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書貨殖傳后

又書貨殖傳后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后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內為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后所稱販鬻僦貸，則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子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裡，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賾而不可惡也。

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貸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邪？

貨殖傳：即《史記貨殖列傳》，記敘春秋末年至西漢初年的富商大賈范蠡、子貢等人的事迹以及當時各地的生產情況、經濟特點。

“《春秋》”二句，意為孔子著《春秋》制定的作文“義法”，乃是司馬遷首先指出來的。作者的這個見解，所據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該文指出，孔子著《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但實際上該文所謂“義法”，乃是“儀法”，是準則的意思，並無方苞所謂文義、文法之意。

“言有物”：《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意為君子說話，能言之有物；君子做事，能持之以恆。

“言有序”：《易艮》：“言有序，悔亡。”

凡：概況。

因而利道：即因勢利導。“道”通“導”。

支湊：物資的出產合聚。

作業：生產。

徽：定明。

審：清楚。類：分別不同情況。

本：古代儒家認為農業是本，而商業則是末，這是一種重農輕商的經濟觀念。

僦（jiù就）貸：租賃，借貸。

太公：即周初政治家呂尚。呂尚姜姓，名望，一說字子牙，俗稱姜太公。整齊：統一布署。

朱公：即陶朱公，春秋時越國大夫范蠡的別號。范蠡輔助越王勾踐滅吳后，離開越國去齊國陶地，改名陶朱公，以經商成巨富。子贛：即子貢，孔子弟子，經商曹、魯間，致巨富。白圭，戰國時周人，以經商致富。

計然：春秋末期人，或以為即越國大夫文種，曾提出富國之策。《史記貨殖列傳》稱“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

儕：並列。

“能試所長”，《史記貨殖列傳》稱讚白圭等人的話，原文為“能試有所長”。許：稱讚，肯定。

猗（yī衣）頓：戰國時大商人，經營食鹽、珠寶致富，以能識寶玉著稱。

《平準》，即《史記平準書》，記述漢初至武帝一百餘年間財政經濟發展情況，因著重說明貨幣制度的變化及控制商品流通和物價的均輸平準，故名《平準書》。

措註：安排布局。賾（zé責）：幽奇，深奧。可惡：這裡意為雜亂不通。

《禮》、《樂》、《封禪》三書：即《史記》之《禮書》、《樂書》、《封禪書》。

“則於其言”句：寓義法於雜亂無章之中，表面上看起來記事雜亂，頭緒繁多，實際上詳略繁簡措置得當，經緯明晰，結構井然。

“豈所謂”二句：《公羊傳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辭。”意思是說，孔子修《春秋》，記當代國君魯定公、魯哀公的事，多用微辭表示批評之意。這裡引用此語意為司馬遷寫《封禪書》、《貨殖列傳》等，所記亦多當代之事，往往不便明說，不得不以微辭出之，故表面上顯得有點“雜亂而無章”。

該篇是方苞闡明“義法”問題的一篇重要文章。此文首先提出“義”為“言有物”，“法”為“言有序”，“義”為經，“法”為緯，統一成文，這是方氏關於“義法”的基本觀點。下文所論，雖言“義法”，但具體所指，則偏於“法”，即“言有序”的問題。作者認為，《史記貨殖列傳》看似記事繁雜，實則秩然有序，主要是因為司馬遷能從材料的性質出發取材行文，故詳略適宜，措注得當。

方苞（1688-1749），清桐城人，字鳳九，晚號望溪，康熙進士。1711年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受牽連下獄，獲釋后命為康熙帝編校《御制樂律》等。與劉大櫆、姚鼐同為“桐城派”代表。在文學方面的最主要的貢獻事提出古文“義法”，堅持“文”、“道”統一。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