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蘭格
奧斯卡·蘭格
斯卡·理沙德·蘭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波蘭經濟學家，政治家，外交家。
米塞斯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提出在中央計劃體制下，實行經濟計算和合理配置資源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人類歷史上最早論證了中央計劃經濟是一種非可行性（infeasible）經濟制度。1920年春，米塞斯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國家（commonwealth）的經濟計算”的短文，從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央計劃中有實行經濟計算和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性，從而從理論上否定了中央計劃經濟是一個有效的資源配置體制。
1940年哈耶克發表了反駁蘭格和狄金森以模擬競爭市場解決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的重要文章。儘管哈耶克質疑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還需要認真研究，但是，他對蘭格和狄金森模式可行性提出的兩個問題是有道理的。其一，關於集中統一定價與真正的競爭市場中的價格參數之間的關係。哈耶克認為，蘭格在這方面的設想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20世紀20-40年代社會主義經濟大論戰對於社會主義經濟能否有效運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討論的結果表明中央計劃經濟並不是一種有效運行的經濟體制，並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中央計劃經濟的失敗，而中央計劃經濟的運行不良正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直接動因。
1904年7月27日生於托馬舒夫一紡織廠主家庭
1918年參加解除德國侵略者武裝的鬥爭，並組織波蘭社會主義青年聯盟小組。
1927年畢業於克拉科夫大學，獲法學碩士學位。
1928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1931—1935年任克拉科夫大學講師。
1936—1943年任美國密執安大學講師。
1943年加入美國國籍。
1945年夏回國並恢復波蘭國籍，同年任波蘭駐美大使。
1945—1949年任波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
1947年當選為波社會黨中央執委會委員
1948年底當選為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
1950—1957年在黨中央社會科學院任經濟思想史教授。
1952年當選為波蘭科學院院士。
1952—1955年任中央計劃統計學院院長。
1955年任國務委員會委員
1957年任國務委員會副主席，還擔任過議會黨團主席、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議會計劃、預算和財政委員會主席等。
1957—1962年任顧問機關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
1955年後還擔任了華沙大學教授。
早年時光
斯卡·理沙德·蘭格
1922年，蘭格進大學之前，早就注意人類如何從動物進化而來，以及自覺地指導社會和經濟生活的社會機構的存在有無科學根據的問題。他也對數學應用於經濟學及其他社會科學有興趣。所以他既想學生物學，又想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直到站在波茲南大學走廊里還在猶豫不決，最後，決定學經濟。
學習生涯
那時波茲南是一座保守的城市，蘭格感到孤獨，所以第二年轉學到克拉科夫的雅基倫尼大學。1924年，蘭格在克西善諾斯基教授的討論班上宣讀一篇論文《生產極限理論》。這是應用數學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問題的嘗試，蘭格畢業后一年成為克西善諾斯基教授的助教。不過他的興趣遠遠超過經濟學的範圍。1925年發表《中世紀在日耳曼法之下的大波蘭的城市分佈》一文。1926年，蘭格在克拉科夫大學取得了法學碩士學位。1928年寫成博士論文《1925—1927年波蘭商業循環》,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同年還發表《愛德華·阿伯蘭諾斯基的社會學和社會思想》。1931年發表《研究經濟波動的統計方法》。由於這篇統計學論文，他得到統計學臨時講師的職務。原先蘭格希望教政治經濟學，大學當局因他思想和活動左傾而生顧慮，勸他講授距離政治較遠的統計學。就這樣也障礙重重。教育部有一個時期不肯批准。
兩次大戰之間，蘭格與社會主義青年運動有密切接觸。1927年加入波蘭社會黨。在三十年代他曾被兩次停止黨籍，認為他的意見過左，並且支持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合作，蘭格在大學學習期間及以後的主要政治活動園地是獨立社會主義青年同盟，這個組織雖與波蘭社會黨有關，但思想要激進得多。蘭格曾擔任同盟克拉科夫支部的書記和主席。1928年，同盟全國會議通過一個意識形態宣言，它以馬克思主義原理為基礎，作者就是蘭格。
主要由於蘭格等人的活動，克拉科夫成為波蘭左翼青年運動中社會主義思想的最強的中心。1934年左翼青年運動出版了一本綱領性小冊子:《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政治學，戰術，組織》,其中“通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路”部分是蘭格和布來特合寫的。其中“革命工農政府的初步措施”一節的許多思想，以後在1944年被吸收在盧布林成立的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綱領中，並在波蘭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初期活動中得到實現。
蘭格的左傾思想和社會政治活動，使他無法再在克拉科夫大學停留下去。1934年，恰好洛克菲勒基金會給他一筆獎學金。這位三十歲的經濟學講師能以研究生身份到美國深造。1934年至1936年，他在哈佛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學習。1936年，但任密執安大學經濟學講師，蘭格因故在波蘭渡過一個短時間之後，於1937年秋再次訪問美國。並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擔任經濟學講師。
米塞斯教授1920年春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他否認社會主義有實行經濟計算和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性。儘管該文篇幅不長，卻言簡意賅闡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問題，成為當時的石破天驚之作，引起了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大論戰。無論是他的同道還是他的對手都對他評價甚高。哈耶克指出，“首先使一種問題永遠不可能再從討論中消失的形式闡述社會主義經濟學中心問題的榮譽，屬於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蘭格認為，使社會主義者系統地研究這個問題的功勞完全屬於米塞斯教授，“米塞斯教授的像應當在社會化部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央計劃局的大廳里佔一個光榮的位置”。
米塞斯在這篇著名的論文中指出，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體制中，合理的經濟計算的可能性在於用貨幣表現的價格提供了使這種計算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而社會主義經濟中不存在這種以貨幣表現的價格制度，因此無法確定某一種產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確定生產它的過程中勞動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費。他認為，社會主義還不一定能夠不要貨幣，允許利用貨幣來交換消費品是可以設想的。但是，由於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不能用貨幣表現，因此在經濟計算中貨幣就起不了什麼作用。在一個靜態的社會中可以放棄經濟計算，而靜態的經濟體系是從來沒有的。所有經濟變化都牽涉到各種活動，其價值既不能事先預知，也不能事後確定。一切都將在黑暗中摸索。社會主義就是合理經濟的拋棄。針對一些社會主義者關於社會主義可以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人為市場來解決經濟計算問題的看法，米塞斯強調這些人沒有看到要把市場和它的價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社會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市場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核心，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是不可能人為仿製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能由國家或從事國家事務的人支配資本。這就表明要消滅市場，因為用市場指導經濟活動意味著：根據社會各個成員所支配的購買力來組織生產和分配產品，而這種購買力只能在市場上才會被發現。消滅市場是社會主義的目標。經濟計算的實質並不在於應該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而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現有生產資料來生產這些產品的問題即資源的合理配置的問題。只有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的生產資料市場上形成的貨幣價格工具，才能進行經濟計算，這意味著必須有土地、原料、半成品的貨幣價格，必須有貨幣工資和利息率。文章最後指出，問題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是市場經濟。米塞斯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經濟不可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米塞斯的文章遭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批駁，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奧斯卡·蘭格。蘭格撰寫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長文，對米塞斯的觀點提出挑戰，並提出了競爭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即蘭格模式。
蘭格指責米塞斯混淆了狹義價格即市場上商品交換的比例和廣義價格即提供其它選擇的條件，而只有廣義價格才是解決資源配置問題不可缺少的。蘭格認為米塞斯的混淆導致了社會主義不能解決其資源的合理配置的結論。蘭格在闡述了競爭市場上如何通過試錯法建立均衡之後，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可以通過試錯法獲得均衡的價格，社會主義經濟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
蘭格並不是指出社會主義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的第一人，早在20世紀初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在《社會主義制度》一書指出，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創造並實現“最優福利狀態”的條件，達到生產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帕累托的學生巴羅內在《集體主義國家中的生產部》一文中提出，假如其他情況相同，資源的有效配置可以獨立於生產要素的所有制，但關鍵是要找到一系列適當的價值。巴羅內設想在沒有貨幣、價格的條件下，通過試錯法，求解均衡方程式的解，以實現最小生產成本達到最大經濟福利的經濟上最有利的技術係數，使價格與最低生產成本相等，從而使資源得到有效配置。他們的思想無疑給蘭格以啟迪，使他能夠更加深入系統地探討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資源配置這個重大的理論問題。
蘭格設想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並不決定分配消費品和分配職業的制度，也不決定指導商品生產的原則。蘭格假設在這個經濟中存在消費選擇自由和職業選擇自由，因此有消費品和勞動服務的市場，但在勞動之外不存在資本貨物和生產資源的市場。蘭格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觀均衡條件如下：（1）消費者有選擇自由。已知消費品的收入和價格，消費品的需求被確定；（2）生產經理的決策不再由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指引，而是受中央計劃局的規定指導。中央計劃局對他們規定如下規則，目的在於用最好的方式滿足消費者偏好。一條規則是必須選擇使平均生產成本最小的要素組合，第二條規則是產量必須這樣確定，使邊際成本等於產品價格，以決定生產規模。企業經理與產業經理更為關注部門的長期成本，關注部門中生產能力擴大與縮小的決策。為了使他們遵守這些規則，要素和產品的價格必須是已知的。在消費品和勞動服務的情況下，它們由市場決定，在其它情況下，則由中央計劃局決定。（3）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勞動者貢獻他們的服務給支付最高工資的產業或職業。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均衡條件是價格為已知。只有價格為已知，使平均成本為最小的要素組合，使邊際成本與產品價格相等的產量以及最終生產資源的最佳分配才能被決定。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格的決定過程與競爭市場中的過程相似。中央計劃局起市場的作用，它規定生產要素組合和選擇工廠生產規模的規則、確定一個產業的產量的規則、分配資源的規則以及在會計中將價格當參數使用的規則。最後以試錯法確定價格，如果供不應求，價格就提高，如果供過於求，價格就降低，經過反覆試驗直到市場上生產資料的供求相等，均衡價格確定。蘭格認為這與市場經濟中的價格調整過程很相似，並斷言“用計劃代替市場的功能是很可能的和可行的”。蘭格自信地認為，中央計劃局所擁有的經濟體系的知識比任何私人企業家擁有的知識更多，而且可以以比競爭市場更短的系列的相繼試驗獲得正確的均衡價格。他把試錯法推而廣之，認為這也適用於消費選擇自由和職業選擇自由都不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蘭格指出社會主義的實際危險是經濟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應付資源配置問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能夠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這是爭論中蘭格得出的不同於米塞斯的結論。總之，蘭格模式的核心問題是中央計劃局採用試錯法，模擬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料的價格，從而使供求得到平衡，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
如果說米塞斯與蘭格的論戰曾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的話，那麼哈耶克對於蘭格競爭解決方案的質疑則明顯地被忽視了。因此我們還是看一看哈耶克1935年之後再版了米塞斯的文章之後對蘭格模式的批評。哈耶克斷言，沒有理由預料在計劃經濟下生產將停止，中央當局在利用資源上會面臨困難，產出量將會比計劃開始前的水平低，應該預期的是在可利用資源的使用由中央權威加以決定地方的產出量將會低於市場價格機制自動運行而其它環境相似的地方。哈耶克的批評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中央計劃經濟存在信息收集處理的困難。哈耶克認為，中央計劃的指導要替代工業企業管理者個人的作用就必須進行細緻的指導，而只有將一切知識都應用於中央權威的計算之中才可以做出恰當的決策。只是這一資料收集的任務就已超越了人類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資料，還需做出具體的決策。每一個決策都要根據若干差不多的聯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這個任務從已知的手段看是終身都完成不了的。中央計劃權威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第二，中央計劃經濟存在激勵方面的問題。哈耶克指出，問題並不在於中央權威能否合理地決定生產和分配，而在於那些既非財產主人又對自己管轄的生產資料無直接興趣的個人能否成功地擔當責任並做出決策。蘭格的方案並沒有說明如何向這些個人提供適當的激勵的問題。第三，蘭格等人的方案對於靜態均衡理論過於迷戀，不理解價格機制的真正作用。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張依靠競爭機制來決定相對價格，但又直接反對直接由市場決定價格，而主張用一個中央權威定價來代替市場。中央確定價格的方法非常不靈活，哈耶克將管制價格體系和市場價格體系形象地比作兩支不同的進攻部隊的差別，前者如同一支部隊的每個分隊和每個士兵只有接到特別的命令才能行動，並且在總部命令的距離內行動，後者猶如一支部隊的每個分隊和每個士兵都可以利用每一個機會，見機行事。在他看來，設想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全能的、能夠及時調整每一種價格的經濟指揮機構在邏輯上並非不可能，但在現實中則非常困難。市場的複雜多變也使得蘭格等人的以試錯法確定價格的方式無法應用。中央經濟權威機構確定價格不僅行動遲緩，而且只限於為各類商品定價，無法體現建立在具體時間、地點和質量基礎上的價格差別，這意味著生產管理者沒有動力，甚至沒有真正的可能性來充分利用各種有利的機會、成交條件和當地的特殊情況所賦予的各種優勢。由於價格由權威機關決定，就排除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力量即價格競爭。在哈耶克看來，在真正對決策負責的不是企業家而是審批其決策的政府官員時，這充其量只是一個半競爭的體制。
哈耶克對於中央計劃經濟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的思想進行了有力的反駁，他於1945年9月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一篇題為《價格制度是一種使用知識的機制》的文章，事實上對其思想進行了總結。哈耶克指出，如果要理解價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須把它視為一種傳遞信息的機制，當價格更具剛性時，便不能發揮出這種功能。中央計劃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有效配置資源的所需的價格及成本的信息又有通過市場過程本身才可以獲得。哈耶克論證了由市場力量決定價格的分散決策遠比中央計劃更好地利用這些信息。哈耶克的分析表明，從資源配置角度看，市場經濟優於中央計劃經濟。
留美10年
他於1937年回到波蘭。當時代表進步勢力的私立自由波蘭大學的羅茲分校想請他擔任政治經濟學講師，但是因政治阻力未成。由於在波蘭各大學無立足之地，蘭格接受美國大學的邀請,1938年在加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講課,1938年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和統計學助理教授。第二年升任副教授。1943年，被該大學聘為教授。他還在哥倫比亞大學講過課。旅美期間最重要的著作是《價格靈活性和就業》(1944)。
二次大戰期間，蘭格對經濟政策常發表意見。他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主要敵人，而美國壟斷資本是法西斯的潛在的或半公開的盟友。因此他主張，必須限制壟斷資本，對經濟建立民主控制。 1944年蘭格出版《蘇聯經濟的作用原理》。冷戰期間美國許多圖書館在這本書上加蓋印戳:“請注意：蘭格現在是波蘭國會的一個領袖，高度同情共產主義”。
蘭格在美國的大部分活動同波蘭的前途有關。他同波蘭——美國勞工領袖組織美國波蘭勞工委員會。他主張波蘭同蘇聯諒解和合作，並且支持當時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總理弗拉斯迪勞·西科爾斯基 將軍，但他反對這個流亡政府中的反蘇右翼波蘭政治家。在蘇聯與波蘭流亡政府的關係破裂后,1943年9月，蘭格給《紐約先驅論壇報》寫了一封公開信，提出了關於波蘭前途的五項原則性意見，其中心是戰後波蘭必須建立“一個具有民主形式的政府，並且必須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消除這個國家的封建因素，實行農村改革”,在外交方面，蘭格主張波蘭要同蘇聯達成諒解，因為波蘭需要蘇聯的軍事支援。他譴責波蘭流亡政府的反蘇政策是不理智的和反動的。蘭格提出的這些原則大部分同波蘭愛國者聯盟以及領導波蘭左翼地下力量的祖國委員會的思想相一致。他的政治思想使他在美國參與創建科希秋什科聯盟，支持在蘇聯成立的波蘭軍隊的科希秋什科師。他於1944年應在蘇聯的波蘭軍隊邀請到蘇聯訪問波軍各單位，並與在蘇聯的波蘭移民的代表人物以及秘密越過前線到莫斯科來的祖國委員會代表談話。他還和斯大林商議了波蘭前途問題。
1945年夏，蘭格回到波蘭。波蘭政府立即任命他為駐美大使以及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代表。在聯合國的活動使他成為著名的國際政治人物。他發起關於西班牙的辯論，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同佛朗哥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他在聯合國內支持和平共處，普遍裁軍，禁止核武器以及不論社會制度如何一切國家大規模進行經濟協作的政策。他聲明反對利用經濟壓力作為干涉受援國內部事務的手段。
晚年生涯
1947年末蘭格返回波蘭，作為波蘭社會黨黨員參加政治生活。他支持工人政黨合併。在1947年波蘭社會黨全國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兩黨合併大會上，他當選為新成立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蘭格的政治活動主要在國會和國務委員會。1955年，他被選入國務委員會，從1957年起他一直擔任副主席。在國會中，他先後任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團主席，外交委員會主席，計劃、預算和財政委員會主席。他是1952年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的組織者之一。在1957—1959年，擔任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主席。1961—1962,他是聯合國研究裁軍經濟和社會後果專家委員會委員，還寫了一個小冊子:《裁軍，經濟增長和國防協作》(1962)。
1949—1955年，蘭格主要研究統計學，偶然對經濟問題發表意見。1950年，他擔任中央合作聯盟主席，闡述過合作運動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作用。他在中央計劃統計學校講課的內容，編成了《統計學理論》,於1952年出版。1955年發表論文《馬爾柯夫過程中參數的統計估計》。1950—1957年，他還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社會科學院講授經濟思想史。
1956年，蘭格在印度擔任第二個五年計劃經濟顧問半年之後，回來擔任華沙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幾乎每年他都要開一門新課，由此產生一系列著作:《經濟計量學導論》(1958年);《再生產和積累理論》(1961年);《最優決策》(1964年);《整體和局部—系統行為的一般理論》(1964年);《經濟控制論導論》(英文版1970年)。蘭格除波蘭文外，還掌握英文、俄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並能用拉丁文同教會人士通信聯繫。
蘭格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第一卷於1959年出版，第二卷沒有完成他就去世了。其前四章於1968年出版。蘭格於1957年開始撰寫，計劃寫此書則遠在數十年前。原書擬分三卷，第一卷講政治經濟學的題材，它與歷史唯物論的關係，經濟規律問題，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政治經濟學和合理行為學之間的關係，經濟科學的社會條件和社會意義。第二卷將討論再生產和積累，投資和經濟增長的一般理論，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中的經濟剩餘的形成、分配和處理。第三卷將詳細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機制，包括它們在現歷史階段的相互作用問題。
蘭格的這部著作是一部系統性專著。1945年在《經濟研究評論》發表的《經濟學的範圍和方法》,打算作為系統性專著的第一章。其中談到“經濟作用”,以及“社會組織和制度對稀少資源管理的方式方法的影響”。由於戰後蘭格忙於社會政治活動，沒有往下寫。1957年才重新開始。 《政治經濟學》全書雖未完成，但已澄清了不少問題:
1.將經濟規律分類，有適用於一個社會經濟形態的規律，有適用於兩個或更多經濟形態的規律。有人的行為規律，有人的行動相互作用的規律，還有生產的技術和平衡規律。
2.經濟理性原則的出現和內容決定於社會和制度條件；經濟活動的合理行為學方面，也屬於政治經濟學的領域。
1956年6月，蘭格在波蘭經濟學家第二次全國會議上講了“目前波蘭經濟科學的問題”,並作了總結髮言，談到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給予波蘭社會科學的不利影響。不久，他在《經濟生活》周刊上發表當前經濟改革的詳細綱領。以後華沙政黨和社會組織委員會出版了他的小冊子《經濟政策領域中的主要任務》。1956—1958年間他寫了許多文章:《社會主義民主化》,《我怎樣設想波蘭經濟模型?》①《設計一個新經濟模型必須根據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動態活動》,《波蘭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些問題》,《合作化運動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作用》。 1957—1962年期間，蘭格任經濟委員會主席。參加撰寫了“經濟委員會對於一些超出的經濟模型變化方向的論點”(1957年)。蘭格關心第三世界，曾受聘為印度，斯里蘭卡，埃及和伊拉克政府的經濟顧問。他曾寫過《為什麼資本主義不能解決不發達國家的問題》(1957年),《經濟發展，計劃和國際協作》(1961年)。蘭格於1965年逝世，波蘭為他舉行了國葬。
《社會主義經濟理論》（1936～1937）
《經濟計量學導論》（1958）
《經濟控制論導論》（1965）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經濟學》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基本問題》
《經濟規律的特性和活動》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第一卷）（1958）
《研究經濟波動中的統計方法》（1931）
《價格彈性與就業》（1944）
《統計學原理》（50年代初）
《資本主義為什麼不能解決不發達國家的問題》（1957）
《經濟發展、計劃與國際協作》（1961）
《最優決策》（1964）等。
蘭格30年代中期在和L.von米塞斯（1881～1973）、F.von哈耶克等人的論戰中，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分散模型，即著名的“蘭格模型”。他通過對模型的分析，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格不是隨意確立的，而是和自由競爭體制中的市場價格一樣具有客觀性質。蘭格把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入社會主義經濟，開創了對社會主義經濟中市場機制運行的分析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