響。

《經學歷史》成書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經學至此退出政治舞台，這使得《經學歷史》對於經學史的敘述成了經學壽終正寢的輓歌。在經學由中心走向邊緣化的過程中，對經學史的研究逐漸走向學術化的道路，《經學歷史》對此有一定的推動作用。1907年《經學歷史》刊行后，同年劉師培作《經學歷史教科書》，劉氏將經學歷史的發展分為四期，其所重在經學典籍的傳衍，劉氏身為古文家，他的經學立場與皮錫瑞大異其趣，書中多次強調了古文典籍之可信，顯然系針對《經學歷史》及《經學通論》而發，以糾皮氏之偏頗。這種論辯實際上推動了經學史研究的發展。1927年，日本人本田成之的作《支那經學史論》，本氏將中國經學發展分為七個時期，顯然受到《經學歷史》的啟迪。本氏述先秦述儒學典籍的流傳完全取法《經學歷史》；其有關兩漢今文經師的“師法”與“家法”之說也全由皮氏之論脫胎而來。1936年，馬宗霍作《中國經學史》，馬氏在自序明謂：“晚世有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始自具裁斷”，肯定了皮氏在經學史研究的首創之功，但認為皮書“與但事抄書者稍殊，持論既偏，取材復隘”。馬氏之書實是對皮氏之書得糾偏，但在分期（馬氏分為十二期，按朝代裁斷）上下限於皮氏分法大同小異，在內容上，也借鑒了皮氏的會通思想，體例上，馬氏在書中史論結合，在章節體已走向普及的時期（馬氏書成於1936年），仍然與皮氏之書的形式無大改動，足見皮氏是在糾正皮氏，同時也看出其受皮氏影響之深。馬書於皮氏之書相比，無論從觀點上、材料上都比皮書客觀充分，但與皮氏之書的關係來看，不能不想到皮書對經學史研究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