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雄白
《港九日報》創辦人
金雄白(1904—1985),男,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資深媒體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報》採訪主任,也當過律師。
1939年投靠汪偽政府後,歷任法制、財經方面多項偽職,並曾任偽《中報》總編輯。1945年抗戰勝利后以漢奸罪名被捕入獄,1948年獲釋,翌年移居香港,此後卜居中國香港與日本,1973年曾創辦《港九日報》,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
徠生平著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記者生涯五十年》、《黃浦江的濁浪》、《亂世文章》、《女特務川島芳子》及《春江花月痕》等。
金雄白,曾經是一名記者。為參加汪政權的最著名的兩名文化人之一——另外一位就是胡蘭成。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其有期徒刑10年,判決書同時確認其有“協助抗戰,有利人民”的事實和證據,“法外施仁”,減至徒刑兩年半。1949年去香港,1985年死於日本。在香港時以朱子家筆名在《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頗受海內外的重視。後來《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結集六冊出書,風行一時,日本亦將此書譯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實體——汪兆銘之悲劇》。《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已被公認為有關汪政權的一部經典之作。
作為參與了汪政權全過程的人,作者自道:
“我自信應該有資格寫這一段沉痛的回憶,因為在這一個政權中,在黨,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階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點,我又參加了汪政權台柱周佛海的最機密部份。
……
我不想為自己辯護,為朋友們洗刷,為失敗的政權文飾。我願意憑了我的良知,就記憶中所留存的一點一滴,盡量忠實地,寫出身親目擊的真相,作為後人的殷鑒與嘆息!”
歷史豈容嘆息。汪政權的主角,當年為革命不惜身命的美少年,曾經國民政府的首腦,生前已經罵名滿天下,死後終於焚屍揚灰。作者對此,無意也無力為之翻案。只是記下幾處細節:
“我目擊了汪氏於簽訂“協議書”時令人酸鼻的悲痛情形。
協議書的簽字地點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長”的身份,代表政權在協議書上簽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禮服,當日方大使阿部行將抵達以前,他站立在禮堂前的階石上,面部本來已充滿了凄惋之色,他獃獃地站著,遠望繚繞在紫金山上面的白雲,忍不住兩行清淚,從目眶中沿著雙頰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雙手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頭,鼻子里不斷發出了“恨!恨!”之聲,淚水漬滿了面部,他的悲傷,是僅次於槌胸頓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員,也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國家之痛,與身世之悲,許多人的眼眶都紅了。那時,歡迎大使的軍樂起奏了,阿部已經緩緩地進來,立在汪氏旁邊任翻譯的周隆庠,低聲向汪氏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說著,一面從上衣袋中取出小梳,為汪氏整理著一頭亂髮,一面用手帕為汪氏抹乾了面部的淚痕。汪氏像瞿然從夢中醒來,面上重新露出了一絲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禮堂,完成了簽署手續。這一幕動人的場面,十九年來,一直還在我夢境中出現。”
——《三五、汪精衛兩行酸淚立階前》
“類乎這樣的情形太多了,我在這裡舉一個例子,以作為對汪氏當時內心的說明。時期大概為民國三十二年,汪政權又一次“中央全會”的召開,方在中條山作戰之後。許多“中委”們紛紛有照例的提案。依照會議慣例,也照例先交小組審查,許多都是官樣文章,沒有人注意到有任何特出的議案。會議開到第三天,已到了全部議案由小組審查完竣,提付大會通過的階段。汪氏是當然主席,那天他步向主席台時,顯得面色很難看,依了次序,有若干議案,已完全照小審組查意見通過了。下一案是“開封綏靖主任”胡毓坤所提的“擬請將中條山被俘渝軍成立俘虜營案”,大會軍事小組召集人是葉蓬,審查意見是:“擬請照提案內容予以通過。”原來抗戰時的中條山一役,國軍被日軍俘獲的達二三萬人,日軍就交給了汪政權處理,胡毓坤是直接辦理這接收事宜的人,因此會有這樣的提案提出。依當時汪政權表面的立場來講,既與重慶形式上處於敵對的地位,被俘的士兵以之收容於俘虜營,好似並不足怪。而汪氏一取這提案到手,突然重重的把桌子一拍,厲聲地說:“為了國家拚死作戰的軍人,日本人當他俘虜是必然的,他們抗戰難道不是為了國家?我們也當他們為俘虜,這是何居心?胡毓坤荒謬!葉蓬胡塗!否決!否決!否決!”說完把提案重重一擲,珠淚又流滿了雙頰。全場竦然,心頭有說不出的另一番滋味。”
——五一、《被汪親自所否決的提案》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不僅詳細記述了政權的始終,國內戰場及太平洋戰場的進展與背景,滬渝雙方及日本方面的角力,戰時南京上海一干名流的紙醉金迷,新聞戰、特工戰,等等。還記載了淪陷區民眾的生活,如米糧棉紗管制的情形和政策的出台背景之類。內容浩瀚,資料充實,在研究汪政權的書中,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
金雄白也是最早把鄭蘋如謀刺丁默村事件公諸於世的。金雄白說:“汪政權的一幕,是時代的悲劇。而重慶與汪方的特工戰,非但是悲劇中之悲劇,卻又是悲劇中的滑稽劇。”三十年代末,汪政權在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成立特工總部,從此,“七十六號”成為人人聞之色變的殺人魔窟。主持七十六號的兩個高級特工李士群(一九零七年生)和丁默村(一九零三年生)早年曾是共產黨,叛黨后加入國民黨,再投靠汪政權。李士群組建汪政權特工機關時,邀丁默村參加,丁大李四歲,特工經驗豐富,但丁、李兩人權斗不已。
一九三七年七月號(一百三十期)上海《良友》周報封面人物是個艷光照人但名不見經傳的“鄭女士”,不僅讀者不知鄭女士為何許人,即連編輯亦不清楚。雜誌出版一個多月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調查統計室負責人陳寶驊(陳果夫、陳立夫的遠房侄兒),在一次社交聚會上結識了正就讀上海法政學院的鄭蘋如。陳寶驊想盡辦法吸收鄭女為國民黨中統(另一特工系統為軍統)特務,鄭女終於答應,成為中統在敵偽地區最有價值的女特務。
鄭蘋如當時還不滿二十歲(一九一八年生),她是浙江蘭溪人。父親鄭鉞,留學日本法政大學,老同盟會員,是于右任的好友;鄭鉞留日時與日本女子木村花子(后取中國名字鄭華君)結婚,育有三女二子,鄭蘋如排行老二,上有一姊,下有兩弟一妹。鄭鉞曾執教復旦大學,做過律師,歷任江蘇、山西和福建等地高等法院檢察官,一九三八年兼任最高法院上海特區法庭檢察官。
鄭家於一九三五年年初搬進上海呂班路萬宜坊八十八號(萬宜坊即今重慶南路二零五弄),著名出版家鄒韜奮亦住於此弄。鄭蘋如加入中統后,最早的任務是利用其流利日語以及日本關係搜集高層情報。鄭蘋如活躍而又能幹,她首先獲悉汪精衛即將投靠日本的情報。一九三八年八月,鄭女從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談判代表早水親重那裡聽到“汪氏將有異動”消息,立刻由她的直屬上司嵇希宗電告重慶;同年十二月再急電重慶,但重慶方面未予重視。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出走河內,發表“艷電”,重慶才意識到鄭蘋如的價值。
鄭蘋如工作積極,立功心切,她利用機會“勾引”正在上海的日相近衛的兒子近衛文隆,甚至動起綁架的念頭。近衛文隆曾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失蹤”四十八小時,日本特工軍警大為緊張,原來是被鄭蘋如藏起來。此次失蹤事件后,日本特工開始注意鄭女的活動。中統亦在此時指派鄭女與七十六號頭子丁默村周旋。
金雄白說:“在汪政權中,太多醇酒婦人之輩,而‘七十六號’的特工首領丁默村,尤其是一個色中餓鬼,他雖然支離病骨,弱不禁風,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但壯陽葯仍然是他為縱慾而不離身的法寶,他當年與女伶童芷苓的繾綣,早成公開秘密,而鄭蘋如間諜案,更是遐邇宣傳。”丁默村曾任上海民光中學校長,而鄭蘋如曾就讀該校,鄭女即利用此“師生之誼”接近丁氏。一九三九年冬,中統急於剷除丁默村,下令鄭女早日動手。一日,鄭曾邀丁氏至她家小坐,中統特工準備動手,但座車駛至鄭宅門前,丁氏婉拒上樓,失去良機。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村在滬西朋友家吃飯,電邀鄭蘋如赴會。吃完飯,丁說要去虹口,晚上與周佛海和日本特務影佐禎昭有約。鄭女與丁同車,在車上鄭女突要求丁氏陪她去靜安寺路與戈登路(今江寧路)的西伯利亞皮貨店買一件皮大衣,算是送她的聖誕禮物。車到靜安寺路一一三五號西伯利亞皮貨店門口,丁陪鄭進去,鄭在挑大衣時,丁突將一疊鈔票扔在櫃檯上說:“你挑吧,我有事先走。”立即從另一道門衝出去,奔向座車。在街上等候的中統特工沒想到丁氏會這麼快出來,丁氏衝進防彈車內,特務匆忙中向座車開槍,惜為時已晚。胡蘭成說,丁氏是在進店內時看到兩個形跡可疑的人,心裡起疑才立即打退堂鼓。
但是丁默村在一九四六年受審時表示,他和鄭蘋如是在進店內時,中統特工即先開槍,他快速閃躲后逃回防彈車。特務繼續射擊座車,但他安然無恙。中統特工在皮貨店附近埋伏時,李士群的爪牙亦在旁伺機“助陣”,準備把丁幹掉。因中統上海區副區長張瑞京被李士群逮捕,泄露了中統謀刺丁默村的機密。
徠鄭蘋如膽大心不細,她打電話給丁氏表示“安慰”,丁氏發狠話說:“你算計我,馬上來自首,否則殺你全家!”鄭女急忙解釋說她也被嚇壞了,完全不知道有敵人行兇。丁氏假裝相信,但已下決心抓她。皮貨店事件后第三天,汪偽特工總部第三行動大隊隊長林之江率二十多名爪牙直撲滬西舞廳逮捕鄭蘋如。一說鄭女驅車至七十六號找丁而被丁的親信林之江抓起來。
據說丁默村並未想殺掉鄭蘋如,而是一群汪偽高級特工的妻子紛紛跑到七十六號“瞧瞧”鄭蘋如長得什麼模樣后,一致要求殺掉這個“妖精”。這群悍妻包括丁氏妻子趙慧敏、李士群之妻葉吉卿和吳世寶之妻佘愛珍(佘愛珍后在日本與張愛玲前夫胡蘭成結婚),後來連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和周佛海之妻楊淑慧等一群“婆”也都跑到七十六號去看落難的鄭蘋如。主張殺鄭最力的是丁妻趙慧敏。鄭女臨難不屈,林之江(后逃至香港)在獄中多次企圖污辱鄭女而未達目的。一九四零年二月一個黑夜,林之江把鄭女帶至滬西中山路旁荒地開了三槍,鄭蘋如死時實歲才二十二歲。
丁默村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被軍法庭判處死刑,七月五日處決。趙慧敏戰後帶了一個裝滿金條的皮包去鄭家乞憐,遭鄭家峻拒。李士群一九四三年九月被日本憲兵毒死於蘇州。
鄭蘋如死後,其姊一九四二年病逝(所生女兒王蓓蓓后住台灣),其父一九四三年辭世。鄭女的未婚夫是國府空軍軍官王漢勛,一九四四年犧牲於桂林;大弟鄭海澄亦為國府空軍軍官,一九四四年死於重慶空戰;二弟鄭南陽是醫生,一直住在上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移民美國,二零零三年去世。鄭蘋如的母親鄭華君、妹妹鄭靜芝(天如)和妹婿舒鶴年(亦為空軍)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遷居台灣。鄭母一九六六年八十歲去世時,蔣介石曾頒“教忠有方”挽匾;妹妹鄭靜芝一直擔任其父好友、台灣地區監察機構負責人于右任的秘書,后移民洛杉磯。
抗戰勝利后,文學家鄭振鐸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出版的《周報》上以《一個女間諜》為題追悼鄭蘋如,他說:“為了祖國,她不止幾次出生入死,為了祖國,她壯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場上還要壯烈!”遺憾的是,今天知道鄭家一門忠烈和鄭蘋如捨身赴義事迹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金雄白晚年寫的另一種重要的書是《記者生涯五十年》。1974年,金氏應香港著名文史雜誌《大成》主編沈葦窗之約,在雜誌上撰寫其平生文字生涯的經歷,最後結集了這本30萬字的個人自傳。這本書是作者五十多年筆墨生涯的總結,儘管在序言里,金氏仍一如既往大冒酸氣,說“這是本多餘的書,是作者自己覺得寫得最失敗的書”等等。其實,這本書還是蠻好看的,由於作者交遊廣闊,往上直達廟堂,往下則三教九流,紅粉優伶,無不交接,裡面的史料和掌故都非常精彩。研究中國近代新聞史,這本書中有很多可以採信的史料。
諸如作者的家世、民初上海洋場和光怪陸離景象。北伐、清黨、軍閥混戰,作者均以記者身份都親身經歷過。孫傳芳做五省聯盟司令時,金氏在採訪途中差點被孫的大刀隊砍了腦袋。
1929年,蔣介石前往北平懷柔會張學良和閻錫山,金雄白以《京報》採訪主任的身份隨行採訪,在火車上結識周佛海,嗣後一直追隨周氏。1939年他因周氏的慫恿,正式下海加入汪偽政權。在周氏的支持下,金雄白創辦了《中報》,以後又自辦小報《平報》和《海報》。抗戰時期,重慶特工對汪偽報紙從業人員一直暗殺不斷,比如穆時英、劉吶鷗等人都因附逆橫死街頭。金氏外出往往由七十六號派荷槍實彈的保鏢護送,其居住的洋樓和報社的辦公場所,以致外出的汽車都裝上防彈裝置。如此氣派的報社老闆,在新聞史上也是絕無僅有。
作者對新聞界非常熟稔,書中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和資料異常豐富。如上海早期的新聞界人物如戈公振、畢倚虹、狄平子和黃伯惠等的軼事;《民國日報》時期,上海望平街的報業巨子和從報社走向政壇的新聞人物的行藏,如陳布雷、潘公展等;作者和國民黨高層如汪精衛、于右任、潘公展等人的交往;汪偽時期的報業和撰稿人員,其中就有很多在新政權下仍獲恩寵的名記者和報人;香港上世紀《天文台報》、《港九日報》的興衰、五十年代的南下撰稿人的艱辛和趣事。如落魄香江、最後自殺的汪精衛侄子汪希文,每次交稿時,必在稿件上寫上“此大作也,此必傳之作也”。
這本書里掌故俯拾皆是,很多都是難得一見的八卦。如清黨時上海總工會領袖汪壽華的變節,海上三大亨的崛起;蔣介石在上海的婚禮,寫的很不厚道且居心叵測;對布衣公卿吳稚暉的狷狂和前台灣地區監察機構負責人於鬍子(于右任)的風流刻畫得淋漓盡致。作者對風流艷事,尤愛津津樂道。如記述名女人周煉霞的名句“但使兩心相照,無燈無月何妨”的出處;對蘇青和陳公博、新艷秋和曾仲鳴、丁默邨和鄭萍如之間糾葛和繾綣更是不憚筆墨,大肆渲染。金雄白似乎非常不喜歡張愛玲,在書中對張詆之甚力,說張“專為袁殊所辦的《新中國報》寫稿,瘦骨支離,容貌一點不美,但常自詡其先人為巨宦,而以此自傲”,又說她“貌僅中姿,雅喜修飾,奇裝異服,見者側目,自稱為李合肥之甥,遂詡有貴族血液,與人落落不群,報界同業,時或以此揶揄之,仍厓岸自高,實則摽梅已過,而居處無郎”,這些都足以令如今的張迷看了痛心疾首。
這是金雄白以朱子家為筆名寫的一本隨筆,記的是舊時上海的青樓艷史,全書豎排260餘頁,一百多則。各篇之間因為開始是報紙連載,所以行文多有意思重複,但文字老道,確能看出是出於老文人之手。每篇千餘字,有一個對仗的標題,大約記一項內容。文字雖可觀,標題卻很無聊,大約出自編輯手筆。
所記涉及從清末到大陸淪陷前的上海賣淫業概況習俗雜事,從長三堂子,到野雞、舞女、明星雜陳,人名地名詳細。至如梅蘭芳等人的不光彩事情也有披露,很有可觀。
我等看此類書,不過是增加對舊社會的了解,其實用處不大,畢竟是已逝風物。但是如果一個作家,就應該好好看看,以廣見聞。
《記者生涯五十年》《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