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澤生
曾任滇軍第98師軍士隊隊長
曾澤生,1902年10月生於雲南省永善縣大興鎮,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滇軍第98師軍士隊隊長,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
1922年12月考入雲南唐繼堯開辦的建國機關槍軍士隊。畢業后入雲南講武堂學習。1925年入黃埔軍校任第3期區隊長,1927年1月入黃埔軍校高級班學習。1929年1月應國民黨雲南省主席龍雲之邀回滇,在昆明開辦軍官候補生隊,任副隊長。後任滇軍第98師軍士隊隊長,第3旅6團營長、第5團副團長。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國民革命軍第60軍184師1085團團長,隨軍開赴抗日前線,1938年率部參加了台兒庄會戰。1939年起任第184師副師長、師長,第60軍軍長。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率部到越南受降。
1946年率第60軍赴東北,先後任國民黨東北第4“綏靖”區副司令、吉林守備司令、第1兵團副司令,併兼60軍軍長。1948年10月率第60軍於長春起義,所部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任軍長。后率部參加解放鄂西、進軍西南作戰。1949年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1950年3月任中南軍政委員員會委員。同年10月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50軍軍長,率部參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戰役。1954年回國後繼任第50軍軍長。是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55年獲一級解放勳章。1973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
曾澤生
曾澤生
1925年任黃埔軍校區隊長,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7年轉入黃埔軍校高級班學習。
1930年任討伐軍第10路軍3旅5團副團長。
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9月任國民黨政府60軍184師團長。
率部參加台兒庄對日作戰。
1939年1月任184師副師長,7月任師長。
1944年11月任60軍軍長。
1946年12月任國民黨東北第四綏靖區副司令兼60軍軍長。
1948年1月任國民黨政府軍吉林守備軍司令兼60軍軍長,3月任國民黨政府軍第一兵團副司令兼60軍軍長。
對蔣介石賣國獨裁、發動內戰、屠殺人民的反動政策日益不滿,毅然於1948年10月率60軍在長春起義。
起義后的部隊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50軍,任軍長。
積極配合政治委員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關於改編起義部隊的各項政策,使這支部隊順利轉變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1949年率部參加解放鄂西、四川的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軍長。
1950年3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0月率部入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50軍軍長,在朝鮮戰場上共進行大小戰鬥95次,殲敵14492人。
回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軍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能夠以身作則,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1968年9月離職退休。
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榮獲一級解放勳章。
1953年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
1973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1歲。
1902年,曾澤生出生於雲南永善縣大興鎮一戶有田地數百畝,人口三四十,卻又“自私自利的地主家庭”。未及兩歲喪父后,寡母帶著曾澤生和他7歲的哥哥改嫁叔父,從此,在族內族外的地位一落千丈。曾澤生少年失學,13歲時,由舅父出面說情,家庭方允其到200餘裡外的昭通讀書。高小畢業后,家庭拒絕繼續供讀,曾澤生求學心切,乃私竊家中200銀圓逃走,被家人緝回,經親戚再為說情,才勉強允許其赴昆明讀初中,剛一年,又斷絕供給。剛滿20歲的曾澤生走投無路,毅然棄學從軍,考入雲南省都督唐繼堯的軍士隊。
幼年及求學的屈辱,在曾澤生的心靈上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奠定了他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的內向型性格的基石,塗抹了他明哲保身、中恕之道的處世態度之底色。巨大陰影伴隨著情感和心理上的重壓,重壓滋生了對惡勢力的反感,又以反作用力激活了了他內心深處的強烈願望:“我要做一個好人!”
追求理想的強烈願望衝破心理上的重壓,推動著曾澤生向異化性格方向上勇敢地邁出了一步。從軍頭10年,曾澤生立志“潔身自好”,“抱定‘修脯’之外,一芥不敢”。卻不知,青天白日下的軍旅仕途,月黑風高,淵深冰薄,步履維艱,想“潔身”,未必能“保身”,想“自好”,未必可“得好”!曾澤生從軍士隊畢業后,以優良成績免試保送進入第18期雲南講武堂。該校清朝末年創建,曾以新式教學名噪一時,但衰敗很快,曾澤生入校一年後,“因校當局不發津貼又逢過年,眼見尉級同學家屬來校訴苦之慘狀,於是心中憤慨,乘夜間點名時鼓吹暴動,打鬧校宿,通夜不息”,被校方發覺,逃離學校。
1925年5月,曾澤生投奔黃埔軍校,被任為第3期的區隊長,11月,調教導師第3團任連長,未及一年,因厭惡“軍官們只知嫖賭,不問營事”的“腐敗惡習”,乃堅決辭職回黃埔軍校。
1929年,龍雲登上“雲南王”的寶座后,為培養幹部,改造滇軍,派盧浚泉赴上海將曾澤生等20餘人請回昆明,在雲南講武堂舊址舉辦“軍官候補生隊”,盧浚泉任隊長,曾澤生任隊附。曾澤生一夥年輕軍官“憑著一股熱情”,創辦《新武力》校刊,鼓吹“發揚革命精神,反對封建專制,剷除貪官污吏”。然而,未及數月,蔣介石即派王柏齡來滇查辦,先將軍官候補生隊全部繳械,再將曾澤生等人打入牢獄。
這次牢獄之災險些搭上曾澤生的性命,經龍雲的心腹幹將盧漢等人力保,禁閉數月後才獲釋。面壁反省,痛定思痛,曾澤生終於領悟了國民黨軍隊中的“生存真諦”:長官意志就是真理,惟長官意志是從才有出路。從此,不得不“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曾澤生,了結了血氣方剛年紀中的性格衝突,時時處處“以服從為天職”約束自己,忍辱負重,惟命是從,埋頭苦幹,終於贏得了各級長官的好感,也迎來了他夢寐以求的時來運轉、平步青雲。
曾澤生想“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人格追求與地位追求之間尋求兩全其美。然而,“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社會黑暗,即便“自掃門前雪”,也未必容易。
曾澤生自1925年當連長掌握經濟時起,即“反對剝削士兵伙食薪餉之惡習”,所以,手中的積蓄很少,以至於1937年開赴抗戰前線時,雖已升任團長,但他也只能給寄托在丈母娘家裡的老婆孩子預支幾個月的薪水,自己過著行裝一被一褥,衣服不破不添,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不玩弄女人的清苦生活。
打碎曾澤生“潔身夢”的,是抗戰中期讓他揪心撕肺傷感,使他百般無奈難堪,令他無地自容尷尬的家庭窘境。30年代初,國民黨軍各級軍官每月的薪水,上將800元,中將500元,少將320元,上校240元,中校175元,少校135元,上尉80元,中尉60元,少尉40元,准尉32元。“九·一八”事變后,軍政部規定,按原定薪額,上將至上校減半,中校、少校打六折,尉官打七折。照此標準,曾澤生當團長、副師長時的薪水是少尉排長的6倍。
1949年3月,解放軍第50軍部分領導於瀋陽開會期間在東北旅社左起:第148師師長白肇學、軍政委徐文烈、軍長曾澤生、第149師師長隴耀、軍宣傳部部長劉惠之、第150師師長李佐
1940年初,已升任副師長的曾澤生由江西請假回昆明,打算將度日艱難的老婆孩子送回永善縣老家。行前,夫人分娩難產,住院手術,錢花得曾澤生囊空如洗不說,還有200餘元的住院費無錢結算,經向朋友借貸,乃得完納出院,可回老家的路費又沒了,把家裡所有的傢具和多餘的衣物盡行出賣,還是不夠,只好再向盧漢告借。更使“抗日將領”曾澤生傷心的是,他未滿月的嬰兒,因凍而病,死於回老家的途中。
曾澤生寄希望於老家的家人,他很有把握地安慰夫人李律聲:“放心,國難當頭,家人不會讓你們餓肚子,會接濟你們的。”誰知,任憑曾澤生怎麼解釋,老家的家人全然不信:“人家當官,都捎錢給家裡蓋房置地。你這副師長的官也不小了!”言外之意,責怪曾澤生小氣、裝窮!果然,曾澤生走後,家人只給李律聲她們送點大米,別的一概不管。李律聲在老家住了1年,又返回昆明。
身為副師長,養家糊口,要寄人籬下,仰人鼻息,治病還鄉,要四處借貸,八方求人,在舊軍隊里,是很丟臉的。沒人會同情曾澤生“廉潔奉公”,相反,還會受到別人的百般恥笑:當了那麼大的官還不會撈錢,太窩囊了,太沒本事了!蜚短流長,眾口鑠金。極愛面子的曾澤生,要顧面子,就不能不隨風轉舵,隨波逐流,以應天承運。從此,曾澤生不再“天涯盪孤舟”,順天應人隨俗沉浮地滑入一條他原本厭惡的歧途:一邊“抗日救國”,一邊撈錢養家。但此後養家,已遠遠越出了“糊口”的範圍。
曾澤生撈錢,見之於他的《自傳》:1943年,我由182師師長調任184師師長時,向銀行借款600萬元,開始做囤積生意。1945年日寇投降,我隨軍入越南受降,再從銀行借款,籌集2000萬元本金,做金子生意,由越南利用飛機來往,幾天一轉,可免稅收及運費,時僅數月,我除將銀行之本利付清外,尚余金子300餘兩。《自傳》下筆之處,曾澤生有意迴避了一些在新社會難以啟齒的往事。
經歷了思想改造后的曾澤生在他撰寫的《自傳》中,有一段發自肺腑的感嘆:“舊社會有官必貪,有地皆豪,無紳不劣,無商不奸,在污水盆里共浴,哪裡還有一個乾淨人?”
長春起義后沒幾天,毛澤東致電東北局和東北軍區:根據曾澤生最近數日各種表現較吳化文要好,你們應對他其所部採取歡迎幫助的態度,雲南軍隊被迫來東北作戰,又在長春受了苦楚,可能改造成為較好的部隊。改造是必須堅持的方針,但不應操之過急,應依據情況逐漸進行之,首先注意取得曾澤生及其較好乾部對共產黨的信用,以利協同進行部隊的教育工作。
蕭華、蕭勁光和曾澤生
曾澤生率部起義后,部隊即開赴九台縣,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整訓。政治整訓內容包括三個運動和三個教育,核心是發動起義官兵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那是一場哭天喊地震動寰宇的苦難控訴,是涕泗滂沱淚水漣漣的靈魂洗禮,更是起義官兵洗心革面脫胎換骨徹底的思想改造。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首任政治部主任王振乾著文回憶:“在整編改造中,困難最大、工作最難做的還是一些上層人物。”中、下級起義軍官的思想改造好辦,他們在部隊、在東北軍政大學直接參加了震撼心靈的“淚血大控訴”。對上層將領則不同,既要“徹底摧毀、改造舊軍隊反共反人民的立場觀點和思想作風以及舊軍隊的各種制度”,又要“多做疏通引導工作,務使大家心情舒暢”。
共產黨幹部期望曾澤生等起義將領能主動反思自己的歷史罪惡,否定舊我,重鑄新我,可人家死要面子,歷史罪惡講得少,歷史功績講得多,什麼護國討袁啦,什麼台兒庄大戰啦,什麼長春起義啦,還有保護小豐滿電站等等,反反覆復,講個沒完。也難怪,舊軍隊壓根就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一說!改造起義的高級將領,一個天大的難題!
要堅持徹底改造方針,就不能不無情揭露舊軍隊中諸如貪污腐化、打罵士兵、虐殺俘虜、禍害百姓等等不人道的一切罪惡,其間,不可能不涉及起義將領們的過去。更何況,鼓勵起義官兵揭發他們往日頂禮膜拜唯命是從的將領的歷史罪惡,有助於割斷他們之間的封建關係,有助於實現他們脫胎換骨的靈魂裂變,有助於重建他們的人格尊嚴、價值觀念、是非標準,有助於為徹底改造起義部隊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對於曾澤生在控訴運動中的態度,參加改造起義部隊的解放軍幹部是有意見的,雖然,徐文烈政委等軍領導一再勸說大家要有耐心,相信曾澤生軍長會提高覺悟,但是,一些相當難聽的指責還是隨之流露了出來。儘管,士兵和中、下級軍官與起義將領“背靠背”控訴,儘管,對揭發出來起義將領的歷史罪惡,共產黨幹部閉口不談,更不予以追究,但曾澤生還是風聞到一些隻言片語的情況。如此,他“心情舒暢”得了嗎?
1951年3月志願軍第50軍部分軍師領導在漢城興國寺。軍長曾澤生(中排右二),軍政委徐文烈(前排右)、副軍長蔡正國(中排右三),軍司令部副參謀長李佐(中排右一),軍政治部副主任張梓楨(中排左三),第150師政委李冠元(前排左)。
趕上時代思想潮流的機會是曾澤生自己安排的。部隊的控訴運動進入高潮后,他提出:鑒於風濕性關節炎嚴重發作,希望組織能批准自己赴遼寧五龍背做溫泉療養。一個皆大歡喜的請求。如此,曾澤生不僅可以免除面對控訴的尷尬,還有了閉門讀書,靜心反省的安謐條件。
從1949年4月17日到8月4日療養期間,曾澤生如饑似渴地讀了幾十本書,有經典、深奧的馬、恩、列、斯著作,有深入淺出的中共延安整風文獻,有面向大眾的社會主義普及讀物,曾澤生逐一拜讀,並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和日記。曾澤生用手中的筆,為後人留下了他思想轉變的軌跡:4月25日,曾澤生“於沉悶中”開始認真地思索自己的人生軌跡,探尋今後的人生道路。5天後,他詳細擬訂了自己“休養期間的讀書計劃”。又過了5天,他寫道:我在這裡每天洗兩次,洗是治病,洗身、洗面、洗心。洗身後又對照書本來洗心,看洗去了多少污濁,還剩多少,再去洗面。每天都不斷洗照,決心把罪過洗去,換上一些新的思想,確定革命的觀點和立場,能否如願以償,現在仍無把握,不敢斷定,只是努力堅持,以洗和照,照和洗,從主觀上來要求自己。
如此洗法,僅僅洗了7天,茅塞頓開的曾澤生便有了“過河登山”的雅興,欣賞起了“花草樹木枝繁葉茂,原野碧綠朝氣蓬勃”的盎然春意。5月26日,當部隊即將南下參加解放戰爭時,回部隊為連以上幹部講話的曾澤生軍長,已有滿腹的共產黨“經綸”可以“講經說法”,慷慨陳詞,滔滔不絕了。
曾澤生的思想改造,沒有經歷中、下級軍官體驗過的那種短時巨痛,但處於社會變革大潮的新型人民軍隊里,他還是因為價值觀念上的差距,於從“主子”到人民勤務員的社會角色轉換中,不斷地感受到了一些並非惡意的難堪。
第50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駕駛員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51年,曾澤生因車禍負傷回國治療,夫人李律聲前來探望。一天,李律聲因私事外出,向管理部門要了一輛小車送行,回到住地,李律聲一下車,隨手從坤包里掏出錢來,一邊客客氣氣地道謝,一邊面帶笑容地把小費塞給駕駛員。在舊軍隊,有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長官坐車,於公於私都有天經地義的資格,不需要給任何小費。家眷就不同了,家眷因私乘車一般要給小費,尤其坐“外人”的車,必須給小費。付小費,在一定程度上,是太太們在“外人”面前為當官的老公綳面子。
李律聲以賢內助著稱,平時處處注意維護丈夫的面子,對待丈夫手下的人也比較和藹,她初次付小費,本以為駕駛員能為自己出手大方而笑納,不料,面有難色的駕駛員說什麼也不要。按以往的經驗,拒絕接受小費通常是嫌錢少,而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即便不在大庭廣眾之下,也相當掃面子丟臉。李律聲立刻收斂了笑容,臉一下子漲得通紅,她一聲不吭,打開隨身的小坤包,又掏出一把錢,數都沒數,“嘩”地一下,撒到車上,扭頭就走了。駕駛員望著車上東一張西一張花花綠綠的鈔票,不知所云,手足無措,像木頭一樣戳在小車旁,呆了!
管車的幹部發現軍長夫人動了氣,三步並作兩步上前就要訓斥駕駛員,沒等開口,駕駛員兩串眼淚“噗嗒噗嗒”地掉了下來,只好先和言細語地問問:“怎麼回事?”一問才知道,軍長夫人是為駕駛員拒收小費慪氣,而滿腹委屈的駕駛員又另有一番道理:“你們領導上課不是講過了嘛,職務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的津貼是國家發,再收他們的小費,不就又成他家的傭人了嗎?”管車的幹部啞口無言,只好把錢一張一張地撿起來,數一數,上交領導。
據說,有關領導為還錢的事煞費苦心:既要還錢,又不能傷軍長的面子,還要講清道理。李律聲和駕駛員各自的委屈,均有各自的“道理”,區別在於新舊道德之間的巨大差距。在曾澤生身邊當了8年侍從副官的喬景軒,曾寫了一篇《回憶曾澤生軍長》的文章,其中,評價曾澤生在舊軍隊時“很講舊道德”。當這篇被普遍認為相當客觀的文章編入某書時,編輯將“很講舊道德”一句中的“舊”字漏掉了。一字之漏,將往日效勞於階級壓迫制度的曾澤生抬上仙境,也將晚輩對歷史人物的認識導入迷途。
1951年,曾澤生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北京,受到毛澤東主席的召見。曾澤生又遇到一次尷尬。這次尷尬,比士兵拒絕接受他夫人的小費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1948年10月17日,鄭洞國、曾澤生率部起義抵達哈爾濱車站時,受到夾道歡迎
人民軍隊則不同,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的人格是平等的,建國初期的人民軍隊又沒有那麼多的繁縟禮節,所以,曾澤生雖然早已轉換了社會角色,成了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但在毛澤東那裡,他長期養成的舊軍人習慣卻很自然地成了尷尬。見曾澤生局促不安,毛澤東有意識地向他詢問起漢江五十晝夜阻擊戰的情況。這是第50軍建軍以來最輝煌的戰史,也是曾澤生生平最得意的經歷。
毛澤東從戰役最初階段該軍堅守的前沿陣地修理山、帽落山、白雲山、文衡山,問到內飛山、鷹峰、國主峰等要點構成的第二道防禦地帶;從美軍1月15日發起的“磁性攻勢”作戰,問到1月25日發起的“閃擊作戰”攻勢、3月7日發起的“撕裂者行動”攻勢;從軍、師的作戰部署,一直問到團的布防、營的作戰經過。
越問,曾澤生越驚嘆:身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數百萬大軍的統帥,日理萬機,竟然連我們50軍作戰分隊的情況也要細細過問,了如指掌!越問,曾澤生越緊張:他老人家再這樣問下去,我這個一軍之長要是被問住了,答不上來,那多丟臉!果然,當毛澤東問到第二線部隊某營駐地時,曾澤生被問住了。若僅僅是一問,還好受些,偏偏他老人家記憶超群,突然想起了一個地點,問曾澤生是不是?曾澤生頓時窘得面紅耳赤,汗顏無地,羞愧難當。毛澤東見狀,不再發問,急忙寬慰曾澤生:“我只是隨便問問,你們50軍在朝鮮戰場打得還是蠻不錯嘛!”
回到家裡,無地自容的曾澤生告訴對自己體貼入微的夫人:“北京,我一天也不呆了,馬上回朝鮮,下基層,上陣地!”曾澤生讀過毛澤東的著作,對共產黨人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的工作作風已有了解,對人民軍隊英勇頑強、不怕犧牲、官兵同甘共苦的戰鬥作風也多有感受。返回朝鮮前線,曾澤生立刻深入基層分隊,他再也不願像在舊軍隊時那樣高高在上了。
1954年5月,第50軍由朝鮮凱旋迴國,毛澤東又一次接見了曾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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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等曾澤生高速運轉的思維將更多的“難道”從腦海深處搜索出來,毛澤東在“不過”之後,接出了一句令曾澤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幽默:“你那個黨,可是個大黨呦!”如墮五里霧中的曾澤生,瞪著大眼又開動了高速運轉的思維機器:我那個黨?國民黨?長春起義后我已經聲明退出來啦!不但退出來了,退出后,國民黨又把我“開除”了一次。再說,人心喪盡眾叛親離的國民黨,蝸居台灣后,哪還算得上什麼大黨呀?
談笑風聲的毛澤東笑得更厲害了,邊笑邊在半空中打著手勢,“你看,無黨派的各界人士全國有多少?同共產黨比,不是個很大的黨嗎?”曾澤生也樂了:原來領袖和我開了個玩笑!毛澤東收住了笑容,像游龍戲水,將剛才的玩笑自如地導入一個很嚴肅的話題:“你的志願是好的,但就目前情況看,你不入黨比入黨作用還要大。為了統一祖國這個大局,曾軍長,你看是否可以再等一段時間?”指破迷團,恍然大悟。曾澤生欣然同意。
從那以後,曾澤生經常向親友念叨:“主席向我說了……”從那以後,曾澤生堅定地信守一個責任:“不入黨比入黨作用還要大!”從那以後,曾澤生望眼欲穿地期待著祖國的統一,期待那一天能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3年2月22日,曾澤生將軍因病逝世,享年71歲。葉劍英、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隆重的追悼會。國防部副部長肖勁光將軍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致悼詞,給曾澤生將軍以很高的評價。曾澤生將軍終生遺憾:他的骨灰盒上沒有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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