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格論戰

哈耶克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根本不相信政府這個市場以外的組織能夠掌握有效配置資源所必需的信息。政府怎麼可能確切地知道所有消費者準確的需求和生產者精確的生產能力呢？像那些處在“價格漩渦”中的16世紀西班牙經濟學家們一樣，哈耶克同意“價格的確定和形成是如此複雜，以至於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觀點。政府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種足以使市場需求恰好等於供給的產品“出清”價格，更不要說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創造出一個不是由市場決定的“理想價格體系”了。

哈耶克在當時進一步指出，“市場社會主義”者企圖通過建立完全受政府計劃控制的國有企業，來減少經濟生活中的不確定性的努力，也註定是要歸於失敗的。因為沒有“經濟概念”的政府計劃，取代了“市場激勵”對於資源的調配作用。當一種產品的價格主要是通過政府意志的決定，而不是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時候，這些產品的供應者為什麼要去考慮消費者的情緒和嗜好呢？

當生產廠家不能從優質的生產中獲得必要的利潤，當經理們不必為企業虧損或者產品的銷路操心的時候，在國家和廠家的雙重“預算軟約束”下，市場中必然缺乏生產符合消費者消費需求的適銷對路的產品的動機，曾經在市場經濟激勵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的“競爭”也不復存在了。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哈耶克和他的朋友怎麼也不相信政府的干預能夠像市場社會主義者們所描繪的那樣，政府對經濟的“壟斷”比市場的“試錯”具有更少的盲目性，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社會的公正和福利的最大化。

而蘭格則堅持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由於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因此市場激勵的核心部分——競爭和價格體系既不完整也不普遍。而且市場本身也具有極大的不平等性。由於市場本身的失靈，扭曲的市場經濟原則根本不可能像古典主義經濟學者們所說的那樣引導資源實現自發的有效配置。因為競爭是不完全的，因此形成的經濟激勵和配置資源的價格信號本身也是不真實的。這就使得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無藥可救地深陷周期性的“癲癇”——經濟危機，無法逃脫“繁榮-衰退-蕭條-復甦”的經濟周期輪迴。

市場社會主義的信奉者們相信，造成這種糟糕局面的原因在於市場本身的盲目性。因此得找一隻“看得見的手”去從根本上解決那隻“看不見的手”的不治之症。辦法是讓這隻“看得見得手”裝成“看不見的手”——計劃經濟模擬市場。也就是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在這個模型中，蘭格相信將來藉助於“更好的計算機”，政府中的計劃者是可以同時確定現代工業化社會中數百萬種產品的需求狀況和生產製造能力的。因此精確地實現計算出來年所需要的數百萬種商品和勞務的價格，並及時向相關部門投入必要的資源以組織生產，對於掌握了巨大經濟資源，可以直接指揮政府企業組織絕大部分生產和銷售的國家來說，是能夠輕易完成的。

這種計劃經濟模擬市場據說要比哈耶克的自由資本主義優越而有效得多。在政府的計劃制定者“理性的”管理下，精確計算出來的價格不管怎麼說也要比“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價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客觀”地反映出供求雙方的願望和力量對比。於是，經濟活動中的外部性在產品定價時得到了全面的考慮；市場分配資源的“不平等”也由於政府的“大公無私”而被消除了。政府的經濟學家甚至能做到比“第一時間”還要早就能夠對社會生產的每一個角落哪怕最細微的變動明察秋毫，了如指掌。既然如此，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與該死的“經濟周期”說再見呢？

在這場關於政府——這個被市場社會主義者認為是“理性的化身”，在市場——這個先天性的“瞎眼巨人”的活動中應發揮的作用的爭論的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剛剛結束沒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論戰實際上是一場亞當·斯密式的古典經濟學與具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政治經濟學關於市場有效性的論戰。

主張計劃經濟的市場社會主義者們，是從關於市場經濟有效性的嚴格假設入手，通過攻擊資本主義式的自由放縱和市場經濟的“市場失靈”，來論證另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計劃經濟模擬市場的優越性和可行性。根據古典經濟學家對市場有效性的嚴格假設：市場中的各種資源，包括勞動者、機器、自然資源在內，甚至於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思維等等都不具有任何差別。一個通俗的比方就是：只要需要，種地的莊稼漢與大學教授之間可以自由轉換；昨天還是生產嬰兒手推車的校辦企業，今天就可以製造賓士牌轎車或者太空梭。當所有生產資料的差別都不存在了之後，各種生產資源就可以在表示市場供求關係的價格信號的引導下，在各個經濟領域之間自由流動。當然，在這裡，不存在來自於政府或者行會的限制，而改行轉產的成本和時間都為“零”。而價格信號則是在全體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通過市場進行的完全意義上的“自由競爭”來實現的。

當然，這種完全意義上的自由競爭還必須滿足一系列的嚴格前提：首先，所有的商品都能夠自由流動——既不存在“國家保護主義”，也不存在“地區保護主義”；而且流動的成本都為“零”。其次，所有的生產者生產的同種商品之間沒有任何區別——大小、顏色、功能、壽命、質量、品牌、包裝、銷售條件、甚至連女售貨員的長相衣著以及談吐舉止、服務態度都完全一致。也就是說，不存在任何除了價格之外，影響消費者做出購買選擇的因素，或者說不存在任何導致某種“消費偏好”形成的因素。否則就必然會導致某種意義上的“壟斷”的產生。第三，所有交易活動的交易成本，包括因為交易發生所需要支付的路費、精力、體力、時間的機會成本等等，要麼全都為零，要麼全都相等。舉個極端的例子，一個講斯瓦希利語的土人從赤日嚴嚴的赤道非洲出發，在進行了週遊世界考察之後，決定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吃一頓熱氣騰騰的“涮羊肉”所花的全部成本和時間與在自家樓下的連鎖店裡品嘗同樣的美味沒有任何區別。在這個活動中，不用考慮機票、關稅、時間、語言障礙、或者任何可能影響這位土人做出決定的因素，包括全球旅行、貨比萬家所花費的時間。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條件是，“理性人”和“信息充分”，也就是說交易者擁有和交易活動有關的全部信息，並且能夠及時準確地、合乎“理性”地、根據任何細微的價格波動做出正確的判斷，——從來不會犯錯誤，干蠢事。

根據古典經濟學鼻祖的看法，以上這些比佛門清規戒律還要苛刻的條件，只要有一條不能被滿足，競爭就是不完全的，交易和生產就會存在盲目性，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就是不確定的。市場社會主義者進一步推論，在市場中，由於存在各種形式的壟斷、過度競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沒有被價格反映出來的外部性等等因素，因此價格規律和市場都會嚴重失靈。而失靈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由於資源配置失調和分配不公——周期性的“發酒瘋”，以經濟危機這樣極端的形式來矯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不“理智”。

市場社會主義從現實出發，在一舉抽掉了亞當·斯密主義信徒安身立命的理論基礎之後，又成功的引入了價值判斷，證明了在市場經濟下，資本主義的效率和社會平等是對立的，而且甚至不可能在犧牲社會平等的基礎上實現效率，其結果必然就是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價格信號的形成上是虛假的；在資源配置上是無效的；在社會道德上是醜惡的。而蘭格等人的計劃經濟模擬市場則是“理性的、理想的”——既講究效率，又能夠確保公平的合理選擇。其關於通過“先進的計算機”來實現對於全社會數百萬種商品的“合理定價”的思想，更是令一個世紀前的歐文、聖西門、傅立葉等空想社會主義的先驅們望塵莫及的天才創舉。

不難想象，儘管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擁護者聲稱；“市場經濟辦不到的事情，蘭格所構思出的計劃經濟模擬市場同樣辦不到，而且還會辦得更糟”；但是面對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前蘇聯式計劃經濟所取得的成功，信奉古典市場經濟原則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在席捲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中所表現出來的束手無措，實在是太明顯了。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了幾個世紀、對市場的缺陷和金錢的“醜惡本性”有著充分認識的西方知識界，在當時公認蘭格取得了論戰的勝利。事實上，與其說哈耶克們的失敗是由於蘭格的高明所造成的，倒不如說是被經濟周期折磨得不勝其煩的人們對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太過於熟悉了的結果。

被蘭格和大蕭條搞得喪失了一流經濟學家地位的哈耶克於1931年移居英國。由於自覺在經濟學界已經無法容身，這位具有蘇格拉底式辯才的學者轉向了政治哲學、法律理論和思想史，成為了一個著名的“自由意志論者”。而隨著哈耶克的主要敵人——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劃時代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1936的問世，主張政府必須通過需求管理，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正式取代了崇尚市場經濟的古典經濟學，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裡成為了西方經濟學的正統主流和主要發達國家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

1974年，已經加入了英國籍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因為他“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中的先驅工作以及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相互依賴關係的深刻分析”而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位在40多年前憤然脫離了“正統經濟學”的老人，一下子被授予了“在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那樣至高無上的地位”。

在頒獎典禮上，這位75歲高齡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大師”，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的傲慢與偏見》的著名演說。在他多少有點兒令同行和主人尷尬的演說中，哈耶克不客氣的宣稱：“經濟學家作為一種職業，已經把事情搞糟了”。哈耶克相信，“使經濟學家認識到他的知識有著不可逾越的界限，確實應該教育研究社會的人謙遜一點，這可以使他不去參加人們控制社會的不幸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