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乾喬

梁乾喬（1903—1946），原名梁昭桂，廣東梅縣鬆口鎮大塘村人，黃埔軍校一期畢業；他早年曾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又投靠蔣介石，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

梁乾喬父從農商，家產時值8000元，入可敷出，早年就讀於梅縣鬆口國民小學、梅縣平山中學，后在鄉擔任小學教師。

1924年春隨父赴廣州經營商業，同年4月由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及廣東大學法學院院長粱龍保薦投考黃埔軍校，同年5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三隊學習，先後加入了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畢業后歷任黃埔軍校教導二團排長，國民革命軍第三師連長、營黨代表、團附等職務。

1926年冬，梁乾喬等一批黃埔軍校一、二、三期畢業的同學被保送到原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中就有後來與他並稱為復興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學蕭贊育、賀衷寒、鄧文儀；二期的鄭介民、三期的康澤；另外還有張炎元，還有後來成為國民黨憲兵創始人之一的張鎮及抗日名將左權）。

梁乾喬“背叛”后，首先以曾是廣州黃埔軍校一期同學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時蔣介石正在籌組法西斯組織“復興社”，戴笠正在為蔣籌建軍統特務機構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於是，梁乾喬就與戴笠等人結成“十人團”，成為軍統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幹；他還是籌備組建“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由於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務處南京總處的書記長，主持特務組織內部的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他任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時，因企圖發展個人勢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該部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事破壞陝甘寧邊區延安的反革命活動。

1940年10月，梁乾喬調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陝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指揮部”參謀處處長，企圖實行軍民一體，逐步吃掉陝甘寧邊區。為此，梁乾喬使出渾身解數，為胡宗南控制淳化、耀縣地區效力，卻不料1945年6月26日，梁乾喬部的耀縣警備營營長劉文化率士兵一部，向陝甘寧邊區警備一旅三團二營投誠，與此同時，高里鎮碉壘守敵一個排的士兵將敵排長綁了起來，也向赤水保安大隊投誠。胡宗南聞訊后，怒氣大發，狠狠地訓斥了梁乾喬一頓，梁乾喬本來就體弱有病，回家后即卧床不起，不久死去。

從中共早期黨員到托派分子，再到資深軍統特務、鐵桿反共分子，梁乾喬的人生真夠豐富多彩的。只可惜他是“棄明投暗”，選錯了路。

1942年4月1日，陪都重慶羅家灣的一個大院里正在舉行隆重的慶典，一時之間，冠蓋雲集，熱鬧非凡。原來這是軍統局為慶祝所謂“革命情報工作”建立十周年而召開的大會，下午繼續進行的會議中，在1000多大小特務的矚目下，主持軍統工作的戴笠，把當年和他一同開創特務工作的另外9人請上主席台，一一介紹給與會人員。連同戴笠在內，他們是最早的一批軍統特務，被稱為“軍統十人團”，為軍統特務工作的創立發揮過重要作用（沈醉《沈醉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楊者聖《特工王戴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這10人中，卻有一位曾經是中共黨員、托派分子，他就是梁乾喬。

梁乾喬的人生，從投身黃埔時立下反攻先驅的宏願，到最終走向反共先鋒的結局，其間經歷，鮮為人知。 

梁乾喬，本名梁昭桂，1903年9月出生在廣東梅縣鬆口鎮大塘村一戶殷實人家，中學畢業后，因家道中落失學做小工，后在一所小學做了5年教員（趙龍文輯、梁乾喬遺著《火焰的人生》，中華書局1947年版）。

其時正是20世紀20年代，國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風暴激蕩全國。1924年春，黃埔軍校創建並開始招生，梁昭桂趕去投考，順利考進了黃埔第一期步科，從此改名梁乾喬。在入學新生調查表上他寫道：“為列強帝國主義者所壓迫、本國軍閥所摧殘、宗法社會之忠臣禮教所束縛，所以決然做一個反攻的先驅。”。煥發出革命精神的梁乾喬，很快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年冬天，黃埔第一期畢業，梁乾喬被分配在黃埔軍校教導第二團任見習排長。

第二年春天，盤踞在粵東的陳炯明，趁孫中山前往北方的時機，準備對廣州發動進攻，廣州方面遂決定以黃埔校軍為主力發動討伐陳炯明的東征。東征首役淡水之戰中，在排長、機槍手相繼陣亡的情況下，梁乾喬沉著指揮，並親自用重機槍擊退了敵軍的反擊，為攻克淡水做出了貢獻。此戰之後，梁乾喬被調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從事宣傳工作。

1925年秋，蘇聯政府在莫斯科創辦了“中國孫逸仙勞動大學”，專為中國培養革命骨幹。這所學校一般稱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或中大，在中國革命史上影響深遠，國共兩黨的領導人中鄧小平、楊尚昆、蔣經國等都曾是這所學校的學員。梁乾喬也被選送中大學習，成為中大的第一期學員。在中大，梁乾喬開始系統學習政治理論，也萌發了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抱負，後來他回憶道：“去國之前，我是以一個政治的小學生看待自己的”，“嚴格說來，我的積極的‘黨的生活’，是在莫斯科留學時代才開始的。”

那時蘇聯黨內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極力反對斯大林，在黨內形成了被稱為“托派”的小集團。而中大自校長拉狄克以下很多教員都是托派分子，他們把托派思想帶到了學校里。梁乾喬和陸淵最先接受了托派思想，開始在學校中積極活動起來，尤其是梁乾喬，經常在各種會議上以高亢的聲音發言，在同學中很快就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吸引了很多學員參與托派活動，中大副校長庫秋莫夫還給他取了個“被壓迫民族的領袖”綽號（李樵《徐以新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據陸淵回憶：“經過我們兩人的宣傳和煽動，不數月間，留俄學生之同情反對派者，幾佔全數之半。”（陸淵：《以前種種》，《蘇俄評論》1931年第3期）

中大托派的活動引起了聯共（布）領導層的注意，1927年5月，拉狄克被撤銷中大校長職務，兩位托派教員也被開除。但中大的托派活動並沒有停止，11月7日，在紅場舉行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的隆重慶典，梁乾喬、陸淵等中大托派成員也混在遊行人群中，他們經過列寧墓時，突然亮出早已準備好的“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標語，向主席台高喊“托洛茨基主義萬歲”等口號，與維持秩序人員發生衝突，引起紅場一片混亂。

“紅場事件”使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極為震驚，責成中大校方徹底清查。很快，中大就作出了開除梁乾喬等人黨籍、學籍的決定，遣送回國。在離開莫斯科之前，托洛茨基秘密召見了梁乾喬等人，向他們交待了回國后的任務，並說如果形勢需要可以組建自己的組織。

梁乾喬投奔國民黨后，寫了一篇名為《回憶與展望》的文章，算是和自己的托派生涯告別，其中寫道：“歷史以最輕薄的態度對待了反對派。反對派在今後中華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是沒有它的地位的。”當然，他自己是找到了“地位”，成為了以黃埔系軍人為骨幹的“中華民族復興社”創建時期的十三位核心骨幹之一，即俗稱的復興社十三太保。

梁乾喬之所以能成為復興社最早的成員，是因為蔣介石希望能發揮留蘇學生搞農工運動的特長，所以刻意搜羅一批留蘇學生。梁乾喬與負責籌建復興社的康澤是黃埔軍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還有在中共和托派組織內長期從事理論宣傳工作的經驗，正符合蔣介石的要求。康澤帶梁乾喬等人晉見蔣介石，蔣介石在見過這批人後，對康澤說：“這些人都很平平。”但復興社籌建迫在眉睫，梁乾喬等人終於還是成為第一批複興社成員（康澤《復興社的緣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中華書局1963年版）。

復興社是效仿法西斯的組織，其主要活動是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康澤出任復興社的宣傳處長，追隨他的梁乾喬就擔任了助理。梁乾喬仿造此前的托派刊物《我們的話》創辦了《我們的路》周刊，大造反共輿論，忙得差不多每天到凌晨三四點鐘才能睡覺。當時，蔣介石委派戴笠組建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梁乾喬也參與了特務處的組建，並先後擔任第三科（交通科）科長和特務處書記長，成為軍統開創時期10名骨幹之一，即後來俗稱的軍統“十人團”成員。

梁乾喬工作中的賣力表現，讓他得到蔣介石的賞識，地位也逐漸上升。1932年10月，他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訓研究班少將訓育組長，同時兼任軍委會交通研究院副主任；1934年，出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理事；1935年後，又出任復興社幹事，還被蔣介石派到張學良創辦的四維學會擔任理事，在南京憲兵司令部里也有政訓處長的名義。

這種種社會職務，其實都是梁乾喬特務身份的掩護，他所做更多的還是特務工作。比如他當時招募特務就很有一套。程一鳴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從蘇聯回國從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後來失掉了組織關係，住在南京留俄學生招待所里。梁乾喬聽說后，就以自己主持交通研究院，需要老同學幫忙為名，把程一鳴拉到了交通研究院工作，以此為名把程一鳴拖下水做了特務（程一鳴：《程一鳴回憶錄》，群眾出版社1979年版）。

1936年6月，廣東軍閥陳濟棠聯合桂系發動反蔣的“兩廣事變”，梁乾喬被戴笠派去負責瓦解廣東空軍。他首先策反了在廣東空軍擔任電台台長的親戚梁伯倫，使在南京的特務處與廣州方面取得了直接聯繫，並通過鄭介民等人工作，於7月初，策動廣東空軍47架飛機飛到南昌投奔蔣介石。陳濟棠為防止再發生叛逃，下令把剩餘飛機鎖在機庫內，並派憲兵嚴密看守。這時候，梁乾喬又與廣東空軍參謀長陳卓琳拉上關係，唆使陳卓琳以備戰的名義說服陳濟棠，把封存起來的飛機重新開上跑道，結果在7月17日，廣東空軍剩餘的62架飛機全部投奔了蔣介石。次日，陳濟棠即宣布下野，兩廣事變得到平息。可以說，梁乾喬等人策反廣東空軍，對加速兩廣事變的失敗，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得以為戴笠所重用，政治野心也進一步滋長。

1937年冬，梁乾喬被戴笠派到北方工作，他私下招收了近千名來自各地的流亡青年，又向黃埔同學胡宗南等人要了一批武器，在鄭州彭公祠辦了個訓練班，企圖擴充自己實力。這事被人密告了戴笠，戴笠即派人帶著他的親筆信趕到鄭州，要求梁乾喬把這批學生送到正在湖南籌備的特務訓練班。梁乾喬拿到戴笠信時正在喝酒，讀信當即大怒，把酒杯摔到地上以示拒絕。沒過幾天，戴笠又派人來，還是帶來一封親筆信，不過這次就沒那麼客氣了，直接說如果不交出這批學生，就要給他紀律處分。梁乾喬終究鬥不過戴笠，雖然每天大罵不止，但還是不得不在1938年2月交出了這批學生，他也隨即掛冠而去。

自此以後，梁乾喬與戴笠決裂，後來他對軍統的活動也很少主動參與，除非軍統方面主動來找他，比如在軍統成立十周年的大會上亮個相。抗戰末期他到重慶治病，聽說戴笠在中美合作所大禮堂後邊立了塊“無名英雄碑”，一時興起，也跑去看看。沒想到當他走近碑時，守護的哨兵不曉得他是軍統十人團的元老資格，還按一般人員一樣要求他脫帽、肅靜，他當即惱羞成怒，也是借題發揮，指著碑大罵：“既然無名，就不應該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當婊子，又要起貞節牌坊。可恥！可恥！”這事傳到戴笠耳中，也是無可奈何，只得說：“乾喬是有名的梁神經，神智不清嘍。”

脫離了戴笠特務組織的梁乾喬，再次投奔了康澤，在康澤手下擔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副廳長。幹了幾個月，他覺得很是無味，遂打定主意投奔胡宗南，在1938年8月中旬去了西安。

梁乾喬的黃埔一期同學胡宗南，此時坐鎮西安，指揮第十七軍團，是黃埔系中權位最高的人物。梁乾喬向胡宗南陳述了自己希望能得到帶兵的機會，胡宗南也算幫忙，準備為他編一個旅的部隊，但此事還得第八戰區司令官朱紹良同意。梁乾喬又趕往蘭州謁見朱紹良，朱紹良的態度卻不甚積極，與他談了一番政治問題就把他打發了。組建部隊沒有結果，心情低落的梁乾喬返回西安途中還意外遭遇了日軍的轟炸，幸虧身穿的棉軍服抵擋了彈片，僅受輕傷，但他的聽力卻因此而嚴重受損。

經過在重慶一段時間的治療，他傷愈重返西安。胡宗南先後派他擔任戰干四團游擊戰術教官、中央軍校七分校學生總隊長和第十戰區政治部主任，但他均覺不甚如意，始終想帶兵。1940年8月，國民黨軍委會成立了陝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總指揮部，梁乾喬也如願被派任邠洛區指揮官。

當時，蔣介石交給胡宗南的主要任務就是封鎖陝甘寧邊區。陝甘寧邊區有一塊狹長的延伸地帶直指國民黨管區的核心，讓胡宗南很是頭疼，稱之為“囊形地帶”。梁乾喬轄下的邠洛區，包括旬邑、淳化、耀縣3個縣，正是從西而南再向東北半包圍囊形地帶的區域，其中的旬邑和淳化縣城還是胡宗南派兵從中共手中搶過來的。梁乾喬出任邠洛區指揮官，自然就成了胡宗南封鎖邊區、從事反共活動的先鋒。

他通過建立武裝、組織民眾，企圖實現強化保甲制度、嚴密封鎖陝甘寧邊區的目的。1942年，他把自己的指揮部遷到淳化，併兼任了陝西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的職務，掌握了轄區內的軍政大權，更進一步加強了反共活動。他沿陝甘寧邊區邊沿建立了碉堡封鎖線，到處書寫反共標語、訂立公約、清查戶口，並派警備班不斷襲擾邊區，製造反共摩擦。他還組建了對邊區滲透的特務組織。《新華日報》評論道：“他是胡宗南的得力幹部，一身兼數職……他在任內，無惡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稱之為“活閻王”。”

梁乾喬的嚴苛統治引動民怨沸騰，加之國民黨高層內部權力鬥爭，雖有胡宗南庇護，他終於還是被罷免了官職。他在任時，淳化有民謠說：“梁不斷、橋（喬）不倒，淳化百姓不得了。”他倒台後，淳化百姓額手稱慶，又有民謠說：“梁塌啦、橋（喬）斷啦，淳化百姓歡贊啦。”他離任后，原來的部屬發生嘩變，引發了國共之間的嚴重軍事衝突，史稱“淳化事件”。事件鬧得很大，輿論嘩然，1945年7月晉陝監察使童冠賢以“破壞行政，縱屬殃民”等六條罪狀彈劾梁乾喬。

此前，梁乾喬的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經過這一番罷官、彈劾，他精神大受打擊，遂一病不起，1946年1月8日病死於西安。死後，他的故交和親屬把他葬在了西安郊外翠華山的一處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