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格模式

這一模式假定，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著消費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由於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因而不存在生產資料市場，但中央計劃機構可以根據“試錯法”，模擬市場，制定和調整生產資料的價格，經過一系列的“錯了再試”的程序，中央計劃當局最終能制定出一套不僅使一種產品，而且使所有產品都相等的“均衡價格”體系。由於中央計劃機構對整個經濟體制動態的了解，要比私人企業廣泛得多，所以，中央計劃機構通過“試錯法”實現的經濟均衡，比真正的市場調節要快得多。

奧斯卡·李沙德·蘭格（1904-1965），波蘭人。從小就對馬克思主義有極大興趣並進行研究。他在14歲時就作了一次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講演。其後，蘭格無論是在波蘭還是在美國，都堅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研究。他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大膽地採用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對經濟進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價格理論上有較大的建樹。20世紀30年代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能否進行合理計算的論戰中，提出了著名的“蘭格模式”。其後，蘭格繼續以均衡價格和資源有效配置為中心對社會主義經濟進行研究，在30年代“蘭格模式”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發展，形成了一套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模式。

蘭格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蘭格模式”，這個模式是國際經濟學界論戰的產物，帶有這次論戰的特點。所以，蘭格從資源配置問題出發來論述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他使用西方經濟學的方法來作具體論證。作為蘭格論述出發點的不是蘇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實物經濟形式，而主要是與市場相聯繫的商品經濟。蘭格認為，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並不一定要實行以實物形式分配消費品和直接分配人民各種職業，而是可以通過市場，實現西方福利經濟學所設想的消費者偏好的最大滿足。這就是社會資源使用的最優效率，它存在於供給與需求一般均衡中。

“蘭格模式”包含以下基本見解：第一，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但不一定廢除小私有制，一個社會主義經濟能在自己的制度中部分地容納這種制度。第二，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但這種計劃經濟不是自然經濟，而是商品經濟，可以有一個消費品和勞動服務的真正市場。第三，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不再由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指引。消費者的偏好是生產和資源分配中的指導標準，因而保持消費選擇自由和職業選擇自由。第四，價格決定過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與市場競爭的情況有相似之處，但由中央計劃當局發揮作用。價格是由中央計劃當局根據市場供求情況規定的，價格的這種規定並不是任意的，而是要通過規定生產要素的配置和企業會計規劃，達到保證商品供求的平衡。

該模式假定一個完全競爭的消費品和勞動服務的真正市場，主張排除配給制，用制定價格作為平衡供需數量的惟一方法。該模式包含了兩重價格體系。消費品和勞動力價格由市場機制決定，即由市場供求形成的均衡決定，這是真正的市場價格。不存在生產資料市場，生產資料的價格由中央計劃當局決定。也就是由中央計劃當局為企業規定一種會計價格，它是為企業的會計目的確定的現有選擇的指數，因而是廣義的價格。如果這種價格偏離市場均衡價格，便會由商品數量的剩餘或短缺得到反映，於是再修正會計價格。這種會計價格只起選擇指數的作用，它不經過市場的實際交換而進入生產領域。

在該模式中，經濟一般均衡，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市場一樣，是由兩個過程決定，即主觀均衡和客觀均衡。所謂主觀均衡條件，就是指根據均衡價格，一切參加經濟體系的人必須達到他們的最大位置。消費者通過自由購買消費品，使其效用達到極大化；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上爭取實現最高收入，生產者在既定的技術條件下，用最小投入獲得最大利潤。每個個人（廣義的經濟人）要使他們的效用、利潤，或者生產資源（包括企業家才能）所有權的收入最大化，才能實現主觀的均衡條件。在社會主義，由於假設有消費選擇自由及職業選擇自由，所以競爭市場上的這部分主觀均衡條件也適用於社會主義，能夠實現。與競爭市場不同的是，生產經理決策不再由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指引，而是由中央計劃局對他們作某些規定，以此來決定生產要素的組合和生產規模。所謂客觀均衡條件，就是均衡價格決定於每種商品的需求等於其供給條件。消費品和勞動力的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客觀均衡顯然是能夠實現的。雖然該模式不存在生產資料市場，但是中央計劃當局可以模擬一個客觀市場的作用，因為它可以利用與競爭市場一樣的“錯了再試”的過程，使生產資料的價格趨於均衡價格。這樣，社會主義能夠得到和資本主義同樣的客觀物價結構。

該模式包含了三個基本決策層次。在經濟活動中有中央政策主體、企業決策主體和家庭決策主體。中央計劃當局決策內容是生產資料價格的決定，積累率的決定和紅利分配的決定。企業在盡量滿足消費者偏好的目的的支配下，根據中央計劃當局規定的規模，決定最優的生產要素組合的生產規模和結構。中央計劃當局是通過兩條規則來制約企業的行為，這兩條規則是：選擇平均生產成本最小的要素組合；必須把生產規模確定在產品的邊際成品等於價格的水平上。價格是企業決策的惟一參數。企業的全權代表是企業經理。家庭則對消費品和職業進行決策。消費者能自由選擇消費品，以使其收入獲得最大滿足。勞動者能自由選擇職業，工資由市場的供求決定，勞動者是把勞動貢獻給出價最高的企業。所以，蘭格模式是一個以消費者偏好為嚮導，以市場為基礎，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併存的分散型社會主義模式，即競爭社會主義模式。這樣，社會主義就可以用計劃控制的市場來解決資源配置。

蘭格認為，在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追求資源最優配置的前提下，可以有多樣化的經濟運行模式。上述通常稱為“蘭格模式I”，是一種比較分散的模式。也可以實行比較集中的模式或介於兩者之間的。比較集中的模式人們通常稱為“蘭格模式II”，其基本前提仍然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與要求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在這一模式中不存在消費選擇自由與職業選擇自由，不是由消費者偏好來決定資源分配，而是由計劃當局直接決定。在這裡，計劃當局不僅要規定生產資料與自然資源的會計價格，而且決定生產什麼產品及其產量，確定產品價格，生產按計劃當局的意圖來進行，統一安排就業，用配給的方法發放消費品給居民。介於上述兩種模式之間的是“蘭格模式III”，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消費者有選擇的自由。然而生產與資源配置由中央計劃當局決定，不受消費者偏好的影響。在該模式中，消費品價格會形成雙重體制；即商品售給消費者的市場價格和中央計劃局規定的會計價格，后一種價格是生產經理們作為決策的基礎。

對於以上幾種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蘭格認為是可行的。實行這些模式，比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有優越性的。蘭格認為，他的模式要求實行完全競爭的市場，它的效率是很大的，現在的資本主義市場由於出現壟斷而影響競爭，降低效率。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消除壟斷，從而形成完全競爭，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所在。而且由於生產資料公有，勞動者是根據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因而能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市場化，從而增進社會福利，使總的福利達到最高點。同時，由於中央計劃決策的作用，可以使社會資源分配更合理，並避免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的經濟危機。

在蘭格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論述中，還包含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論點。他提出：“社會主義的真實危險確實似乎是經濟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可能對付資源分配問題”。在論述分配問題時，他曾提出，社會分紅的分配會影響到不同產業的勞動者，應使這種分配有利於實現勞動在各個產業的最優分配，“使不同產業和職業中的勞動服務的邊際產值之差等於在那引起產業或職業中工作的邊際反效用之差”。分配要使“不同消費者們提出的，需求價格代表相等的需求迫切性”，以達到社會總福利的極大化。蘭格還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的特點作了論述，他認為，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是一個過渡的過程，在社會主義時期，商品主要靠價格機制分配，勞動主要靠經濟制度調節。在共產主義時期，才能對生活必需品免費分配。蘭格的這些論點無疑對人們有啟示作用。

“蘭格模式”是由論戰而產生，由於在論戰中大量地採用邊際分析方法，蘭格也許是第一個主張充分利用邊際分析工具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經濟學家，並且建立了一個這樣的模型。“蘭格模式”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論證，是在30年代大論戰中進行的，是在高度抽象的條件下所作的研究，是一種可行性的設想。後來，隨著科學的發展和波蘭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蘭格對自己的模式又有進一步的闡發。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經濟發展的計劃和社會主義部門的日常管理必然是高度集中的，由行政決定生產秩序和資源分配，引導工人工作的動力是道德、政治引導、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意識等。但這種體制的長期存在會造成資源浪費、阻礙技術進步、官僚主義、生產和群眾消費脫節等弊病。這時應代之以“積極計劃”，它所規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向的實施，除了行政方法以外，還要用經濟手段，來引導人民做計劃規定的事。

要使計劃建立在正確的價格體系之上，即根據由供求決定，達到均衡的市場價格與在生產成本之上加上供社會積累和集體消費的利潤而形成的正常價格之間的差額，不斷調整計劃，通過計劃使兩者趨於一致，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益的最優狀態。蘭格還提出，社會主義必須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形成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模式不能來自任何行政命令，應當基於本國的現實經濟狀況，在自己的經濟運行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依據這一見解，蘭格設想了波蘭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其基本原則是：把國民經濟的中央計劃和方向與儘可能多的分散管理結合起來；經濟管理將在整個經濟的中央計劃和方向的框架內，以工人自治和部分地以合作社自治為基礎。蘭格設想的模式不像蘇聯模式那樣集中，但比南斯拉夫模式卻有更多的集中內容，這個模式可以視為是30年代蘭格模式的發展。蘭格的認識和設想，是沿著30年代的思路前進的，他把當時使用的“試錯法”調整價格、從而調節供求，改造成了用“市場價格”與“正常價格”的差。

在論戰和“蘭格模式”誕生20多年以後，電子計算機大量進入科研、生產、生活領域，這時蘭格認為，30年代大論戰爭論的問題，現在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現代科學為競爭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實現提供了進一步的可能性。他指出，讓我們把聯立方程放進一架電子計算機，我們將在一秒鐘內得到它們的解。蘭格極力主張把計算機和控制論等新的工具和方法論用於經濟分析中。在這方面他著有《經濟控制論導論》、《經濟計量學導論》等著作。由於蘭格的分析，往往把個人、企業簡單地看成是追求單一目標極大化利益的原子，可以通過某種手段而控制，對計算機等現代工具寄予了許多理想色彩，因此，許多人認為蘭格是“計算機烏托邦派”的開創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蘭格回到波蘭，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著重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實際問題，進一步論證了國家計劃與市場行情、價格體系相結合的體制。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受有組織社會的自覺意志指導和指揮的。計劃是使經濟規律的作用和社會的經濟發展服從人類意志指引的手段。他的設想更具體化了。如果說，30年代蘭格提出其模式還是“社會主義的同情者”提出的設想，那麼到50、60年代，他已作為波蘭社會經濟實踐和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的參加者提出的主張，已包含了豐富得多的實踐內容。總的說來，蘭格模式對於人們認識斯大林模式的缺陷，推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都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