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柏然

曾任南大外文系英語專業教研室主任、雙語詞典研究中心主任等職；現兼任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中國譯協名譽理事、江蘇省翻譯協會名譽會長，曾兼任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兼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委員會主任、江蘇省翻譯協會會長、教育部外國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研究基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還兼任《中國翻譯》、《中國外語》、《譯林》等刊物的編委以及《現代外語》等期刊的顧問。

張老師領導南大團隊，基於南京大學─商務印書館自建的英漢語言資料庫，主編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時代英漢大詞典》（2004）。這部大型的英漢詞典從中國人學英語的難點出發，針對中國人量身定做，目標在於解決中國人英語學習的病灶，其理念和方法均有著深遠的影響。

張柏然先生於2017年5月26日下午3時28分不幸逝世，享年74歲。

其主要研究領域是翻譯學、雙語詞典學和語料庫語言學。

張柏然著有《譯學卮言》，主編《譯學論集》、《面向21世紀的譯學研究》、《譯學新論》等論文集以及“譯學新論叢書”、“大學翻譯學研究型系列教材”和“大學本科英漢翻譯研究型系列讀本”等；參與翻譯《職業的選擇》、《人生的枷鎖》、《超載》、《大白鯊》、《死胡同》、《沸騰的群山》、《血謎》、《人的本性》以及《綠陰山強盜——約翰·契弗短篇小說選》等英美文學作品；發表《對建立中國翻譯學的一些思考》、《中國傳統譯論的美學辨》、《翻譯本體論斷想》、《當代翻譯美學的反思》、《全球化語境下的譯學研究》、《翻譯學的建設：傳統的定位與選擇》、《后殖民之後：翻譯研究再思—后殖民主義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啟示》、《西方現代翻譯學學派的理論偏向》、《中國需要創建自己的翻譯學派》、《當下翻譯理論研究的兩個向度》、《中國傳統翻譯批評的超越性特徵芻議》等重要學術論文。其譯學研究興趣在於探討中國翻譯學學科建設、定位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古與今、中與西的問題。他的主要譯學觀點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學應立足傳統和自身，放眼當代和西方，並堅持翻譯本體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相結合、科學性和人文性相結合的原則。

張柏然是我國知名的翻譯理論家，早在1997年就明確提出建立“中國翻譯學”，意識到翻譯學在本質上不是一類以價值中立、文化無涉為前提，以事實發現和知識積累為目的，以嚴密的邏輯體系為依託的科學活動，而是一類以價值建構和意義闡釋為目的的價值科學或文化科學。他認為，構建中國翻譯學要立足本位，也要參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視特性。具體說來，構建中國翻譯學要立足於本民族的語言、文化、思維方式，從本民族的語言與文化現實出發，依據外漢語言文化對比研究，描寫翻譯實踐過程，展開翻譯理論研究。要在全球化對話中建立中國譯學理論體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結合當代學理，對一些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譯學經典進行現代性的“還原釋讀”，從其文化精神的內核中，迸發出具有中國現代特色的譯學理論。西方譯論建基於西方語言文化之上，並不必然具有理論普適性。對待西方譯論正確態度是，結合中國譯學研究成果和翻譯現象，吸收和借鑒西方翻譯理論對於翻譯共性描述的合理部分，而非機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譯理論模式。他提倡尊重不同翻譯傳統的差異性，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尋求普遍性，即從東、西方翻譯理論中抽象出真正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世界翻譯理論。他指出，中國翻譯學和純翻譯學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前者是特殊性，後者是普遍性，二者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重視譯論的中國特色，並不意味著放棄對普遍性的訴求；同樣，對純理論的偏重也不應該以對特殊性的犧牲為代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唯有立足民族語言、文化和翻譯傳統，同時參照和借鑒國外譯論，超越非此即彼的東西文化衝突模式，努力發展自身，方能真正參與國際對話，為構建多元互補、平等和諧的世界文化景觀做出應有的貢獻。

他指出，構建“中國翻譯學”，處理好翻譯本體研究和外圍研究的關係，既要堅持翻譯學的跨學科研究，也要保持譯學研究的獨立學科意識。翻譯涉及文本、譯者、讀者三大關係，融合語言、文化、哲學思想、審美心理等多種因素，是一門涉及多學科、具有多層面的綜合性科學。建立翻譯學就是要運用語言學、文化學、美學等學科理論對文本進行研究；並從心理學、美學、哲學等角度對譯者、讀者加以認識。針對20世紀以來譯學研究“（作）譯者研究系列”、“（作）譯品研究系列”、“讀者研究系列”次第登場的靜態分割這一問題，他從哲學本體論的高度出發，指出翻譯活動的存在使三大系列形成一個有機完整的翻譯板塊，認為翻譯本體論的重建是把“活動”作為翻譯生態的根本性存在，並以此出發形成豐富的“活動研究”系列。就翻譯本體研究與文化研究而言，他主張從翻譯本體縱觀文化外圍，再從文化外圍透視翻譯本體的交往互動研究。就翻譯的跨學科性而言，他主張跨學科研究不能把翻譯學的外延和邊界無限模糊，導致消解翻譯的本體研究。他以批判性的眼光指出，西方現代翻譯的語言學派和文化學派各有其理論偏向：語言學翻譯研究使翻譯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由於該派或以翻譯研究作為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研究自身的途徑和手段，或在結構主義語言觀的關照下對翻譯過程作靜態的語言分析，過強的功利性容易造成翻譯理論學科的消解；而文化翻譯研究由於將翻譯學與媒介學、文化學、比較文學等緊密相連，過於注重翻譯研究的宏觀和外圍層面，使得翻譯研究的結論是相關學科結論的驗證或補充，導致翻譯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邊界變得模糊。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西方譯論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翻譯學學科的良性發展必須既保持翻譯本體的獨立，又結合其他學科的相關理論，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他主張，構建“中國翻譯學”必須堅持科學化與人文性相結合的原則。對翻譯的內在規律作抽象的、形式化的描寫使翻譯研究具有自然科學的屬性；同時，因為翻譯是涵蓋面極廣的社會現象，對翻譯的社會性、實踐性和主體性的研究又使翻譯研究具有人文科學的屬性。在翻譯研究中，一方面應該警惕一味分化求細、忽視抽象和綜合的科學化傾向。翻譯研究中的語言是充滿靈氣和智慧的生命編碼，翻譯活動亦是跳動生命旋律的動態過程，背離翻譯的人文性，必然會把翻譯研究簡單化。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用翻譯研究的人文性來否定翻譯研究的科學化。不能因為翻譯研究的人文性而認定翻譯研究中的隨意性、重複性和低效勞動是合理的，也不能據此認為傳統翻譯研究的路子是至善至美的。要建立中國翻譯學，必須堅持將二者統一起來。

張柏然同時也是我國知名的雙語詞典編纂家，在詞典理論研究和詞典編纂實踐方面均有建樹。主編《雙語詞典研究》與《雙語詞典學論集》等論文集。在《雙語詞典（編纂）學芻論》、《語料庫與雙語詞典編纂》、《〈詞典學詞典〉讀後隨想》、《〈新時代英漢大詞典〉編者絮語》以及《論翻譯學詞典的特徵與釋義原則》等文章中，他十分強調雙語詞典編纂要有自主原創性，主張在漢語語言文化語境下編出適應英語學習者和工作者需求的英漢雙語詞典。他認為，僅僅跟在作為藍本的英語單語詞典的後面亦步亦趨是斷乎不成的，唯有針對中國人學英語、用英語的特點，繼承我國雙語詞典編纂的優秀傳統，吸收國內外語言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而大膽地借鑒他山之石，特別是發軔於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英語學習詞典的編纂經驗，順應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辭書從“編者視角”向“讀者視角”轉換的大趨勢，堅持獨立研編的編纂方針才能有所作為。此外，他主張詞典編纂要充分利用語料庫，並身體力行，主持創建“南京大學英漢語料庫”以及“英漢雙語詞典計算機編纂軟體系統”。2004年他主編的《新時代英漢大詞典》正是這種理論認識的產物。這部英漢詞典無論在詞目的選擇、釋義、例證和對現代英語實際運用的描述方面，還是在編纂手段的現代化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創新，為當代英漢詞典的編寫提供了典範；該詞典先後獲江蘇省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教育部第四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語言學類二等獎、中國出版集團優秀辭書獎，並被列入“南京大學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最具學術影響力的優秀成果榜”。此外，他還先後主編出版了《英漢百科知識詞典》、《當代英語口語詞典》、《最新高級英語學習詞典》與《50000詞英漢詞典》以及主譯編《牛津英漢雙解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