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話

唐、宋時代民間藝人講說故事的專稱，相當於近世的說書。“說”字在古代就含有故事的意思，如韓非子的《說林》，劉向的《說苑》，都是故事的結集。隋代更以“話”字來稱故事,《太平廣記》卷248引侯白《啟顏錄》記載：楊玄感曾要求侯白“說一個好話”，侯白被纏不過，乃說“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云云。這是說書（或者是說故事）最早的記載。

“話”即口頭述說的故事，一稱話本，猶言故事，敦煌寫本已有《韓擒虎話本》，唐人有《一枝花話》，五代以降，又有“古話”，即說唱古代歷史故事；尚有“小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舉鳳皇渴睡小話”，猶言小故事也；又謂之“調話”。《青樓集》云：“時小童善調話，即世所謂小說者。”可見這一文學形式，由來已久。對說話有直接影響的應是變文。

說話藝術繁榮興盛於兩宋, 在勾欄瓦舍中說話人居主導地位，以臨安為例，從事這一職業的有百人之多，而說諢話者只有一人。當時說話分為四家，即小說、說公案說鐵騎兒、說經說參請、講史書。小說，一名銀字兒，由銀字笙或銀字觱篥伴奏而得，多說唱一些煙粉、靈怪、傳奇等類哀艷動人的故事。說公案及鐵騎兒，自然是朴刀桿棒、鐵馬金戈的故事，與銀字兒可說一文一武；說經說參請，指演唱佛經及參禪悟道的故事；講史書，即講說歷代爭戰興亡，多為長篇評話，至元代時最為興盛，《三國志平話》、《五代史平話》等至今我們都可讀到。

說話四家中藝術上最有成就、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講史和小說，據《都城紀勝》記載：“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一作捏合）。”就是指小說家不受書史文傳的局限，能夠集中描寫故事，人物形象也刻畫得生動活潑。不論是長篇講史還是短篇話本，穿插敷衍，濃淡相間，引人入勝。說唱藝術是又說又唱的表演藝術，即“曰得詞，念得詩，說得話，使得砌”。“詞”和“詩”就是用來唱的；“話”是散說“砌”類似戲曲里的插科打諢，系就表演而言。最能全面概括說話藝術成就的是羅燁在《醉翁談錄》所稱：“小說紛紛皆有之，須憑實學是根基。開天闢地通經史，博古明今歷傳奇。蘊藏滿懷風與雨，吐談一捲曲和詩。辯論妖怪精靈話，分別神仙達士機。涉案槍刀並鐵騎閨情雲雨共偷期。世間多少無窮事，歷歷總頭說細微。”從說話的題材內容，到它的藝術特色，作了一個完整的總結。說話伎藝對後世的小說、戲曲、曲藝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興起於唐代

說話作為一種民間伎藝，興起於唐代。唐代佛教寺院中流行的俗講，多為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一類的變文，如《漢將王陵變》、《季布罵陣詞文》、《秋胡小說》、《韓擒虎話本》、《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等。唐代除這種說唱性質的俗講外，在民間已經產生了說話伎藝。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 4《貶誤》篇記載：“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列於雜戲中的市人小說，當即職業性說話人的伎藝。唐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有“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的詩句，原注云：“樂天每與予游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一枝花》就是白行簡所寫傳奇小說《李娃傳》的故事。說這一故事時,“自寅至巳猶未畢詞”,可見其不象《李娃傳》那樣粗略，必然極盡增飾鋪衍之能事，也可知當時的說話藝術已十分生動細膩。另外，郭湜《高力士外傳》記載唐玄宗退位以後，“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剃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說明說話伎藝已經流入宮廷。這些記載都在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以後，與寺院中俗講的興盛屬同一時期，從中也可約略考知說話伎藝對俗講的影響。

興盛於兩宋

說話伎藝繁榮興盛於兩宋時代。宋代繼五代干戈擾攘之後，建立起統一的封建王朝。隨著商業的繁榮，城市的擴展，市民階層迅速壯大。為適應市民階層的要求，城市裡遍立瓦肆勾欄以為娛樂場所，其中最流行的伎藝便是說話。《東京夢華錄》記述汴京（今開封）勾欄中說話藝人有講史 7人，小說6人，說諢話1人。另外在閭里坊巷之間也有說話藝人活動，蘇軾《東坡志林》記載：“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至宋高宗南渡以後，都城臨安（今杭州）的城、郊區迅速拓展，人口增加數十倍，成為一個龐大的消費城市，百戲伎藝更為興盛。周密《武林舊事》卷 6《諸色伎藝人》條記載，勾欄及宮廷中演史藝人23人，小說藝人52人，說經、諢經藝人17人，說諢話藝人 1人。也有一些無名的路歧藝人進不了勾欄，只在城市廣場上和鄉村做場獻藝，叫做“打野呵”；此外還有在茶肆、廟會、私人宅第中獻藝者。另外，小說藝人朱修、孫奇等都曾在德壽宮獻藝，得到高宗的賞識。宮廷中除了召喚說話藝人進宮供奉以外，還有一些內宮的近侍也會演述小說，如《三朝北盟會編》卷 149記載內侍綱編撰邵青起義及受招安的故事為小說，為高宗演述，使高宗知道邵青及其部屬忠詐、強弱之本末。

說話四家

南宋吳自牧《夢粱錄》曾提出“說話四家”之說，但由於文欄位落不明，句讀歧異，所以近代學者對四家之分曾產生過分歧意見。在宋人著述中，耐得翁《都城紀勝》的記載比較明確：“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朴刀桿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從這段文字記載的題材內容看，一般認為可分：①小說（又稱銀字兒）；②說公案、說鐵騎兒；③說經、說參請；④講史書。另外，據《西湖老人繁勝錄》“瓦市”條所載，則分為：小說、說經、說史書 3類。《武林舊事》和《夢粱錄》記載諸色伎藝人姓名，也是按這 3類劃分。清代翟灝《通俗編》引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之說，分為銀字兒、鐵騎兒、說經、講史四家，近人王古魯《南宋說話人四家的分法》一文也從其說，並加以闡釋。

小說

小說 又稱銀字兒，一般認為是由於小說在說唱時用銀字笙或銀字觱篥來伴奏而得名。由於這種樂器吹奏的聲音悱惻動人，後來有些詩中常以銀字作為哀艷腔調的代稱。至宋代銀字引申為哀艷之意，像小說中煙粉、靈怪、傳奇一類，內容大都哀艷動人，因此以銀字兒來稱這一類小說，與公案、鐵騎兒相區別。宋代小說有說有唱，可以用銀字笙或銀字觱篥來伴奏，也可以吹起這種樂器來招徠聽眾。宋代，在民間諸色伎藝人中，以小說藝人為最多。據《東京夢華錄》載，北宋時出色的小說藝人有李慥、楊中立等 6人。南宋時據《武林舊事》、《夢粱錄》等書記載，則有蔡和、李公佐等50餘人。可見南宋時小說伎藝比北宋時還要盛行。另據《武林舊事》載，南宋時小說人也有了自己的行會，名為雄辯社，在迎神賽社時與其他伎藝一起演出。

據《醉翁談錄》、《也是園書目》和《寶文堂書目》中所記宋代話本名目，約有 140多種，大部分已經散佚，留傳至今的有《京本通俗小說》殘卷。此外尚有《刎頸鴛鴦會》、《柳耆卿詩酒翫江樓》、《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等散見於明人所輯的《清平山堂話本》、《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和熊龍峰刊本中。在《醉翁談錄》里也載有《因兄姊得成夫婦》、《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張生彩鸞燈傳》等，不過都比較簡單。這些小說，有的取材於唐人傳奇，像《李亞仙》、《鶯鶯傳》、《大槐王》、《聶隱娘》等；有的采自歷史故事、神怪故事和民間傳說，象《姜女尋夫》、《楊令公》、《五郎為僧》、《紅蜘蛛》、《芭蕉扇》等。更多的是取自宋代社會現實生活，象《碾玉觀音》、《錯斬崔寧》、《志誠張主管》等，描寫的都是當時市民階層中的生活圖景，通過中下層市民的遭遇和命運，揭露了當時封建統治階級草菅人命迫害小民的殘暴行為，同時讚揚了這些下層人民的智慧、勇敢和反抗精神。這是在宋代小說中所出現的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題材內容。

鐵騎兒 是否與銀字兒別為兩家，在近代學者中還有不同看法。根據《都城紀勝》所說，鐵騎兒是敷演“士馬金鼓之事”，由於它與講史不屬於一家，所以嚴敦易在《水滸傳的演變》一書中認為當是專門講說宋代戰爭故事，包括農民暴動和起義以及抗金義兵的一些英雄傳奇。陳汝衡《說書史話》及李嘯倉《宋元伎藝雜考》都認為說公案、鐵騎兒應為一家，“士馬金鼓”與“朴刀桿棒”題材相近，而與小說家的傳奇、煙粉、靈怪題材不同，可分為文、武兩家。

說經

說參請 演說佛經故事和參禪悟道故事。在唐代已很盛行，當時由僧侶們在寺廟中講唱。宋代說經，相傳最早的《香山寶卷》即為北宋崇寧二年(1103)普明禪師在武林所作，北京圖書館所藏《銷釋真空寶卷》也是宋末元初的抄本。可能因南宋瓦肆間以講唱勸世經文的為多，因此當時稱為說經或談經。南宋說經人，據《武林舊事》、《夢粱錄》等書記載，有長嘯和尚、達理和尚、喜然和尚、陸妙慧、陸妙靜等20人左右，都為僧尼。說諢經則有戴忻庵1人。

講史

即講說歷代爭戰興亡的故事，都是長篇。主要事迹基本符合史實，在細節和刻畫人物上則全靠藝人敷衍描繪。北宋時瓦肆間說三分已經很盛行，據《東京夢華錄》載，崇寧、大觀年間瓦肆中除去一般講史外，單有藝人霍四究專門說三分，還有尹常賣講五代史。南宋時講史更加發展，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當時在臨安北瓦的十三座勾欄內“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武林舊事》所記的諸色伎藝人中，除小說外，也屬講史藝人最多，計有23人。講史的伎藝要求有淵博的學識，象《醉翁談錄》所說，要通經史、博古今，才能“秤稱天下淺和深”。《夢粱錄》中所載的講史藝人王六大夫，便是“講諸史俱通”的，因此聽者紛紛。其他講史藝人象喬萬卷、戴書生、張解元、陳進士等，都是由於精通書史文傳，廣識博聞，才得到這類稱號的。

宋代所講說的史書，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以說三分和五代史為最流行。南宋時，據《夢粱錄》載，則有：《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在《醉翁談錄》中則載有：說孫龐鬥智、劉項爭雄、三國志、說黃巢……，“史書講晉、宋、齊、梁”等，內容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廣泛，既可給人以豐富的歷史知識，又可激發人們的愛憎感情。

與南宋同時，北方的金朝也有不少說話藝人。《三朝北盟會編》卷77《金人來索諸色人》條記載金人向南宋索御前祇候，包括教坊樂人、雜劇、說話、弄影戲、小說等藝人150餘家。《金史》中記載有供奉宮廷的“說話待詔”，如說《五代史》的藝人劉敏曾為金主完顏亮之弟完顏充說梁末帝朱友貞殺朱友珪之事；還有賈耐兒、張仲軻等都以說話為業。

元明兩代說話伎藝的流行

到了元明兩代，說話伎藝仍很流行，但以講史為最盛。元代以後，講史別稱“平話”,都是講歷史故事，以散說為主不須彈唱，與清代以後的評話、評書相同。另有彈唱的“詞話”，有說有唱，題材則較廣泛，既有講史，也有傳奇、公案之類。由於宋元說話的盛行，元明之間便有文人收集話本釐定加工、刊印流行。特別是施耐庵的《水滸傳》、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等書，重新結構，首尾完整。明代以後，反映歷史和現實的通俗演義小說刊印甚多，有的是藉助於說話藝人在書場上渲染積累起來的歷史故事，參酌史乘及野史筆記加工寫成；有的則是小說刊行在先，然後才有藝人加以渲染演述，如明代的《英烈傳》。到明末清初，江南說書藝術家柳敬亭以精湛的伎藝，風靡一時，為近代評話藝術開了先河，並被現代的南方評話、北方評書界共同尊奉為祖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