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白

元雜劇中有所謂“賓白”。然而，就現存元代戲曲劇本來看，南戲提示說白用“白”，雜劇一般用“雲”，少數用“白”。惟《元刊雜劇三十種》有兩處出現“賓”字，一處在《氣英布》第一折：

（正末）云：小校那裡！如今那漢過來，持刀斧手便與我殺了者！交那人過來。（等隨何過來見了）（唱賓）（正末雲）住者！你休言語，我跟前下說詞那！（等隨何雲了）（正末唱）

另一處在《李太白貶夜郎》三折：“（賓）：你問我哪裡去？（唱）……”徐沁君先生注云：“賓，當即‘賓白’之簡稱。‘賓白’亦即說白。”（註：徐沁君：《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華書局，1980年，第495頁。本文引元刊雜劇均見徐校本，以下不再注出。）但“唱賓”是怎麼回事？姑且推斷，“賓”可能是介於唱與白之間的念誦，或類似現今戲曲中的韻白。

明初朱有dùn的雜劇，凡宣德刊本，都在劇名下標有“全賓”二字，後來的本子都將此二字刪去，可推知“賓白”在後來的劇本中不大用了。但臧晉叔《元曲選序》、沈德符《顧曲雜言》，及王驥德、李漁等人，都屢屢提到“賓白”，尤其是王驥德的《曲律》與李漁的《閑情偶記·詞曲部》，都有專論“賓白”的部分。他們在論述中往往將“賓白”等同於說白，給人造成了二者相同的印象。

“白”早就有陳述、表白的意思，這在《楚辭》和《史記》中都有用例。但元雜劇為什麼不用“說白”，或直接用“白”，而用了一個令人費解的“賓白”？明代人對此有三種解釋：一、《南詞敘錄》“賓白”條：“唱為主，白為賓，故曰賓白，言其明白易曉也。”（註：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三，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246頁。）凌濛初《譚曲雜zhā》同。二、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曲賓白”：“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註：李詡：《戒庵老人漫筆》，中華書局校點本，1982年，第194頁。）明·姜南《報璞簡記》、單於《菊坡叢話》同。三、焦循《劇說》引毛西河《西河詞話》：“若雜色入場，第有白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為南曲，則雜色人皆唱，不分賓主矣。”（註：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第97-98頁。）

賓白可分為對白和獨白兩種形式。獨白可以分為定場白、沖場白、旁白、帶白幾種。定場白，這是角色第一次上場時的自我介紹，一般先念兩句至四句，再自報家門。這種形式顯示了雜劇從話本、說唱衍化而來的痕迹。沖場白，這是角色第二次上場或第三次上場的說白，直接向觀眾敘述事由或表達心情。旁白就是背著其他演員單獨對觀眾說話。

近世戲劇史著作，一般都不考究“賓白”的本義和來歷。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引明·姜南《報璞簡記》“兩人相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云：“則賓、白又有別矣。”（註：《王國維戲曲論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第81-82頁。）似同意此說。王季思《西廂五劇注》引《菊坡叢話》略同。（註：王季思：《西廂五劇注》，浙江龍吟書屋，1944年，第37頁。）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則大體同意《南詞敘錄》的解釋。（註：參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第201頁。）

“賓白”的來歷與其念誦方式有關，不能迴避。我們認為，“賓白”的遠源是漢賦的主客問答，近源則是佛教論議的“賓主往複”。

遠源於漢賦：

從文體上說，漢賦中的許多作品採用主客問答的形式。馮沅君曾對這一形式及其與戲劇的關係給予了關注，並引班固《西都賦》中“西都賓”與“東都主人”的一段對話作為說明。（註：參馮沅君《漢賦與古優》，《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8-94頁。）漢賦的問答方式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不明確提示主與客，而用杜撰出來的“子虛”與“烏有”、“無為先生”與“虛然子”等人物展開對話；一類則明確有主客之分，例如枚乘的《七發》，以“太子曰”、“客曰”交替展開鋪陳，其中“客”居於話語中心，最終是主人（太子）為“客”的一番話“@③然汗出，霍然病已”。（註：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1頁。）東方朔的《答客難》、楊雄的《解嘲》、班固的《西都賦》、《東都賦》、《答賓戲》則是主人居於話語中心。其中班固的作品出現“賓曰”的提示。“賓曰”即“賓”首先發問，接著是主人一段很長的回答。賦，是有聲的。《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賦的吟誦方式早已存在，《左傳》記誦《詩》多用“賦”，例如“文公十三年”記：“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採薇》之四章”，（註：中華書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經註疏》，第1853頁。）此處所謂“賦”就是吟詠、誦讀的意思，它在節奏、音調兩方面既不同於唱也不同於說。范文瀾《文心雕龍·詮賦篇注》云：“竊疑賦自有一種聲調，細別之與歌不同，與誦亦不同。”（註：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137頁。）王小盾認為，周代“六詩”中的“賦”是用雅言朗誦，與“風”（諷）用方言誦讀相對。（註：參王小盾《詩六義原始》，《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輯，第1-56頁。）用今天的話說，“賦”就是用官話朗讀。漢賦的念誦當亦如之。總之，漢賦的主客問答有兩層含義：從文體上說，賓客一方問難，主方作答；從音聲方式上說，是使用介於說與唱之間的念誦。

元雜劇中的“賓白”，應當也同樣具有這兩層意義。以往的解釋（“兩人對說曰賓”），揭示出第一層含義；而元刊雜劇中“唱賓”的提示，暗示出第二層含義。姑且推測，凡使用官話對白的，即為“賓白”。

近源於佛教：

不過，元雜劇術語“賓白”及其念誦方式，未必直接從漢賦繼承而來。我們知道，漢末佛教傳入以後，其思想與儀式在各階層均產生了巨大影響。佛教講經，以座上講者為“主”，座下聽者為“賓”。但到“論”或“論義”（論議）的時候，則須“賓主往複”，一問一答，共同探討經中奧義。佛教十二部經中有優婆提舍，是梵語Upadesa的音譯，意譯為“論”或“論義”（論議）。論義的起源很早，最初是為對付外道詰難，樹立佛教威信而設立的，故所謂“賓”，本應是外道。但佛教內部，也可以“假立賓主”，實質上成為一種儀式，具有戲劇性。唐釋道掖撰《凈名經關中釋抄》卷一有云：“優婆提舍，此雲‘論義’。賓主往來，詮正理故。”（註：《大正藏》第85冊，第508頁。）馬鳴撰、梁釋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一有云：“假立賓主，往複析論，論量正理，故名為‘論’。”（註：《大正藏》第44冊，第245頁。）宋釋智圓《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卷八記云：“凈名為主，文殊為賓。賓問主答，即往複也。”（註：《大正藏》第38冊，第812頁。）佛教論議傳至我國，自六朝到唐宋的幾百年間都十分興盛。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四記梁武帝蕭衍：“每大法會，帝必親覽，以觀講論。賓主往還，理致途趣，如指掌也。”（註：《大正藏》第55冊，第267頁。）這種論議中的“賓主往還”，或即戲曲“賓白”的近源。

本來，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即有“處士橫議”之風，漢代又有儒生論議。佛教傳入之後，以“論”、“論義”意譯梵語中的Upadesa，兩種風格相近的講學活動十分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說，我國的佛教論議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產物。相比之下，佛教論議遠較儒生論議位置重要，並且推動了論議的伎藝化、戲劇化進程。這是我們將戲劇術語“賓白”的近源歸於佛教的主要原因。

關於論議，張弓、王小盾等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作過研究。他們指出：論議是一種至少由兩人蔘演，以論難雙方圍繞若干命題互相詰難、辯駁為形式特徵的伎藝；論議的戲劇性很強，北齊著名優人石動(tǒng)的滑稽表演、以往被人們歸入參軍戲的《三教論衡》，其實都屬於論議表演；促使論議伎藝最終形成的主要條件是：佛教的傳播、清談的興起、廣場藝術的盛行；唐代論議把講學活動所固有的對機智捷辯的講求，發展成為特殊的娛樂形式；把三教聖人及其經典，轉變為嘲謔戲弄的對象。（註：參張弓《隋唐儒釋道論議與學風流變》，《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王小盾　潘建國《敦煌論議考》，《中國古籍研究》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9-227頁。）毫無疑問，石動tǒng對大德僧人和佛祖的嘲弄及《三教論衡》之類的表演，沒有佛教的摻入是不可想象的。

但佛教自己創立的嚴肅的講經、弘法活動如何衍變成對自身的嘲誚了呢？宋釋神清撰《北山錄》卷九有云：

昔周道安《二教論》、隋彥琮《通極論》，姿縱心目，出沒玄奧；假立賓主，先設奇難，后始通之。……而後世李仲卿等得之，穿窬為盜，隱其所通，演其所難，以制《十異九迷》等論，誑彼所不知者。（註：《大正藏》第52冊，第628頁。）

這裡涉及到釋道二教的鬥爭。“隱其所通，演其所難”，的確是論議活動從嚴肅的講經轉向伎藝表演的關鍵。不難想象，佛教初入中原，面臨種種懷疑、詰難甚至排斥，“假立賓主”所具有的戲劇性，很快便被人利用，論議的性質遂發生了變化。這種情況當然不始自唐代，只不過唐代的佛道鬥爭更加尖銳而已。

在佛教文獻中，論議中的主賓關係常得到明確提示，敦煌文書伯3219號正面，（註：參見陳祚龍《唐代敦煌佛寺講經之真象》，《大陸雜誌》，台灣，第86卷，第6期，1993年6月，第249-250頁。）記唐代敦煌佛教講經中賓主問難的實況，就依次標有“賓難”、“主答”。這種以“賓難”、“主答”為方式的對話，普遍存在於講經活動中。假如移到戲劇中，就是“賓白”。又，《北山錄》卷五有“釋賓問”，慧寶注云：“假設賓主之問答，以釋吾門之疑滯也。”且看下面的場面：

賓曰：漢夢未占，音譯未通，此方先有得聞至教者乎？

主人曰：遼哉，何吾之知也！但觸石之雲，生於膚寸；射鮒之水，負於yú huáng。何期不然也？昔大聖游婆dū國，其國在南海，去方夏未之遠也，微流之風何莫及斯。……

賓曰：在昔庵園按地，靈鷲騰光，聖眾滿於虛空，道場周於法界，姬孔之典於何不裁？秦洛之人未嘗預會。將無大聖頗歟，傳者張歟？

主人曰：魚潛不知乎水，人陸不睹其風。非可知而知居之而不知也，非可見而見居之而不見也。……（註：《大正藏》第52冊，第600-607頁。）

《釋賓問》通篇採用賓問主答的形式，就文體而言，很像是漢賦。但是，由於佛教論議在時間、空間上都比漢賦更加接近民眾，其伎藝化、戲劇化的表演特徵便更容易對戲劇形式產生影響。

因而可以說，已往對“賓白”的解釋中，“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的說法離事實最 近。因為，無論是漢賦的主客問答，還是論議的“假立賓主”，都是二人間的對話，非一人所能完成。或許，元雜劇中的“賓白”最初只限於提示兩人對說中的初發難、發問者。但“賓白”與“白”極易相混，於是“賓”的存在便失去了意義，只剩下“白”。

最 近有學者提出，漢譯佛經的誦讀方式主要來自漢賦。（註：參伏俊璉《漢譯佛經誦讀方式的來源》，《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95-98頁。）如前所述，漢賦是以雅言朗讀。而佛經的念誦主要採用轉讀，其區別是相當明顯的，限於篇幅，此處不予置辨。但不論朗讀或轉讀，都與散說有別。漢賦的雅言朗誦，論議的“賓主往複”，採用的都是介於唱與說之間的誦。元刊雜劇兩次出現“賓”，一次為“唱賓”，一次則提示插在唱中的白語，或即是“帶雲”，這應當不是偶然的。我們推測，“賓白”應當是使用唱與說之間的念誦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