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霖之

1935年起任中共直甫特委委員，書記。抗日戰爭爆發后，任中共山東省委委員、組織部部長。

1937年冬以中共山東省委代表身份去聊城，指導魯西北地區黨的工作。

1940年起任中共魯西區黨委書記。

1941年6月魯西區與冀魯豫區合併后，曾任中共冀魯豫區黨委書記，副書記，一度兼任冀魯豫軍區政委，致力於冀魯豫邊抗日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

1944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組織部副部長、民運部部長。抗日戰爭勝利后，任中共冀魯豫區黨委書記兼冀魯豫軍區政委。

1946年11月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七縱隊政委。參加了出擊隴海路和定陶等戰役。

1947年8月任第十一縱隊政委。后率部隨陳(毅)粟(裕)野戰軍南下豫皖蘇地區。

1948年參加了豫東戰役、淮海戰役。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副政委。渡江戰役后，任南京市副市長。同年底赴西南地區，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重慶工委書記、重慶市委第二書記和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2年調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1955年起歷任城市建設總局局長兼國家建委副主任、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電機製造工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煤炭工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中遭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22日被迫害致死，

1975年平反，

1992年追認為革命烈士。

1925年入南宮縣師範講習所學習。

1927年起任小學教員。

1929年夏考入駐山東煙台的國民黨軍陸軍第二十一師軍官教導隊。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該部任秘密的中共支部書記。

1931年返鄉從事革命活動。

1932年9月任中共南宮縣委組織部長。

1933年11月任縣委書記。在南宮、巨鹿、平鄉、威縣一帶組織革命鬥爭，發動直南武裝暴動。

1935年起任中共直甫特委委員，書記。

1936年4月調任中共冀南特委組織部部長。

1937年春任任中共山東省委委員、組織部部長。11月作為中共山東省委駐魯西北特委代表到聊城，以山東省第六區政訓處(后改政治部)組織科長身份指導魯西北地區黨的工作，與六區專員范築先合作抗日，開創了敵後魯西北抗日根據地。

1938年11月聊城失守后，在冠縣、館陶連續召開了魯西特委和魯西北黨政軍幹部緊急會議，分析形勢，研究對策，穩定和發展了魯西的抗戰局面。

1939年1月任中共魯西區黨委書記。

1941年7月任中共冀魯豫區委書記。

1942年10月改任中共冀魯豫區委員會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

1943年11月調任中共冀魯豫中央分局組織部副部長兼民運部部長、冀魯豫工委書記。

1945年10月，恢復中共冀魯豫區委，復任區委書記兼冀魯豫軍區政委。致力於冀魯豫邊抗日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

1944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組織部副部長、民運部部長。同年冬后，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七、十一縱隊政委，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副政委。

抗日戰爭勝利后，任中共冀魯豫區黨委書記兼冀魯豫軍區政委。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七縱隊政委期間，參加了出擊隴海路和定陶等戰役。曾率部隨陳(毅)粟(裕)野戰軍南下豫皖蘇地區。

1948年參加了豫東戰役、淮海戰役。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副政委。

渡江戰役后，1949年4月任南京市副市長。1952年8月調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1955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城市建設總局局長兼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4月任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

1956年5月任電機製造工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

1957年9月—1967年1月任煤炭工業部部長和黨組書記。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遭受江青、戚本禹的誣陷迫害，捏造其為“彭真的死黨”，被非法關押，但始終正義凜然，拒不承認捏造的罪名，不牽連其他無辜的人，於1967年1月22日凌晨在北京被毒打身亡，他是文革中死於直接暴力的第一位政府部長，成為文革歷史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1975年1月23日，煤炭部根據國務院決定，發出《關於為張霖之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恢復了政治名譽。

1979年1月24日，正式平反昭雪。

1992年12月2日由國家民政部批准為革命烈士。

1967年1月，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的夫人李蘊華心中越來越不安。大街上“宣傳車”高音喇叭里宣讀“張霖之是彭真死黨”的“首長講話”聲陣陣傳來，大報小報上“奪權、揪出、粉碎、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等口號層出不窮。李蘊華提出到礦院看望張霖之，送生活用品，她甚至說到“犯人還可以探監嘛”，但卻遭到拒絕，對方的答覆是：“如果划不清界限，把你們一起算成黑幫！”

李蘊華擔心丈夫的身體，她要求張霖之回家休息，哪怕每周回來一天。她聯繫各個方面，打電話、寫信，希望能找到一個領導，一個還能說了算的領導，為張霖之說一句話。這在平常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在1967年1月的大奪權高潮中，在共和國歷史上無政府主義最猖獗的年代，竟然做不到！

李蘊華守著那部直通中央的紅色專線電話，欲哭無淚。那個年代，電話好像也有“階級性”，李蘊華能通過這部電話直接找到的人，全都自身難保，她想通過轉接、報告方式找到有關方面的電話，都沒有迴音，她寫的信，竟然無人敢交上去。

張霖之不是被秘密綁架到偏遠地點，他前往礦業學院作“檢查”不是個人行為，那裡距中南海的直線距離也不過十餘公里，但對張霖之的批鬥、毒打延續一個月之久，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進行。批鬥他的人，有礦業學院的學生，有教師，有學校和部機關的幹部，甚至有負責學生軍訓的軍人，但是，對張霖之的非法迫害 就是這樣在眾目睽睽、熟視無睹的情況下不斷進行！

張霖之的女兒決心冒險去探望父親。1967年1月的一天，她從自己所在的北京工業學院來到礦業學院，從在院內監督勞動的一位部領導口中知道了父親的囚禁地點，以下是她的回憶：

“就在我焦急地在樓道里走來走去的時候，忽然聽見從樓下傳來一陣吆喝聲，夾雜著嘲罵和口號聲。我心砰砰地跳著，急忙迎到樓梯口等著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來，我的淚水止不住地流了下來——爸爸下身穿著媽媽為他下跪挨斗買的棉褲，因為長，褲腿還挽著一截，上身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軍大衣，爸爸的頭髮被從中間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后各掛著一個大木牌，手裡還舉著一個牌子，上用大字寫著‘三反分子’，彭真死黨’，爸爸的名字被倒過來，劃上了紅×。”

“爸爸看見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幫暴徒一把抓住我，逼問爸爸我是什麼人，爸爸怕他們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們就當著我的面用皮帶抽打爸 爸，邊打邊罵：‘看你說不說，看你說不說……’看著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聽毛主席的話，要文斗不要武鬥！’承認是爸爸的女兒來看他。他們立即打電話給我所在的學校，在這短暫的時刻里，爸爸的目光是那樣深沉地望著我，雖然沒有一滴眼淚，可我看得出，他內心充滿巨大的痛苦和憂慮。”

“就這樣，在一群暴徒的監視下，我們父女相對無語。我只問了一句：‘爸爸，您還有糧票嗎？’就被暴徒怒聲喝住。為了能多陪爸爸一會兒，我只好藏起滿腹的話，不再作聲，爸爸也一直沉默，直到我要被押走時，爸爸才緩慢卻有力地說：‘告訴你媽媽，我一定革命到底！”’

張霖之的女兒被工業學院造反派帶走，在學校內關押，開大會批鬥，也失去了自由。

張霖之給家人的最後一個信息，是重複他與妻子的約定，革命到底，決不自殺。他要告訴人們，假如遭遇不測，一定是有人蓄意謀害。他知道自己的身體，在這樣無止境的拷打折磨中，已經堅持不了多長時間了。

張霖之的女兒沒有能回家，他的夫人和兒子仍然不甘心。他們決定趁快要到來的春節之際舉家前往探視張霖之——難道過春節送一碗餃子也不行？難道造反派能把全家都扣押？但他們萬沒想到，已經來不及了。

時間已近1967年1月下旬，全國奪權，“捷報”頻傳，但煤炭部和礦院的造反派卻越來越焦躁。他們沒有料到，如此天時地利人和的壓倒政治優勢，竟然對張霖之不起作用。他們向中央文革拍胸脯保證把張霖之“彭真死黨”定為“鐵案”的任務，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居然毫無進展。此時，張霖之孤身一人，單獨面對不可一世的造反大軍，毫不讓步，日後，一旦讓他翻過身來，這些煤炭系統的造反頭目如何收場？其實，就連正在勢頭上的戚本禹也有後顧之憂，他就曾經說過，一定要把走資派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否則，“將來走資派翻上來，讓你爬狗洞你也得爬”！

於是，駭人聽聞的一幕拉開了。

礦業學院的造反派決定將迫害進一步升級。他們糾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煤炭系統的造反組織，各色人物，輪番上陣，對張霖之進行毫無人性的摧殘。此時，他們已經對張霖之說什麼不感興趣，他們要的是張霖之的命——“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消亡！”

在30多天的關押之中，張霖之被批鬥52次，每一次都不亞於舊社會的“過堂”。到1967年1月中旬以後，迫害的“花樣”就更多了。他們把張霖之的鋪蓋卷裹上鐵爐子，用粗鐵絲掛在他的脖子上，要他站在凳子上，雙手高舉木牌。張霖之堅持不住摔下來，一頓毒打后，再拉上去重複。張霖之的後頸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來自汾西礦務局的幾個人，弄了一個重30公斤的鐘型鐵帽，把它作為高帽子往張霖之的頭上戴。張霖之無法承受這樣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繩索四面拉住，扣在他的頭上，把張霖之壓倒在批鬥台上，昏死過去，換來的是歡呼，是對張霖之的責罵。文革后，這個兇器公示於眾，並被拍照存檔，作為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的鐵證。我 們的後代已經很難相信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了。

1967年1月21日，礦院舉行慶賀“一月風暴”全面“奪權”的大會，張霖之照例被拉去遊行示眾，沿路任何人都可以對他隨意毆打。此時的張霖之已經無力抬頭，他被架著拉著批鬥，頭垂得很低，以至於造反派未能拍下他面部的鏡頭。一個年近六十、身患疾病的人，還能忍受多長時間這樣的虐待？但這一天，張霖之再次被逼供折磨，造反派還故意踢倒凳子，使站在上面的張霖之摔到地上。參與者以後的供述是：“這時候張坐在地上不起來，田和我又踢他幾腳，把他拖起來。田拿帶銅環的腰帶打張的脖子，我也用腰帶打了幾下。”

張霖之不是“不起來”，而是起不來了，他必須要有人“拖”才能動。這樣的拷打延續到夜晚。那一夜，住在同一座樓的礦院軍訓團的一個排長對某造反派說：“你去看看張霖之那副怪樣子”，什麼樣子呢，垂死的樣子。正是那一夜，軍訓團值勤人員“沒有見到外人進來，其他人沒有聽到動靜。”正是那一夜，張霖之在嚴刑拷打下死去。

張霖之死了，屬於非正常死亡。但在那個非正常的年代里，非正常變成了正常。造反派急於掩蓋事實，偽造現場，不通知家屬，不驗屍，就擅自拉到東郊火葬場火化。只是由於火葬場堅持要家屬到場，才未得逞。張霖之的家屬沒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正式通知，是好心人私下傳達了這個令人悲痛的消息。即使如此，礦院造反派仍然不讓家屬看屍體，還繼續用“劃清界限”來威脅他們。後來，周總理知道了這個消息，指示公安部驗屍、調查，張霖之的家人才能有機會見自己的親人最後一面。這是怎樣的一面呢？

赤膊的張霖之被扔在火葬場一間小房子里的水泥地上，下身穿棉毛褲，腳穿著棉鞋沒穿襪子，全身青紫，口微張，背後是大大小小各種形狀的三十多處傷痕，脖子上有勒痕，腦後有一個血洞，血痕尚在，前額偏左處有塌陷，這些都記錄在驗屍報告上。

這是1967年1月底的一天，那個時候的政治空氣，沒有經過的人想像不出來。造反派先入為主，製造張霖之“自殺”的假象。但是，張霖之遭受擊打的頭顱是否有骨折出血？心臟病有沒有發作？內臟有何損傷？脖頸上的勒痕是不是他人所為？有幾個人在當天看守張霖之？他自殺的繩子從哪裡來？這一串迷團一個也沒有解開，在當時，也不可能解開。事實上，張霖之當天已根本沒有能力躲過看守，走出房間，自己爬上洗臉台“自殺”。張霖之的屍體沒有解剖檢查，死因也未進行認真調查，因為張霖之死亡時的屍檢報告開篇寫著：“死者系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驗屍的結論是“縊死”，至於是他殺還是自殺，答曰，“不在調查之列。”既然全國都在開展從走資派手中奪權的“全面階級鬥爭”，既然公安部長是謝富治，驗屍還能有什麼結果？

張霖之死後那一天天亮時，張貼在煤炭部機關里的大字報上寫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張霖之於1967年1月22日早五點五十五分畏罪自殺”，但很快有人覺得說法不妥，馬上被撕掉。

張霖之的死，造反派得益最大。在當初，他們關押批鬥張霖之還有些新鮮感，優越感、成就感，到後來，張霖之已經成了一塊吐不出咽不下的硬骨頭，卡在喉嚨里令他們萬分惱怒。這一下好了，宣布張霖之“畏罪自殺”，不是死黨也是死黨。找“活材料”的任務也沒有了，正好交差。騎虎難下的最佳解決辦法當然是讓老虎死去。

有必要提到一位何姓證人，1973年11月17日提供的證詞：“張臨死之前的那個晚上，我們經濟系參加軍訓的同志開會時，有人提出：張有自殺的苗頭，並在會上提了兩條注意事項，第一，提高警惕，防止張自殺發生意外；第二，把洗漱室晒衣服的背帶解下來，不然張用解放軍的背帶上吊自殺影響不好。”

當天晚上，張霖之就在眾人嚴密看管和“提高警惕”的情況下死去了，還沒有造成“不好”的影響。這真是“巧合”。還差二十幾天，張霖之年滿59歲。

張霖之死去的當天，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歡呼：“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節日到來了！一切牛鬼蛇神的喪鐘敲響了！”這是一個真正的巧合，好像是專門為張霖之之死發表宣言。

但是，了解張霖之、信任張霖之的人另有看法。曾任冀魯豫泰西地委書記的袁振同志“文革”前任山西省委書記，1967年“奪權”期間，他被“解放”並“結合”到省革委生產組當副組長。革委會主任劉格平派他到北京找周總理要糧食，解決山西的糧食危機。1967年2月，在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住處，袁振提到他在外面看到的大字報，問總理，“張霖之怎麼自殺了？”總理臉色一變，當即回答：“是他殺不是自殺！”袁振看到總理面帶怒容，沒有再問下去，但這7個字卻給他以極其深刻的印象。他說，總理講這句話的時候，陳毅同志也在場。當時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吳慶彤同志也向筆者證實，總理從不相信張霖之是自殺。但是，在那個非常年代里，這樣的話僅僅能在小範圍講一講。

在張霖之死去的同一天，他的老戰友、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在沒有宣布任何理由的情況下被逮捕。在張霖之死去前的十幾個小時，1967年1月21日下午，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在艦隊司令部離奇死亡，時任軍委文革組長的徐向前說，陶勇案不破，死不瞑目。但陶勇案始終未破，陶的妻子又被關押迫害身亡。在張霖之死去的同一個月里，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死於造反派囚禁之中。張霖之在重慶的老同事、西南局書記于江震死於非命，年僅55歲。也是這個月的8日，張霖之在西南的戰友，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悲憤自殺，他寫下遺書：“文革這樣搞法，誰高興？我是被陳伯達、江青逼死的！”

在張霖之被害死的北京礦業學院，悲劇在繼續。前礦業學院院長，文革開始時已經調到北京市委工作的吳子牧被造反派抓回來批鬥，刑訊逼供，身受重傷，死於北京醫院。遭拘押批鬥的礦院政治部副主任從樓上“掉”下來身亡。礦院造反組織宣布了一個“七十二小時交代”的運動，搞得教職員工人人自危，短短40天里7人死亡。全院非正常死亡共20多人。

“文革”結束后，教育部長劉西堯說，像礦院這樣把部長整死，是全國高校第一份。礦業學院已經改為中國礦業大學。在它的校史大事記中記錄著：

“煤炭工業部部長，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張霖之被誣為彭真死黨、三反分子，於1967年1月22日凌晨在礦院被關押、批鬥、迫害致死，成為北京礦院‘文革’期間迫害狂潮令人髮指的一頁。”

礦業大學並不因自己改了名字就刪掉這段歷史，值得讚賞。

聽到張霖之的死訊，他的兩個兒子趕到礦院，尋找父親的下落，卻被告知已經送火葬場了。當張霖之的孩子離開時，竟然還有人不忘提醒一句：“你爸爸還有半個月的糧票沒交呢！”這真是普天下最令人痛心和憤慨的情景，張霖之革命一生，奮鬥一生，被拘押在礦院死於非命，最後還“欠”他們半個月糧票！

1956年4月27日，正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張霖之下班回到家裡，鄭重地向夫人和孩子們交代一件事。他說：“毛主席提倡身後遺體火化，節約耕地、移風易俗，號召先從高級幹部做起。今天主席最先簽字，自願身後火化，少奇、總理等也簽 了字，到會所有同志都簽了，我也簽了。你們記住，我死了一定要火化。”天真的孩子很吃驚，大火一燒，人都沒有了，真可怕。張霖之爽快地說：“這叫移風易俗，本來這一百多斤就交給黨了，何況死後呢！”

當年的張霖之怎麼也不會想到他是這樣的死法，當然也想不到火化以後又會如何。

李蘊華本不願意匆忙火化丈夫的遺體，但誰肯為她保存呢？造反派“向黨示威、反攻倒算”的帽子已經準備好了。張霖之被含冤火化，東郊火葬場以“不存放反革命的骨灰”為由，通知家屬領走，否則就倒掉。張霖之的兒子捧回父親的遺骨，藏在家中達8年之久。張霖之的子女悲痛萬分，古代尚有緹縈救父，到了20世紀60年代，他們卻眼看父親死無葬身之地，心如刀絞。

李蘊華反覆叨念著“革命到底”的詞句，憑著與丈夫共同做出的莊嚴承諾，憑著對張霖之最後遺言的無比信賴，她堅強地挺了過來。她拖著多病之軀，以超乎尋常的毅力，把自己餘生30多年的大部分時間投入了為丈夫平反昭雪、恢複名聲的鬥爭中。她說：“我在他生前遭難時沒有能救他，抱恨終生，但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為他討回公道！”沒有這種信念，沒有他與丈夫立下的那個約定，她早就倒下了。

2002年，年逾九旬的李蘊華剛剛闖過又一場大病，卧床不起，她對許多往事已經喪失了記憶，她很希望能看到張霖之的一本傳記，寫出他一生奮鬥、光榮而悲壯的歷史。這段歷史，連李蘊華自己都記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