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匱玉函要略方

全書共25篇，闡述內科等病證數十種，治療方劑262首(包括附方)，其編法的特點是將方劑列於病證之下，使學者

在倉促之際易於檢用；又選取魏晉迄北宋初一些名醫、名著中散在之效方，附於有關病篇之後(分篇多以癥候相關或病位、科別相近者合編於一篇中)。全書自“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至“果實菜谷禁忌並治”止。所述病證包括內科雜病方面的有：痙病、中暍、百合病、狐惑病、瘧病、中風、歷節、血痹、虛勞、肺癰、咳嗽上氣、奔豚氣、胸痹、心痛、短氣、腹滿、宿食、痰飲、消渴、水氣、黃疸、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嘔吐穢物、下痢等40多種常見病。診病突出臟腑辨證，示後人以脈證規範。其辨證論治的思想方法，為中醫內科學及其他臨床學科奠定了基礎。

除內科病證外，此書也兼論臨床其他各科病證的證治。婦產科如月經病、帶下、婦人雜病、妊娠及產後等病證；外科如腸癰、浸淫瘡等病證。此外還載述急救猝死、臟腑經絡病脈、飲食宜忌、中毒等內容。仲景論病，較重視病因、病機之闡析，施調理、法、方、葯之精挈合拍。書中總結了東漢以前有關雜病的豐富臨床經驗，為後世學者提供了辨證論治和方葯配伍的基本原則。治療部分所列述的大量實用效方，具有較高的臨床價值，是作者“勤求古訓，博採眾方”，並在前人方治基礎上所進行的總結、提高。此書不僅被內科臨床工作者視為經典，於後世各科醫療實踐和方劑學的發展也作出了重大貢獻。

應予指出的是，《金匱玉函要略》亦體現了整體觀念的思想方法，並承襲了《內經》中“治未病”和“治病必求於本”的防治思想。在診治方面，已客觀地表述了“八綱”(陰、陽、表、里、虛、實、寒、熱)，“八法”(汗、吐、下、和、溫、清、消、補)。書中雖以內服方法為主，也記述了內容豐富的多種外治法，如用人工呼吸配合運動肢體等其他急救措施搶救“自縊”。

《金匱玉函要略》自元代迄今，其註釋本幾近百種，古注本中最早為元代趙以德《金匱要略衍義》；最著名為清代尤在涇《金匱要略心典》。其他古代著名注本、譯本有：清代徐彬《金匱要略論注》，程林《金匱要略直解》，周揚俊《金匱玉函經二柱》，沈明宗《金匱要略編注》，魏荔彤《金匱要略方論本義》，黃元御《金匱懸解》，吳謙等《訂正金匱要略注》，陳修園《金匱要略淺注》，唐容川《金匱要略淺注補正》，以及現代之《金匱要略今釋》(陸淵雷)、《金匱要略譯釋》(南京中醫學院)、《金匱要略語譯》(中醫研究院)、《金匱要略提要便讀》(何任)等。除上述國內注、譯本外，並有國外注本和研究性著作，如日本國丹波元簡《金匱玉函要略輯義》，丹波元堅《金匱玉函要略述義》等。

《金匱玉函要略》刊本較多。現存最早有元刻本，另有多種明清刻本，其中《醫統正脈》本較為著名。此外還有數種日刻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影印本、排印本等。

張仲景名機，被人稱為醫聖。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鄧州市穰東鎮張寨村，另說河南南陽市）人。生於東漢桓帝

元嘉、永興年間，（約公元150～154年），死於建安末年（約公元215～219年）活了七十歲左右。相傳曾舉孝廉，做過長沙太守，所以有張長沙之稱。

張仲景從小嗜好醫學，“博通群書，潛樂道術。”當他十歲時，就已讀了許多書，特別是有關醫學的書。他的同鄉何顒賞識他的才智和特長，曾經對他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后將為良醫”（《何顒別傳》）。後來，張仲景果真成了良醫，被人稱為“醫中之聖，方中之祖。”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關，但主要是他熱愛醫藥專業，善於“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結果。年輕時曾跟同郡張伯祖學醫。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和臨床實踐，醫名大振，成為中國醫學史上一位傑出的醫學家。

他是處在動亂的東漢末年，連年混戰，“民棄農業”，都市田莊多成荒野，人民顛沛流離，饑寒困頓。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尤其是洛陽、南陽，會稽（紹興）疫情嚴重。“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張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對這種悲痛的慘景，張仲景目擊心傷。據載自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內有三分之二的人死於傳染病，其中傷寒病佔百分之七十。“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傷寒論》自序）。於是，他發憤研究醫學，立志做個能解脫人民疾苦的醫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傷寒論》自序）。當時，在他的宗族中有個人叫張伯祖，是個極有聲望的醫生。張仲景為了學習醫學，就去拜他做老師。張伯祖見他聰明好學，又有刻苦鑽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醫學知識和醫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而張仲景竟盡得其傳。何顒在《襄陽府志》一書中曾讚歎說：“仲景之術，精於伯祖”。

張仲景刻苦學習《內經》，廣泛收集醫方，寫出了傳世巨著《傷寒雜病論》。它確立的辨證論治的原則，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是中醫的靈魂所在。在方劑學方面，《傷寒雜病論》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創造了很多劑型，記載了大量有效的方劑。其所確立的六經辯證的治療原則，受到歷代醫學家的推崇。這是中國第一部從理論到實踐、確立辨證論治法則的醫學專著，是中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後學者研習中醫必備的經典著作，廣泛受到醫學生和臨床大夫的重視。

《傷寒雜病論》序中有這樣一段話：“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生長全，以養其身”，表現了仲景作為醫學大家的仁心仁德，後人尊稱他為“醫宗之聖”。

儘管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但由於他父親曾在朝廷做過官，對參加科舉考試，以謀得一官半職很是

看重，就要張仲景參加考試。古時的人以不忠不孝為最大恥辱，儘管張仲景很不情願，但也不願違背父命，落一個不孝之子的名聲。因此在靈帝時（約公元168～188年），舉孝廉，進入官場。在建安年間（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派到長沙做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醫術，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時代，做官的不能隨便進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觸百姓，就不能為他們治療，自己的醫術也就不能長進。於是張仲景想了一個辦法，擇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不問政事，讓有病的百姓進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個地仔細為群眾診治。他讓衙役貼出安民告示，告訴老百姓這一消息。他的舉動在當地產生了強烈的震動，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對張仲景更加擁戴。時間久了便形成了慣例。每逢農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門前便聚集了來自各方求醫看病的群眾，甚至有些人帶著行李遠道而來。後來人們就把坐在藥鋪里給人看病的醫生，通稱為“坐堂醫生”，用來紀念張仲景。

張仲景看到百姓對他非常信任，在醫術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斷探索。他大量採集民間驗方，進行認真研究。有時甚至不畏路途遙遠，拜師取經。有一次他聽說襄陽城裡同濟堂有個綽號“王神仙”的名醫，對治療扼背瘡很有經驗。他立即帶著行李，長途跋涉幾百里，去拜“王神仙”為師。對“王神仙”在藥性、醫道各方面的獨到之處都用心學習研究，獲益很大。

雖然張仲景的醫術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醫治。俗話說，“大兵之後，必有災年”。東漢末年，戰亂頻繁，不斷的戰爭導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間，瘟疫大流行，前後達5次之多，使很多人喪生，一些市鎮變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於傷寒病的人最多。如張仲景的家族，原來有200多人，自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來，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病。一些庸醫便趁火打劫，不給病人認真診脈，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對片刻，便開方抓藥，只知道賺昧心錢。更多的人，雖師承名醫，卻不思進取，因循守舊，不精心研究醫方、醫術，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競相追逐權勢榮耀，忘記了自己的本分。張仲景對這些人非常氣憤，痛加斥責，他決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傷寒病。從此他“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刻苦研讀《素問》、《靈樞》、《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葯錄》等古代醫書，繼承《內經》

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廣泛借鑒其他醫家的治療方法，結合個人臨床診斷經驗，研究治療傷寒雜病的方法，並於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開始著手撰寫《傷寒雜病論》。

這時候，東漢王朝四分五裂，張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難回。於是他就到嶺南隱居，專心研究醫學，撰寫醫書。到建安十五年，終於寫成了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經後人整理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本書。《傷寒雜病論》系統地概括了“辨證施治”的理論，為中國中醫病因學說和方劑學說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該書被奉為“方書之祖”，張仲景也被譽為“經方大師”。

張仲景寫成該書後仍專心研究醫學，直到與世長辭。晉武帝司馬炎統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張仲景的遺體才被後人運回故鄉安葬，並在南陽修建了醫聖祠和仲景墓。

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

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蠢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才數家耳。它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急治病其有未備。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核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徵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采散在諸家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玉函要略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倫傳》云：“出書一卷曰：此書可以活人”。

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大哉炎農聖法，屬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盈溢，而萬物莫不盡和矣。

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傳。

《傷寒論》、《金匱要略》不但在國內歷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數百家之多，為歷代研究、治療急性熱病的醫學家

所遵循，成為他們發展、發揮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的基礎、依據和教育後學的課本。在國外也有著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許多《傷寒論》之珍本，並由日本再傳中國而發揮了巨在的影響，而且日本學者研究、註釋《傷寒論》的著作，僅就先後傳到中國而現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匱要略》較好版本也有收藏於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醫學家之研究《金匱要略》而有專著流傳至中國者，有10餘種之多。關於將《傷寒論》《金匱要略》並作重編、方論者，日本名家之專著流傳中國者有近20種，由此可見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在日本的影響之廣泛和深遠。在日本現代醫學昌盛的今天，日本學者仍給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視，許多醫學家在臨床醫療中，仍然十分重視該書原方之應用，並取得很好效果，運用該書中成方製造的成藥，也為日本醫界所依賴。

《金匱玉函要略方》是祖國醫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雜病學專著，它奠定了雜病的理論基礎和臨床規範，具有很高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對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有著重大貢獻和深遠影響，所以它屬於祖國醫學的四大經典著作之一，被歷代推崇為方書之祖和治療雜病的典範，林億謂其“施之於人，其效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