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溫斯特·盧斯

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以後，國內的經濟開始迅猛發展。到1900年，美國工業產值已大約佔世界的30%，英國只佔20%，而德國佔17%，法國佔7%。賓夕法尼亞州是當時美國東部的一個主要的工業基地，斯克蘭頓位於賓州東北部，是一個著名的無煙煤產地和工礦城市。童、少年時代的亨利·溫斯特·盧斯是在一個豐富多彩的工礦、機械和商業環境里度過的。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科學技術思想對亨利·溫斯特·盧斯有著深深的影響。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完整的封建農業社會，人們仍然生活在沿襲了幾千年的生活模式之中，膠東半島地區亦是如此。

1888年春天，當時美國的院校里充溢著一種開拓和走向世界的意識。因為由於經濟上的騰飛，使美國人意識到自己力量的強大。美國，作為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已不滿足於偏於一隅了。但此時，世界上的殖民地已被老牌帝國主義瓜分割盡，於是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和“利益均沾”的口號，積極對外拓張，經濟方面的活動由商人們來代表，文化方面主要是由傳教士來體現的。因此，從整個時代背景來看，亨利·溫斯特·盧斯的來華傳教，是挾裹在當時美國的文化拓張大潮之中的。但是，對傳教士的認識決不能僅限於宗教目的。一方面，從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他們也是科技文化和人文科學的傳播者。從某種意義上看，他們既充當了帝國主義侵略和控制中國的工具，又是先進科學技術傳播的先驅和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間友誼的橋樑。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我們必須對此做具體的分析。

亨利·溫斯特·盧斯上大學期間，主要的念頭是畢業后回家當律師。但當時學校里掀起一個到國外傳教的“學生志願者運動”。盧斯的好朋友皮特金是積極分子。盧斯由於受他的影響，在1892年，臨畢業時，改變了主意，決定把一生獻給傳教事業。他和皮特金、埃第三個結成一個核心，共同進紐約神學院學習，為去東方傳教做準備。

1897年6月1日，亨利·溫斯特·盧斯和伊麗莎白·盧斯結婚。她是一名青年基督教會的會員。耳朵有點聾。同年9月5日，這對新婚夫婦受美國基督教會長老會的派遣乘火車從賓州啟程。13日到達西海岸城市溫哥華，在那兒乘上“中國皇后”號客船前來中國。“當輪船到達日本橫濱時，他們下船逗留了兩個星期。他們參觀了一些佛教聖地，使亨利·溫斯特·盧斯對東方的宗教第一次大開眼界。

10月13日，亨利·溫斯特·盧斯夫婦在神戶乘上了“蓋爾人”號客船前來中國。第四天上午，“蓋爾人”號駛進了揚子江口（長江口），乘客們換乘小型客輪靠上了海關碼頭。這時，亨利·溫斯特·盧斯夫婦第一次見到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中國人。

在上海住了幾天後，亨利·溫斯特·盧斯夫婦登上一條北上的小汽輪。三天之後，他們繞過了山東半島，貼著海岸駛向西邊的芝罘（即今天的煙台）。

迎接他們的是一位山東東部長老會的領導人柏爾根。隨後，他們來到毓璜頂山下的傳教士住所。第二天早晨，他們乘轎子（這種轎子叫“軒子”，前後伸出的兩條轎桿由一前一後的兩頭騾子抬著，一個騾夫照顧於左右）向登州城出發。

兩天後，當太陽西沉時，他們遠遠地望到了目的地登州城用石頭壘起來的高大的城牆。一個騎著白馬的傳教士前來迎接他們。他們穿過拱形的城門洞，走進城裡，在一所觀音廟前停住了。他們到“家”了。

亨利·溫斯特·盧斯來到登州時，文會館已有20年的歷史。根據當時教學的需要，學校讓他擔任物理教師。首先，跟一個中國老師學一年中文。

到登州後轉過年來的這年春天，也就是1898年4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這個孩子就是後來美國《時代》周刊的創刊人亨利·盧斯）。

1897年至1900年，正是中國大亂的年頭。全國上下，一股反洋仇洋的情緒在滋長，到1900年春，這種仇恨情緒達到了頂點。慈禧太后支持義和團與洋人作對，使所有在華的外國人惶惶不可終日。1900年夏天，親西方的山東巡撫袁世凱指示所有在山東的外國人到煙台集中，以防不測。文會館卻繼續上課，但不久也上不下去了。正在這時，伊麗莎白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女孩。6月底，他們乘上煙台美國領事派來接他們的一條船到達煙台。在煙台住了幾天後，他們接到朝鮮漢城教會發來的申報，邀請他們去那裡避難。在漢城度過了一個炎熱難耐的酷夏后，秋天時分他們返回了登州。此時，八國聯軍已打進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開始與洋人談判講和。自朝鮮避難回來后，山東西部長老會和東部長老會在煙台開了個會，討論辦校問題（早在1898年，山東西部長老會就提議把文會館遷到濟南去。但這些意見遭到老一輩領導人的堅決反對）。

1900年秋天的煙台會議決定：儘快將文會館遷至濰縣。亨利·溫斯特·盧斯對將學校遷至濰縣的決定並不高興，他的願望是聯合當時山東各教派的力量，在山東省會濟南辦一所象樣的大學。當時，亨利·溫斯特·盧斯已與廣德書院的領導人約翰建立了聯繫。廣德書院（Gotch--Robinson Training Institute）是英國英國浸禮會在青州（益都）辦的教會學校，也是當時山東境內另一處質量較高的教會學校。

1902年6月13日，以約翰和柏爾根為首的英國浸禮教會和美國長老會決定聯合起來辦一所多宗派的國際大學，下轄三個學院：在濰縣辦一所人文科學的學院，在青州辦一所神學院，在濟南（地址當時還未定）辦一所醫學院，統稱為山東基督教大學。狄考文院長此時因年事已高，又要主持當時全國的聖經翻譯工作，已經放棄了他對學校的大部分責任。文會館校長的職務由他的助手赫士（Watsn M .Hayes）擔任。1901年，赫士被袁世凱請去擔任另一個省的學院的領導，柏爾根(Pall D. Bergen)繼任院長一職。

1902年，柏爾根回美國休假，亨利·溫斯特·盧斯和另一個教職人員擔負起學校的管理工作。柏爾根休假歸來時，隨身帶回一筆相當可觀的從美國募捐來的款子。整個1903年，濰縣新學校舍的建築工程在快速地施工著。這時，青州早先的廣德書院改名為神道學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1904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亨利·溫斯特·盧斯為學校的搬遷工作緊張地忙碌著。截至秋季開學時，學生們已在濰縣上學而不再是登州了。學校雖已遷至濰縣，並取名廣德學堂（Shantung Union College又有一名叫廣文大學），但面臨的困難仍然不少，主要是經費問題。1905秋，柏爾根要求亨利·溫斯特·盧斯回國休假並籌募資金。亨利·溫斯特·盧斯知道這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任務，他答應了。

1906年春，亨利·溫斯特·盧斯和家人一起回到了美國。8年過後，美國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顯著的是出現了大量的汽車和摩天大樓，汽車已經成了重要的消費品。中國已成了亨利·溫斯特·盧斯熟悉的家，在這種懸殊的對比之下，美國看起來真有點陌生了。到處是一張張陌生的面孔。亨利·溫斯特·盧斯的父母雙親此時都已去世。返回故鄉斯克蘭頓，亨利·溫斯特·盧斯深切地感到只是沉重的失去。但他還是有許多工作要做，它們主要是：一、為學校的校辦工廠籌集資金，二、募集25萬美金以保證學校的資金來源，三、組織一個美國募捐者理事會。

當時，進教堂的美國人已經非常習慣於為傳教士捐款，但為一個教會辦大學捐款卻是從未有過的事。亨利·溫斯特·盧斯發現大多數的美國人對中國很不了解，，他的工作不僅僅包括籌集捐款，還必須讓美國人民了解中國。這樣，在美國他又成了一個宣傳中國的“傳教士”。

從1906年春至1907年春，他走遍美國各地，到處募集資金並做宣傳中國的工作。1906年，耶魯大學授與亨利·溫斯特·盧斯碩士學位。

1907年春，亨利·溫斯特·盧斯返回中國。1908年，三個分散的學院正式定名為齊魯大學。亨利·溫斯特·盧斯回到濰縣后，發現物理系主任一職已被人頂了，就轉教歷史、教育學、英語等。

從1907年到1912年這四年間是亨利·溫斯特·盧斯在山東最穩定的教學期間。他和伊麗莎白在濰縣第一次有了一所固定的屬於他們自己的房子。生活也變得正規。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山東巡撫孫寶崎宣布支持革命。但某些官員從省里到地方仍然忠於清室。於是整整三個月，濰縣學校的外面槍炮聲不斷。

隨後幾年裡，由於中國新學大興，特別是民國成立之後，高等教育日益需要。各所國立大學校的成立對教會學校也大有衝擊之勢。在這種競爭的局面下，齊魯大學的領導們開始認真考慮起將三個分散的學院合併一處的設想。於是他們決定建新校於濟南，將原來三校改為初中級學校。

建立新校舍，需要大筆錢。籌集資金的任務再一次落到亨利·溫斯特·盧斯肩上。1912年冬天，亨利·溫斯特·盧斯一家經西伯利亞和歐洲返回美國。

回到美國后，經過三年的奔走籌集，他終於將30萬美元預定數目搞到手。其中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中國醫藥會捐贈不少。

1915年秋天，亨利·溫斯特·盧斯返回濰縣。

1916年，亨利·溫斯特·盧斯全家遷居濟南，負責建校工作。他此時的職務是齊魯大學的副校長兼建校委員會主席。正校長由英國浸禮會的J. Percy Bruce擔任。其他三個學院的院長分別由Llewellyn J. Davies（美長老會，人文學院）、E.W. Burt（英浸禮會，神學院）和James Boyd Neal（美長老會，醫學院）擔任。

齊魯大學的校址選在濟南城南郊區千佛山的腳下，經過兩年多的建設，1917年春，主建築基本完工，秋天即可近校了。二十年前的夙願就要實現了，正在這時，亨利·溫斯特·盧斯提出了辭呈。任憑如何挽留也無濟於事。1917夏，他只身前去上海，接受了中國基督教聯合會的邀請前去干秘書。伊麗莎白為了照料孩子上學，此時已返回美國。

在上海期間，曾有幾所省里的大學邀請亨利·溫斯特·盧斯去干副校長，都被他拒絕。但是1918年12月司徒雷登（四十年代，美國駐華大使）的一個邀請卻打動了他的心。司徒雷登當時任南京神學院希臘語系主任。此時他被北京新成立的一所大學邀去幹校長。他約著亨利·溫斯特·盧斯一起先去北京看看。這個新成立的大學就是後來的燕京大學，它由北京當時的四個教會學校（通州的華北協和書院、北京匯文書院，另兩個名字不詳）合併組成。

司徒雷登和亨利·溫斯特·盧斯到北京后，很快被那裡的條件所吸引住了。司徒雷登答應當校長，條件是堅決請亨利·溫斯特·盧斯干副校長。獲得同意后，司徒把建校籌款的任務交給了亨利·溫斯特·盧斯。亨利·溫斯特·盧斯此時對籌款一事實在是有點頭疼了，最後他還是答應下來。

經過一番選擇，燕京大學的新校址選在城外西郊海淀（即今天北京大學的地址）。經過一些談判，1920年12月又買下了周圍約60多畝的土地。在以後的6年內，校院面積逐步擴大到100多畝。對於學校的建築式樣與風格問題，亨利·溫斯特·盧斯堅決認為要與齊魯大學一樣採取與周圍的中國建築相和諧的形式。司徒雷登也堅決支持。

1919年5月，亨利·溫斯特·盧斯返回美國休假與籌款。從1919年到1924年，五年間，亨利·溫斯特·盧斯一直住在美國。

1924年春返回中國時，他的籌款總數達到200多萬美元。燕京大學從1922年動工興建，1926年基本建成。一個偉大的目標實現了，燕京大學變成了現實，並成為中國一所高質量的知名學府。繼齊魯大學之後，亨利·溫斯特·盧斯為中國的又一所大學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內心的喜悅是無以形容的。不過多年的奔波操勞，他的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影響，消化系統的疾病加劇。

由於經費問題，1925年10月亨利·溫斯特·盧斯再次返美。不久犯了胃病，在巴爾底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做了手術。

1926年，燕京大學搬入新址。隨之而來的是需要大筆的款子來蓋房、買地、購置儀器設備等。學校要求亨利·溫斯特·盧斯留在美國繼續籌款。亨利·溫斯特·盧斯估算了一下，在以後的十年內，學校大約需要五六百萬美元的經費，籌集這筆款子是項艱巨的任務。亨利·溫斯特·盧斯決定不回中國了，他的身體已不允許他來回折騰了，並且燕京大學的組織領導層里也是分歧重重。

經過1927年上半年從未有過的緊張工作之後，年近六十的亨利·溫斯特·盧斯辭去燕京大學的工作。

1927年秋天，他和伊麗莎白斯在靠近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開始在哥大聯合神學院學習。

1928年春，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學院基金會的肯尼迪傳教士學校中文系請他去做教授。在哈特福德，亨利·溫斯特·盧斯得以把精力放在他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裡。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東方的文化和做演講。

1935年春，在67歲的時候亨利·溫斯特·盧斯退休了。當年夏天，他途經日本對中國做了最後一次旅遊。當輪船到達上海時，岸上擠滿了前來歡迎他的朋友和同事。這景象與38年前他初次來上海時那凄涼冷落的情景相比簡直判若兩個天地。緊接著，亨利·溫斯特·盧斯趕赴青島參加即將召開的山東長老會會議。之後，他來到濟南，參觀了齊魯大學。18年過去，齊魯大學已成山東和周圍幾省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學。

在北京前門火車站，他受到以司徒雷登校長為首的燕京大學的代表們的熱烈歡迎。在燕京的幾天里，他曾與胡適教授會談過幾次，並一起在校園裡漫步。之後，他去參觀大同的雲岡石窟和廣州等地。同年12月，他到達香港，乘船去柬埔寨，然後去泰國、緬甸、印度。1936年，他從孟買乘船經蘇伊士運河到達埃及。後來又去了耶路撒冷、貝魯特等地。最後經歐洲返回美國。

亨利·溫斯特·盧斯對日本拓張侵略的野心早有注意。這次世界旅遊途經日本見到的景象就使他深感憂慮。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他呼籲美國政府停止與日本貿易，以支持中國。同時，他在美國就中國問題做了多次講演。

1939年7月，亨利·溫斯特·盧斯約集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在錫爾弗灣舉辦講習班。有37人參加，歷時12天，學習結束后，學員對中國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同情。1940年夏季，這個學習班第二次開課時，有更多的人參加。在準備1941年夏季的第三期時，亨利·溫斯特·盧斯的身體已衰弱得難以支持。

過了大半輩子流動的生活之後，亨利·溫斯特·盧斯總算有著一個幸福的子孫繞膝的晚年。他的大兒子盧斯此時已成為美國新聞界的著名人物，在左右美國和國際輿論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經常在花園裡帶著一群孫子孫女們玩。不知怎的，他感到與大孫子有著特別親密的關係。他也取名享利，對爺爺所做事情總是特別感興趣。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飛機偷襲珍珠港的消息傳來，美國舉國上下為之震驚。整整一天亨利·溫斯特·盧斯的神經緊張著，聽廣播，寫東西，在電話上與大兒子談話。第二天早晨，他的女兒去卧室看望他的時候，發現這位73歲的老人已經溘然長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