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

1949年成立的非盈利政府組織

1949年12月3日,重慶解放后的第四天,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正式成立。 1950年1月,一名線人提供情報說,軍統殺手劉志欽川北打游擊失敗之後回重慶當起了潛伏特務。在5天時間裡,共兌銀元券1012萬餘元,兌出人民幣10億多元,人民幣很快在重慶取代了銀元券,開始流通。

成立


作為西南重鎮,長江上游的政治、經濟中心,重慶是全國最後解放的一個特大城市。1949年12月3日,重慶解放后的第四天,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正式成立。 12月3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第一號布告,宣告重慶市軍管會正式成立,以張際春陳錫聯張霖之、謝富治、曹荻秋、段君毅、閻紅彥、王近山、王蘊瑞任白戈羅士高劉明輝12人為委員,張際春任主任,陳錫聯、張霖之任副主任。
在當天公布的布告中,軍管會表示:“重慶已經解放,為保障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維護社會安寧,確立革命秩序,著令在重慶市實行軍事管制,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為該市軍事管制時期的權利機關,統一全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管制事宜。”
軍管會同時公布了各級任職人員,主任張際春,副主任陳錫聯、張霖之,秘書長羅士高,公安部部長劉明輝,政務接管委員會主任羅士高,財經接管委員會主任段君毅,交通接管委員會主任程占彪,房地產接管委員會主任張際春,文教接管委員會主任任白戈,後勤接管委員會主任鄧存倫,軍事接管委員會主任王蘊瑞。
據時任軍管會副主任的陳錫聯,在1950年1月24日所作的關於《重慶的接管工作》報告中,詳細地記載著當時的接管情況———
截至1950年1月23日,各接管委員會、部進行清點后,共接收了機關、工廠、銀行、倉庫、公共場所與公共工程等大小單位(不包括學校)計374個。接收員工(包括公費學生)共100647人。接收物資均有分類計數,主要的物資計黃金10796兩,白銀8555兩,另777公斤,銀元148690元,美鈔50218元,食米6762石,另17噸,稻穀15561石,食鹽95758擔,大小好壞汽車共1883輛。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市委的領導下,整個山城的接管工作歷程僅50餘天。1950年1月23日,重慶市召開了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標誌著全市的整個接管工作勝利結束,重慶市進入了民主建政的新階段。

反特


根據市黨史研究室提供的檔案顯示,重慶解放后,國民黨政權在山城潛伏下來1萬多特務,再加上被特務把持的碼頭“袍哥”幫會,和山區不斷挑釁的土匪,隨時威脅人民戰爭勝利果實。
當時重慶城的潛伏和挖潛,比起曾經熱播的電視劇《潛伏》更加驚心動魄。據記載,國民黨敗走重慶后,留在重慶的特務起碼上萬人。而僅僅在1950年5月,公安部隊在偵破國民黨“應變”潛伏行動中,就抓捕潛伏特務2000餘人、自首的“死棋”(失去上級,沒有任務在身的特務)達900多人。
1950年1月,一名線人提供情報說,軍統殺手劉志欽從川北打游擊失敗之後回重慶當起了潛伏特務。劉志欽素有軍統四大金剛”之稱,曾經在磁器口“11·27”大屠殺中殺害大批共產黨員。
軍管會公安部的偵查人員獲得情報后,發現劉志欽隱藏在寸灘的一幢居民樓里。偵查員立即步行到朝天門,然後雇條小船到江北的寸灘,接著再走路去鄉下。
當時,劉志欽藏身的小木樓外是一座孤零零的院子,上樓的樓梯很窄,偵查員極易被發現。抓捕行動開始前,偵查員們將手槍上膛,隨時準備展開槍戰。但是迅速衝上樓后,劉志欽居然沒有反抗,並辯稱自己剛剛回到重慶,正準備去自首。劉志欽被捕后,很快被槍決。
另一份檔案的記載則更為詳細:1950年春天,重慶南岸彈子石裕華紗廠內,一個三十齣頭的彪形大漢,草帽遮顏,挑著一挑菜從家屬區一角鑽出來,還不時地扭頭后窺,引起了紗廠託兒所葉蘭英所長的注意。葉蘭英曾經被關押在渣滓洞,她總覺得這個人面熟,既不像賣菜的干(窮)人,也不像庄稼人。於是,她決定上前看個究竟。
這一看不要緊,葉蘭英基本肯定此人就是渣滓洞管理處處長“貓頭鷹”徐貴林,並馬上將情況彙報給情報科。渣滓洞的重要人物進入情報人員的視線,這在當時的西南公安部內部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徐貴林曾在重慶解放前夕,親手下達屠殺革命志士的命令,導致渣滓洞30名烈士犧牲。
最後證實這個菜販子就是徐貴林。1950年3月22日,重慶市軍管會公安部向公安18分局下達了逮捕徐貴林歸案的電話指示,當晚,“貓頭鷹”就被綁進18分局。

經濟


重慶解放前的金融情況怎樣?據史料記載,解放前夕的重慶城百業凋蔽,80%的工廠停產,22萬人失業。市場一片混亂,物價飛漲,舊法幣作廢,人民幣還未流通,民間在使用銀元和以物易物,早已不用的銅板也在被重新啟用。
此時,全市公私銀行、錢莊多達150多家,由於惡性通脹經濟蕭條,其中93家陷於停頓,包括聚興誠、和成等22家存款來源枯竭。
為了扭轉金融混亂局面,市軍管會開始頒發有關金融政策的法規。1949年12月6日,軍管會發出布告,宣布“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禁止黃金、外幣計價行使。
雖然當時重慶已經解放,但銀元券仍然是老百姓的主要貨幣,銀元券和銀元的比值為50:1。由於人民幣全部運進重慶需要一段時間,為避免老百姓不必要的損失,政府當時仍然准許銀元券暫時流通。
1949年11月14日,二野前委劉(伯承)鄧(小平)首長發布向川黔進軍的號令,二野三兵團北起巴東、南至天柱全線出擊。這時,在常德二野後勤司令部軍需供應總站,有一隊特殊的車隊。在這些搭著軍綠色帆布的卡車上,滿載著由老區濟南和上海印鈔廠印製的一箱箱嶄新的人民幣和銀元(袁大頭),每輛卡車車頭都有警衛營架著機槍武裝押運。
車隊一路上沿著湘西人煙稀少地區行進,隨時都有武裝土匪襲擊和交通車禍發生的危險。為了這些貨幣的安全,槍不離身,和衣睡在車廂里,在沅陵地區,一次車禍就犧牲了5位西南服務團金融大隊的幹部。
車隊進入重慶后,市政府當即決定,根據當時市場上的實際購買能力,規定1元銀元券可換100元人民幣,限期5天,為老百姓兌換人民幣,並委託當時的私人銀行代為兌換。為讓老百姓能及時兌換到人民幣,市內外共設立兌換所70餘處,市外還組織汽車為百姓流動兌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