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毓鼎

惲毓鼎一生行事，影響最大的是參瞿和參岑事件。

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初六，時任侍讀學士的惲毓鼎上疏參劾軍機大臣瞿鴻禨，次日奉硃諭，瞿開缺回籍。同年七月初一，又上疏參劾兩廣總督岑春煊，初四日奉上諭：“岑著開缺養病，以示體恤。”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連續扳倒兩大重臣，使他名聞朝野。實際上，在這兩起事件中，惲毓鼎只是受人指使，扮演了上層政治鬥爭中的小棋子角色。

和清代許多文人一樣，惲毓鼎幾十年如一日地寫著日記《惲毓鼎澄齋日記》。他去世后，日記由家人保存，其中幾冊不慎遺失。

1960年，惲毓鼎之子惲寶惠將保存的36冊日記全部“歸之北大圖書館”。一些史學家曾到北大圖書館查閱並引用過這些日記資料，但由於整部日記篇幅浩繁，整理難度大，一直未能刊行面世。史曉風先生窮十年之力，完成了整理點校工作，使這部珍貴史料能為更多的研究者參考利用。

這部《惲毓鼎澄齋日記》，起於1882年，迄於1917年，計120萬字，是惲毓鼎幾十年工作與生活的全面記錄。

由於工作的關係，惲毓鼎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慈禧、光緒及朝廷大臣的言行；出於職業習慣，他翔實地在日記中記錄了所觀察到的種種細節，為後人再現了當時的場景。例行的新年慶典，外國使臣覲見，慈禧、光緒的喪禮，宣統登基，他都不避瑣細，一一記錄儀式程序、官員服色，以及有關人員的言行舉止(如記幾位二品官員在喪禮上“大聲談論，且縱笑不止”)。日記中對末代皇帝溥儀登基情景的記載，經常被史學家引用：“上啼哭索母，聲甚厲。監國抱上步行，自殿後門入，升寶座，上啼哭不肯就座。監國一足立腳踏上，一腿跪寶座上，扶上立於座上。四服事太監在旁慰勸，上哭不止，言欲回家，不願在此。”又如記溥儀入學的情景：“十八日，晴。皇上入學，懸龍旗誌慶。陸師傅書此十字，逐字授認。上只能識四字，往複理熟，乃退。伊教習(授清文者稱教習，不稱師傅)先授清文，上能記兩字母。”本書收為附錄的《崇陵傳信錄》，是記述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在史學界影響很大。

惲毓鼎處於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時期，他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對國勢日衰、朝政腐敗的憂慮和憤慨，也提出了不少救敝圖強的見解和主張。如光緒二十一年八月的日記中，他對官員所上八項變革辦法條陳作了具體分析，認為有的可以斟酌而行，有的宜就今法變通，反對簡單模仿西洋之法。他對江淮分省、經營新疆等重大問題上的見解，今天讀來仍有一定的借鑒參考價值。日記所體現的晚清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惲毓鼎很有濟世救民的抱負，一度想到地方上施展才幹，平時注意物色人才，樂於接待四方之士，日記中詳細記載所見之人的姓名、籍貫、特長等，是研究清末人物的一份寶貴資料。

惲毓鼎在仕途上並不得志，一直是個沒有多少權勢的普通京官。不過，工作在宮廷、生活在市井，卻讓他的多方面愛好得以充分發展，其日記因而具有更廣闊的視野、更豐富的內容。他是一位史學家，尤其精熟於《三國志》，日記中記錄了許多治史心得；他是一位醫生，對自己的醫術頗為自負，並於1910年創辦“醫學研究會”，日記中經常有他為上至權貴下至平民診病的記載；他是一位古籍收藏家，精於版本目錄學；他是一位書法家，頗得東坡書法神髓；他是一位詩人，日記中不乏詩酒唱和的記載，所錄詩作當行本色；他還是一位京劇、崑曲票友，與當時名伶多有接觸。此外，日記中還記載了不少當時的習俗，如與科舉有關的“吃夢”，與娛樂有關的“召秦”、“召鹿”，以及國喪三日內的“搶婚”，等等，甚至還記載了“星異”(不明飛行物)。日記內容豐富，文筆流暢，不僅可供專業工作者借鑒取資，對普通讀者來說，也是一部可以增長見識的饒有趣味的閑書。

應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要求，《惲毓鼎澄齋日記》還被列入該會《文獻叢刊》。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著名清史學家戴逸先生親撰序言，並

對該書的整理出版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部《日記》的出版無疑將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是值得推薦的一部好書”。

惲毓鼎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萬字的日記，自光緒朝至民國三十餘年，中樞的變亂、時代的風起雲動，乃至個人心路歷程，無不纖毫畢現。這位清朝前國史館總纂，在人生的最後階段里，不僅見證了大清末日，更見證了趙烈文所言的“方州無主，人自為政”。

1912年2月12日午後，北京城裡，退職官員惲毓鼎匆匆奔走，剛和德國朋友柯理爾討論完時局，他又要去民政部長趙秉鈞那裡打探朝政動態。

惲毓鼎原本是國史館總纂，一個閑散京官，退職后更是自稱宦情素淡，“與世無爭，與人無競”。但自從去年10月10日革命黨在武昌舉事成功，惲毓鼎眼見大清覆亡在即，就再也無法安心“讀書寫字，蒔竹栽花”了。此後連續十數天，他在日記中密集記錄時局動態，焦慮憂憤溢於筆墨間，到10月20日，更是見人就痛罵政府腐敗無能，近乎發狂。

10月30日，清廷終於下詔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還規定皇室親貴不得任內閣大臣。惲毓鼎頓覺南北和議可成、大清存續有望，於是罕見地心情大好，這天還特意在日記中提到“西園海棠花開六七朵，鮮艷可愛”。

到底是晚了。之後清政府困頓依舊，顯貴們束手無策，只好下詔召開國會以徵求意見。又過了十天，滿清眾親貴開始競相提取現銀，存入外國銀行。

此時，惲毓鼎卻在為挽救大清四處奔走呼告、出謀劃策。

12月28日，惲毓鼎又和同鄉馮國璋等三十餘人聚會商議，他在會上大聲疾呼，必須動用武力平亂，同時必須解散“專以鼓噪惑亂為事”的咨議局、查封各報館以安定人心。但在當天日記中，惲毓鼎寫道“以大勢觀之，滿洲亡矣。”

終於，2月12日這天早上，隆裕太后在紫禁城養心殿里，將加蓋了御璽的《退位詔書》，交予了趙秉鈞和陸軍大臣王士珍等人。爾後，趙秉鈞等人向嚎啕大哭的隆裕太后三鞠躬，默默轉身退出養心殿：統治中國267年的大清王朝，就此結束。

當天下午，趙秉鈞將“懿旨已宣布辭位”的消息，告知了來訪的惲毓鼎。

儘管早有預感，但在得知確鑿消息的那一刻，惲毓鼎還是“悲憤交並”，痛哭“國竟亡矣”。

當天深夜，他在日記中用前所未有的篇幅，反思大清的滅亡。

反思從隆裕太后召見趙秉鈞時的哭訴開始：“一般親貴，無一事不賣，無一缺不賣，賣來賣去，以致賣卻祖宗江山。”隆裕更憤怒指責親貴稱“至今日不出一謀，事後卻說現成話，甚至紛紛躲避，置我寡婦孤兒於不顧。”

隆裕太后說的是事實。當時，年紀最長的頭號輔政大臣慶親王奕劻就以貪腐、賣官鬻爵聞名於世，他被後人稱為“晚清首富”，僅在滙豐銀行就有二百多萬兩白銀存款，連《紐約時報》等著名外媒，也報道說奕劻家就是中國官場“集市”，門房都設“收費站”，被國人稱之為“老慶記公司”。

惲毓鼎本人對滿清中樞腐敗也多有指責。1908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時事日非，而京朝官車馬衣服，酒食徵逐，日繁日侈。”辭官前夕，他又憤怒指斥當時官場“非攀裙帶則無以任官”“京官無不嗜財”等陋習種種。

類似的憂慮，在惲毓鼎辭官賦閑之後、直到大清滅亡前夜仍時有流露：“無一事非因賄賂而成，無一官非因賄賂而進，人心安得不去，大亂安得不興？”

其實，對於腐敗催生晚清革命，梁啟超說得更直白：清政府數以萬計大小官僚“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為事。政治腐敗者，實製造革命黨之主品也。”（梁啟超：《現政府與革命黨》）。

但這些只是晚清宣統政改死局的表象。

比如奕劻，此前在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庚子事變中，都表現出了不亞於恭親王奕的開明姿態和政治遠見，因此在宣統政改中仍被國人寄予厚望。可是，這樣一位皇族核心，卻在宣統政改中毫不掩飾地高調貪腐。更荒唐的是，奕劻如此做派卻“聖眷不衰”，自己得了“鐵帽子”之外，妻妾中還封了6位“福晉”，超出了清制親王只能封5位福晉的限額。

後世有史家認為，奕劻只是刻意在展示自己的胸無大志以自保。如是，一場本以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為目的的改革，卻不得不倚重一位巨貪；而巨貪本人只是以自污求自保，這種背後的體制性荒謬，正是宣統政改與生俱來、難以自清的胎毒。

較之隆裕太后的一味哭訴，史官出身的惲毓鼎顯然要看得深些：“亂亡之禍，早伏於十年之前。”

他所指的禍根，是慈禧太后在義和團舉事、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之後的懈怠。由於職業原因，惲毓鼎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慈禧、光緒及朝廷大臣的言行。他覺得，慈禧太后是鑒於義和團之亂禍起宮闈，此後便“遇事一意脫卸，唯求及身倖免”，再也沒有長遠的戰略構想。

至於光緒帝繼承人，惲毓鼎認為，慈禧一心考慮的是，如何使得庚子拳變、戊戌政變兩事不成為自己被人攻擊清算的口實，這才指定了三歲的溥儀，以便繼續把持權柄。

溥儀祖父老醇親王奕譞是咸豐帝胞弟，當年在協助慈禧清除肅順一黨立下大功，后又協助慈禧成功罷黜恭親王奕，是為“以醇代恭”。深得慈禧信任。溥儀祖母葉赫那拉氏，則是慈禧太后之妹；溥儀母親瓜爾佳氏，又是慈禧寵臣榮祿的女兒，也是慈禧養女。

也就是說，溥儀是慈禧心腹的外孫、養女的兒子。而同時被封為攝政王的溥儀之父載灃，則是一個柔弱怯懦之人，連胞弟載濤都覺得這個兄長“只可做個昇平王爵”。

慈禧關注的是個人權力，載灃則是庸才，以至於清政府“愈來愈無力去構思或立志去進行重大的社會變革，更不用說去實踐這樣的變革了。”（蘇全有《論清末清軍的國家失控》）

慈禧是在自己去世前兩天（1908年11月13日），才忽然召溥儀“入宮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的，商議立儲時，軍機大臣認為內憂外患之際，當立年長之人，慈禧太后聽后勃然大怒。

第二天，光緒帝去世。當晚，載灃及諸軍機大臣奉召入宮，面承慈禧懿旨宣布由溥儀繼承皇位。同時還宣布“所有軍國政事，悉秉予之訓示裁度施行”，等皇帝長大了再親政，這與當年慈禧在光緒繼位時的口吻如出一轍。

最初載灃接到立溥儀為儲、而自己封攝政王的懿旨時，曾極力推託，“叩辭至再”。這並非虛言，載灃一家有真實的恐懼：哥哥載湉（即光緒）被慈禧選中當皇帝后的命運，就在眼前。

確定后僅僅一天，慈禧在午飯後忽然長時間昏迷，醒來后自知不起，這才宣布“此後國政即完全交付監國攝政王”。

作為傳統史官，惲毓鼎覺得，沒有比“父監子國，君為虛位”更違背綱常名分的體制了。載灃的政治才幹也的確有限，一上台就罷免了漢人實力派袁世凱，兄弟三人代表皇族核心大抓軍權，導致滿清皇族與漢臣、與地方督撫矛盾激化。

1909年，張之洞提醒載灃“如不顧輿情，恐怕要激起民變。”載灃卻說：“有兵在，還怕什麼民變。”張憤然：“國家養兵，豈是用來打老百姓的？”兩人不歡而散。張之洞一回頭咳了口血，長嘆道：“不意聞亡國之言！”第二天就告病不再上朝了。一個月後張之洞去世，臨終前長嘆“國運盡矣”。（《張文襄公年譜》，胡鈞主編，台灣文海出版社）

載灃之外，惲毓鼎又曆數主政諸滿清貴戚的不堪，奕劻老邁貪婪，載澤愚昧剛愎，載洵載濤幼稚好惹是非。而這些人都“借中央集權之名，為網利營私之計”惲毓鼎最後總結稱，清朝“其絕必有處”，並且，即便沒有革命黨，也會有其他人來為大清掘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