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勘

唐、宋官員考績升遷的制度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規定京朝官任中外職事代還引對，由審官院考其殿最，皇帝親自黜陟。景德四年（1007），規定文武官任滿三年以上，方得引對升秩。后逐漸形成文臣三年、武臣五年磨勘制度。宋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又《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舊制京朝官三周平磨勘，私罪惡並曾降差遣者四周年，贓罪者五周年。今後內外差遣京朝官無贓私罪者，依舊三周年。”

科舉考試之專用語

即對鄉、會試試卷進行複核。明嘉靖(1522—1566)中，以時文體詭異，令以後鄉試，禮部必磨勘試錄，有仍前離經叛道詭辭邪說者，則治監臨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為民。清制，鄉、會試發榜后，各考官依程限將朱、墨卷解送至禮部。複核內容，首嚴弊幸，即朱、墨卷有無不符之處; 次檢瑕疵，即卷內語句、書法有無犯規之處。如發現問題，中式者除名，考官及同考官革職。磨勘官初由禮部及禮科主之，康熙(1662—1722)間始欽派大臣專司其事。乾隆(1736—1795)初，改任都察院科、道五品以上，科甲京堂、中允、贊善以上翰、詹官，並集朝房複核。二十一年(1756)，始令磨勘官填注銜名。二十五年，復增大臣復勘例，以便稽察弊竇。太平天國天試在正、副主考官下亦設磨勘官，掌試卷之複核。

磨勘是古代政府通過勘察官員政績，任命和使用官員的一種考核方式。《唐文拾遺》中，唐德宗有個《磨勘內侍官結階敕》：“累勛階者，並且當司磨勘，具銜奏來。”大意是說，凡有功或有政績者，經過相關部門的考核，送交報批，才能得以升遷。簡而言之，磨勘也就是古代公務員升遷任用所必經的考核過程。

宋代的磨勘很複雜，文官被分為“選人”和“京朝官”。選人是文官裡面最低的一個階層，分為四等七階。而京朝官又被分為“京官”和“升朝官”，有資格上朝議政的叫做“升朝官”，秘書郎以下的小官員叫做“京官”。范仲淹有句名言：“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喻已甘於平淡之意。常調官指的就是選人逐階升遷的過程。選人須經過三任六考的磨勘，層層升上去。每任的任期為三年，每年一考，這個過程叫做循資。從選人晉陞到京官，磨勘期滿之後，還要有人舉薦，其官階和職務必須達到一定的階層，才有舉薦的資格。過程大致是：舉薦人把自己所舉薦的選人履歷送到吏部的南曹。南曹是一個輔助性的機構，職能是審驗選人的履歷，如果認為選人符合規程，可以遷調，就把其履歷整合成一份公文材料，送到上一級主管部門———吏部的流內銓。流內銓經過審查，確實無誤，再發回南曹，由南曹給選人出證明，然後呈交中書省經宰相審批。這個過程叫做“改官”。選人是否能如願改官，晉陞為京官，會決定一生的仕途，整個審批程序極為嚴密。為了能夠人盡其才，也為了掌握人事決策權，皇帝經常會對選人改官親自過問。

京朝官則由吏部審官院負責考核，每三年進行一次磨勘，評定政績優劣，是否有過失。考核之後，審官院對不同官階和爵位的人，根據各部門的職缺，擬出一份相應的任命或調動方案，然後送交中書省、樞密院審批，如果沒有異議，即按擬定方案進行升遷貶黜。“凡所除授，先由大臣進擬，而後下於中書、門下兩省，臣僚無異論，則命詞省審授之。（《宋會要·職官》）”

高級官員及一些要害部門的人事任免，則由皇帝親自審批，人員選拔和舉薦由中書省和樞密院負責。

雖然磨勘制度是一樣的，但不同時期的官員任選，卻有著天壤之別。最著名的例子是柳永。張舜民在《畫墁錄》中載，柳永登第后，成了選人，經過三任六考，磨勘期滿，卻在晉陞京官時被吏部卡住了，不放改官。宋代的磨勘制度對年齡有明確規定，凡年滿七十者將不再進行磨勘，仕途到此完結。柳永這時已不再年輕，也希望自己的仕途能夠走得更遠一些，心裡很著急，就求見當時的宰相晏殊，投訴吏部對他不公。晏殊問：“賢俊作曲子么？”柳永答道：“和相公一樣，亦作曲子。”晏殊卻不吃他的套近乎，說：“我雖然作曲子，卻不作‘采線慵拈伴伊坐’這樣的曲子。”柳永遂告退。

這件事情折射出了北宋磨勘制度的嚴謹。柳永在當時的名聲是不太好的，雖有俊才，行為卻放浪不羈，正是因為德行淺薄，吏部才在改官這個重要關節一再卡他。晏殊並非曲解柳永的小詞，而是隱晦地告訴他，原因出在了哪裡。

到了南宋末年，韓侂胄、賈似道等人擔任宰相，貪贓枉法，在任用官員方面一手遮天。“陳自強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宋史·韓侂胄傳》）”陳自強託庇韓侂胄的權勢，數年間即由選人飛升為宰相，這一奇迹，也使得任選官員的磨勘制度，成了一紙沒有任何實際效用的空文。

唐朝建立了一套堪稱嚴密的考核制度，稱為考課，也叫做磨勘。考課由吏部（相當於人事部）的考功司主持，考課標準是“四善二十七最”。所謂“四善”，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屬於抽象標準，即為官應達到品德端正、為官清廉、處事公平、勤政不殆的基本要求，可稱之為“官德”。“二十七最”，即按官吏的類別和職能分成近侍、選司、考校、禮官、樂官、判事、宿衛、督領、法官、校正、宣納、學官、將帥、政教、文史、糾正、勾檢、監掌、役使、屯官、

倉庫、歷官、方術、關津、市司、牧官和鎮官27類，每類都有具體的考核標準，是評判不同類別、不同職能官吏依據的細則。如“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是對侍衛官系統的考課標準；“輇衡人物，擢盡其才，為選司之最”，是對主持選舉官吏的考課標準。以官員所得“善”、“最”列為九等，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二善為中上，無最一善為中中，職事精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缺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這應該都屬於抽象考核，類似官德和崗位職責之類的規定。

量化的考核則體現在具體數字和懲獎升黜的具體規定上。

州縣官是直接管理百姓的，被稱為親民官，有更加細密的計量考核標準。州縣官轄區內的戶口增損是量化考核的主要指標，具體規定如下：管內戶口每增加10%，刺史（州）、縣令各進考一等，每減損10%，降一等；勸課農田是另一項重要指標，管內墾殖田土每增加20%，進考一等，每減損10%降一等。如果州縣官業績突出，數處都應進考，允許累加。

此外，一些負責具體事務的部門也制訂有量化考核標準，如隸屬於司農寺的司竹監，負責管理皇家竹園，年終以種竹的多少和提供產品（成材的竹子和竹筍等）的多少優劣作為考課的量化指標；隸屬於太僕寺的牧監，每年牧養的大小牲畜數量都有定額，如果有超過定額的生育，則有相應的獎勵，如：馬生駒一頭，騾生駒二頭，驢、牛生三頭，羊生七隻，羚羊生十隻，都可獲得一匹絹的獎賞。

唐朝還規定每年一小考，三至四年一大考（地方官任期一般是三到四年），使考課經常化。根據考課等第進行獎懲，考在中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即加發三個月的工資）；中中考，守本祿；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即扣發三個月的工資）；如兼有上下考，可相互抵消。若犯輕罪，允許通過一定量化的減考等來沖抵，具體計量規定是：如所犯罪計贖銅一斤（古代法律允許官吏用交納一定數量的銅贖罪），為一負，如是公罪加倍；十負為一殿，但得上上考者，不降等。自上中考以下，每一殿降一等。若私罪下中以下，公罪下下，解除現任職務，扣發當年俸祿。

考課結果由主管部門當眾宣讀考辭（即評語），但考官也有酌情處置權。唐高宗時，盧承慶主持內外官考課，有一官督運漕糧，遇風翻船失米，盧承慶定其考辭為“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考辭為“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亦無喜無愧；承慶又改其考辭為“寵辱不驚，考中上”（《資治通鑒》）。考辭居然可以根據主考官的主觀意志屢次更改，看來，在一定情況下，可以脫離量化的樊籬，而以雅量風度定等級了。

在特殊情況下，皇帝享有“賜考”的權力。如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曾賜刑部侍郎鄭少微等人“中上考”。

晉級、加薪、提職都與考課等第掛鉤，考課制度更加趨於細密，越來越規範化，但結果卻適得其反，逐漸失去激濁揚清的本意，而流於形式。表現在：各級機構和部門應考人數和考第均有準額，因此考課等第往往依官品大小而定，部門長官例得“上考”，而低級官吏只能得“中考”。“考”也演變為“年勞”、“年資”的代名詞，如因平叛有功的唐中興名臣郭子儀，史稱“二十四考中書令”，即指他任中書令銜已有二十四年。

考辭都收錄在檔案里。唐後期考辭多虛美不實，還有的通篇介紹被考人的任官經歷和家世背景，更惡劣的是一些人還私自篡改等第。因此，中央主持考課工作的官吏建議，以後書寫考辭時，應該直言某官有什麼特殊政績，有什麼具體建樹，有什麼實在功勞，判決了哪件案件，糾舉了哪些不法之事，不得“虛美間言”，如果以後再發現考辭空話連篇，一律降低考第。不過，制度上嚴密規範的考課，唐中期開始就走向兩個極端：一頭向按程序、走過場、虛應故事的方向發展；一頭向賄賂公行、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的方向發展，越來越與官吏的實際政績、功效和貢獻漸行漸遠，越來越與當事人的品德風範和民眾口碑無關了。

各朝試圖用績效量化、考核指標勉勵和督促官吏的努力，大致都經歷了與唐朝考課制度同樣的遭遇，轟轟烈烈、井然有序地開始，不斷磨合調整的中期，日益變質的晚期，形同虛設的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