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振

朱自振，筆名史念書、史正、史茶，1934年舊曆十二月生於江蘇省武進縣(即今武進市)三井鄉長溝村。父親朱福蔭在本鄉擔任小學、中學教師。母親萬惠鳳也是小學教師。朱自振是家中的第一個男孩，尤得雙親寵愛，學齡以前的啟蒙教育全由雙親肩負，尤其是母親成為他童年的第一個教師。朱自振讀初小的第二年，即1940年夏天慈母突然病逝，從此暴戾的繼母歧視和虐待，加之父親在外教書難於照顧，他逐漸養成了倔強和勤奮的品格。

1946年，朱自振隨父親到崑山中學讀書。翌年，他父親到常州做事，朱自振亦隨之轉學柏楨中學，一直讀到高中肄業。在常州讀書期間，朱自振與中共地下工作人員有接觸，每逢暑假和寒假，便在家前屋后擔負起放哨的任務。1950年3月，朱自振參軍正是當年一度隱蔽他家的地下黨幹部推薦的結果。

在部隊，朱自振擔任文化教員，兩次榮獲三等功。但他深感自己知識的不足，於1954年10月獲得批准複員，並在寒假之後赴常州母校插班補習高中課程。當年，朱自振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這為他後來從事中國農業史及中國茶葉史的學術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1959年，朱自振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學院所屬農業遺產研究室工作。該研究室主任萬國鼎教授當時已屆花甲之年。他覺得朱自振在工作上踏實，富有事業心和進取精神，便與之作了幾次長談，便把珍藏的一些茶史著作，以及所撰寫的茶學論文，一一推薦給他，具體指導和幫助他熟悉並鑽研茶史。在萬國鼎教授的直接指導下，朱自振在茶史探索之路上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協助另一位茶史研究專家陳祖槼，共同核實、補抄地方志史籍，並且從中熟悉和搜集有關茶史資料。

後來，萬國鼎教授分配他們倆去完成茶史研究工作上的另一個重任，即整理和編撰《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茶史研究課題是1962年在制訂國家科學發展規劃時，由出席會議的萬國鼎提出，獲得批准而後正式下達的。說來事也湊巧。萬國鼎在京出席科學發展規劃會議的同時，朱自振和陳祖槼正好出差到北京圖書館檢索、核對地方志資料。會議一結束，萬國鼎便向他們傳達了會議審定農史課題的有關情況，說“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之方案分上編與下編兩個課題，並說上編由陳祖槼、朱自振主持編撰，下編則由朱自振、陳祖槼主持編撰，兩人既協力合作又各有側重。

當時陳祖槼年紀比朱自振大得多，這樣的安排，便於以老帶新，在茶史研究工作上實行“傳幫帶”，同時也表明，萬國鼎對於朱自振在茶史研究這項事業上所寄予的厚望。朱自振與陳祖槼憑藉在北京圖書館檢索地方志的過程，發現許多很有價值的茶史資料的線索，提出如果將其一一查抄下來，薈成專冊，對於茶史研究工作來說則裨益不淺。這個設想得到萬國鼎教授的同意。於是兩人便在北京和其他幾家大圖書館呆了下來，夜以繼日地進行突擊。朱自振沒早沒晚都撲在茶史資料的抄錄上，每天一早出門奔往圖書館，抄一個上午，中午只在附近的小攤上吃點麵條，下午再繼續抄，晚上在招待所還要忙碌兩三個小時。如此加班加點檢索和抄錄茶史資料，自然收穫頗豐，但他雙腿雙腳的浮腫卻一天比一天嚴重，可他只顧埋頭苦幹，把養病與休息置之度外。尤其叫人驚異的則是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情形。

這裡書庫的調書，搬進搬出工作量很大，而朱自振一個人實在擔負不起。該館工作人員見此情景，就照顧他直接進庫查抄資料。圖書館每天午休都要閉館，朱自振想這午休兩個小時若能利用起來，不就可查抄好多茶史資料嗎？他就找有關領導商量，取得特許，繼續留在書庫趕抄茶史資料。這樣他每天帶點乾糧，喝點自來水，照例被“鎖”在書庫內。前後被“鎖”了一個多月，朱自振胃炎發作，頭昏眼花，不時還會噁心、嘔吐，可是他感到最大的欣慰，則是茶史資料取得了意外收穫。完成北京查抄茶史資料后，接著先後輾轉天津、上海、杭州、寧波，從這些地方的地方志藏書中，查抄到更為豐富的茶史資料。直到1963年5月前後，茶史資料的檢索和補抄工作才大體就緒。遵照萬國鼎教授的指點，由陳祖槼和朱自振從事《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上編》的編撰工作，不幸就在這一年，萬國鼎教授突患腦溢血辭世。朱自振則遵循萬氏生前的教誨，誓願畢生從事茶史研究工作，努力完成其未竟事業。

就朱自振和陳祖槼的願望來說，本想用半年或者稍長一些時間編就這兩部茶史書稿。然而，事與願違，1964年初春，朱自振被自然毫不例外地被遭查封之厄運。事隔七八年之後，即1973年，農業遺產研究室劃歸江蘇省農業科學院領導。朱自振和其他一些青年研究工作者，奔赴江蘇各地的不同農作物產區，探索農史研究，包括茶史研究的創新之路。其時，朱自振與另一位同伴撰寫了《歷史上蘇州地區的茶葉生產》一文(約1萬餘字)，並由當時蘇州地區的農業主管部門列印下發給所屬的茶葉生產單位，供研究參考。此後不久，朱自振則又撰寫了一篇《江蘇茶業的歷史發展及其經驗》的專題報告文章。20世紀70年代，朱自振一度被調到《江蘇農業科技》雜誌及報社工作，但他的茶史研究卻始終沒有停止，先後在《茶葉科技簡報》和《中國茶葉》等雜誌及報刊上發表有關茶史的文章。

20世紀80年代前夕，隨著農業遺產研究室被批准恢復原來體制，朱自振才得以重新走上茶史研究的崗位。上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其早年送審的關於《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上編與下編兩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補充。該書1981年由農業出版社出版，了卻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員的心愿，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朱自振在茶史研究方面提出過種種論見，其中最突出的主張則是巴蜀是我國茗飲文化的搖籃。陸羽《茶經》所謂“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主張的是茶飲史前說。其後，或說茶飲始於戰國時代，或說始於西漢時代，或說始於魏晉時代，歷史上眾說紛紜。至於究竟起源於什麼地方並更無確定說法。直到清代初期，顧炎武才在《日知錄》中說道：“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就是說巴蜀在戰國以前，茗飲之事早就形成風俗，而我國巴蜀以外其他地方的飲茶、種茶，則是在秦滅巴蜀之後才漸漸傳播開來。朱自振肯定了這種論說，並且就此作出許多富有創見的闡述，從而論證了巴蜀是我國茶飲文化的搖籃。朱自振經過考證認為：先秦之時，巴蜀乃是兩個部族或國家，一個由巴人血統形成的巴族(巴國)，一個則是由蜀人血統形成的蜀族(蜀國)。現今重慶一帶，即是巴族聚居的領域，而現今成都一帶則是蜀族聚居的領域。這兩個部族，並非當地的土著。相傳“蜀人和黃帝族同源，是由甘青山地沿橫斷山脈南遷的羌族的一支。巴人祖居‘湖北清江流域’，《太平寰宇記》引《世本》說，‘巴郡南郡蠻，本有五隆……皆出武落鍾離山。’鍾離山，亦名留難山，位今湖北長陽縣境內；其中巴姓的一支，就是由這裡沿大溪移居川東的。

巴族、蜀族移居巴山蜀水以後，他們和原先居住在這裡的一些氏族，住相錯，行相仿，交相融合，產生或形成了一種巴蜀文化。”這種由古代形成的巴蜀文化之中，自然就包括茗飲文化在內。當然，巴人和蜀人在形成茗飲文化的歷史進程中，仍有孰先孰后之別。這是因為，史學界一般認為，神農和炎帝，是南方特別是荊楚一帶流布的傳說；后稷，是北方崇拜的農神。所以，“從巴蜀來說，巴人無疑在茶的發現、利用上，關係比蜀人要密切”。這是朱自振根據漢代以後的種種傳說記載而作出的推論。他的結論是：“我國茗飲早在秦朝以前在巴蜀就已有較長的發展歷史；我國茶葉的生產、製造，由茶葉的產、制和飲用構建的茶飲文化，不是別的什麼地方，而正是在巴山蜀水這個搖籃里度過它們的初年的。”這一結論雖非歷史定論，但在考古未能為茶之起源發現和提供直接的證據之前，確乎起到了某種開拓和推進的作用。朱自振退休之後，依然在茶史研究的領域中筆耕不輟，探索不止。

他除了擔負撰著《農業通史》中的原始農業卷部分，參與《中華茶葉五千年》和《中國古代茶書匯校》的研究課題外，還在著手整理《中國古代茶葉文獻通考》，並策劃建立一套不同類型的茶葉博物館系列工程。在他的具體策劃和指導下，“南京圖書館茶葉歷史文化文獻研究中心”的籌建工作已經起步。此外，朱自振還與有關地方政府以及有關茶葉企業合作，擬分別興建宋代茶葉博物館、元代茶葉博物館、明清茶葉博物館，以形成具有不同)-Z史時代特色和不同茶葉產區特色的茶葉博物館體系。如今年愈花甲的朱自振，儘管體弱多病，但在茶史探索之路上的奮鬥精神卻不減當年。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願為中國茶葉歷史文化奉獻終生!”

1934年12月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三井鄉長溝村．

1939—1946年江蘇武進長溝初小、大壩頭小學讀書

1946—1947年江蘇崑山中學讀書

1947—1950年華東軍區炮兵軍械部文化教員

1950—1955年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並畢業

1955—1959年江蘇常州柏楨中學教書

1959—1974年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學院遺產研究室工作

1947—1978年江蘇省農業科學院《江蘇農業科技》編輯

1979—1995年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業大學農業遺產研究室副研究員、研究員

1995年退休

陳祖槼，朱自振．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朱自振．略考我國茶類生產的發展．農業考古，1984(2)：226—234

朱自振．太湖地區農業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1991

朱自振．中國茶葉歷史資料續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

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台灣：文津出版社，1995

朱自振．茶史初探．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