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學

“西部文學”並不完全是一個獨立而清晰的概念，至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並沒有出現倡導和建設概念的自覺性和主體意識。80年代也出現過有關“西部詩歌”的討論和帶有鮮明地域特徵的《邊疆文學》《西南文學》刊物，《新疆文藝》還改名為《中國西部文學》，試圖扛起西部文學的旗幟，但由於人們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建設西部文學的文學史意義。也許由於近年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提出和實施，西部文學概念才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

中國有著廣闊的地理空間，因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出現了文化和文學的地域性。文學的地域性顯然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特徵和屬性，它體現了中國文學的區域性、自然性和鄉土性特徵。從地域角度考察、釐定文學生成的文化地貌、語言風格，最早可追溯到《詩經》時代，多從水土和風俗表達文化藝術之差別。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觀樂評論了各地民歌，認為王風“思而不懼”，豳風“樂而不淫”，魏風“大而婉、儉而易”。王充《論衡·率性》也記載有諺語：“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憨頭”。不同的地理環境誕生有不同的民風、民俗和不同的藝術風格。從漢魏六朝到近世的劉師培、梁啟超，則多從南北地域差異談論文學。如北齊的顏之推有“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輕舉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語。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頓。”之說①。唐代魏徵也認為：“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②他們注意到了語言、風俗和藝術的地域性問題。近人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從語言聲音的南北差異論及藝術風格的南北地域特性，梁啟超也闡述了南北自然風貌對文學產生的不同影響，並提及社會環境和文學交流對文學南北差異的消解和融合，他認為：“自唐以前，於詩於文於賦，皆南北為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鏤雲刻膳移我情者，南人為優。蓋文章根於性靈，其受四周社會影響特甚焉。自後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③文學的地域性主要表現為自然風貌、文化精神和語言風格的不同特徵，具體地說，可以劃分為作家的地域性、作品的地域性和讀者的地域性。

“西部文學”概念的提出及其內涵的確定顯然也是基於文學的地域性力量和審美價值，尤其是當下社會經濟和文化出現了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重新檢討中國文學發展中的“本土問題”，在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與本土性對話過程中，如何建立和尋求文學意義的生長點，創造多種可能性，成為當前文學研究和創作中的重大問題。應該說，西部文學是存在的，遠的有唐代的“邊塞詩”，50、60年代有西南、西北的“邊疆詩”。如果時機成熟，可以編寫一部“中國西部文學史”。我在這裡使用的“西部文學”概念，主要是指具有西部生活和經驗的作家所創作的西部故事和想像的西部情感。就新時期文學而言，西部文學參與了新時期的文學建設，推動了新時期文學的發展，並成為其重要的一翼。從作家身份的代際轉變和文學思潮的發展角度審視西部文學與新時期文學，可以看到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一個動態起伏的關係過程。

中國新時期文學先由歸來的“右派”作家和回城的知青作家打開局面，並奠定了文學發展格局，有意思的是，他們因歷史的原因而都有一個在邊地鄉村生活的經歷，其中包括在西部邊區的“改造”和“下鄉”的經歷，因此，他們創造了新時期文學中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思潮，並在作品中描述了一個感傷與理性的文學“西部”世界，也為西部文學進入新時期文學提供了便捷的通道。王蒙有20多年的新疆經歷，他的系列小說《在伊犁》、《買買提處長的軼事》和《歌神》就是這段生活經歷的寫照，《悠悠寸草心》、《蝴蝶》、《風箏飄帶》、《布禮》和《海的夢》等也可看作西部文學的邊緣性作品，但它們的美學意義主要還是非地域性的。張賢亮的《牧馬人》、《土牢情話》、《靈與肉》、《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顯示了西部文學在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中的實績。張賢亮對小說創作的理性追求和人物內心世界的展示是其重要特點。喜愛抒情與神韻性作品的讀者很難喜歡張賢亮，因為他太理性化，太愛把作品往“靈與肉”、“性與死亡”、“煩惱與智慧”上拉，甚至直接以哲學術語命名小說，如《唯物論者啟示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靈與肉》在人的血緣關係與情感寄託之間展開理性的探索，小說探討這樣一個哲理性命題，勞動實踐改造了人，實現了人的從肉到靈的升華。與《靈與肉》一樣，《綠化樹》也落腳到一個哲學命題——人的生命與精神欲求，通過勞動實踐與精神自省而得以完成和實現。這近似於理性的烏托邦設計，從理性邏輯而言是完全可以說得通的，但卻有些脫離人的情感邏輯。張賢亮修改了反思文學的歷史批判意識，而回到理性的烏托邦世界，或者說是一種純粹理性的文學演繹。張賢亮的創作顯示出反思文學的某種轉向，從歷史反思到人性反思和自我反思。從歷史的悲劇性表現到生命的主體追求，張揚著豐富的崇高美和悲壯力量。

最初發表在《紅岩》雜誌上的周克芹的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獲得了首屆茅盾文學獎，它為西部文學爭得了最高榮譽。在90年代還有王火的《戰爭和人》三部曲，它以其汪洋恣肆的史詩性和沉雄的藝術風格震撼和征服了讀者，陳忠實的《白鹿原》，展示了中國文化的父性權威——儒教的力量，並折射出中國社會改革艱難的悲劇歷程；和阿來的《塵埃落定》，顯示了漢藏邊地的奇異風俗和詩意想像，它們都是“茅盾文學獎”的分享者。《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著眼於“文革”後期的農村生活和農民遭受的磨難，將筆觸伸入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去，表現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給廣大農民造成的心靈傷害和布下的生活陰影，同時也表現了人民群眾在逆境中生長起來的堅定生活信念和頑強抗爭精神。

知青文學是傷痕和反思文學思潮中一個特殊種類。《新疆文藝》1979年共刊登了6篇知青題材小說，應該說是較早參與和表現知青文學的重要事件。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也是第一篇將自傳體第一人稱全知敘述視角引入知青題材小說寫作的作品，也值得重視。葉辛是新時期知青小說創作中很有個性的作家，他的成名作是《蹉跎歲月》，代表作是《孽債》。《蹉跎歲月》摒棄了單純的暴露和哀惋，貫穿著激越、高昂的情感基調。小說以上海知識青年柯碧舟、杜見春在逆境中的追求、探索為主線，表現在那個年代的知識青年如何度過他們的“蹉跎歲月”。小說構思以“青春與愛情”為中心，潛在地受到了50年代小說《青春之歌》的影響。《孽債》是作者回到上海的作品，但故事卻是關於西部世界，它拋棄了《蹉跎歲月》中的浪漫激情，關注知識青年在返城后的生活經歷和情感困惑。《孽債》主要寫上海知青回到上海后與雲南西雙版納的孩子之間的感情糾葛。它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突破，一是沿著知青的悲劇性主題思路進行了新的探索，從歷史悲劇、社會悲劇挖掘出更深的心靈情感悲劇，從人性論角度探討了知青的難以還清的感情債問題；二是表現了知青後代們的命運，他們是歷史中特定的一代，或者說一種類別，父輩的情感糾葛，歷史的悲劇最終落在了他們身上，給他們的身心帶來了嚴重影響，“無家可歸”的孤獨感也許是對父輩的還債和救贖。《孽債》把知青問題放置在歷史與現實、父輩與子代、城市與鄉村的多重矛盾衝突之中去表現，獨闢蹊徑，顯示了90年代後知青小說的路子。

張承志的《北方的河》充溢著強烈的精神內涵，是一首凝重的歌，旋律古樸熱情，奔涌而豪邁。它成功地展現了一代青年的思索與追求，並在粗獷而雄渾的力量奔突中，表現了多層次的昂奮激情和執著的人生思考，富於強烈的歷史感和時代感。作品把主人公的不斷追求與自然景觀的描寫結合起來，描寫了北方河流的不同個性，黃河古樸執著，額爾齊斯河沉靜含蓄，黑龍江莊嚴、勇敢，激蕩著理想和激情。北方的河象徵我們古老而偉大的民族，象徵著民族的精神個性，河品即人品。

鄧賢在90年代初創作了《中國知青夢》，它質疑和批判了“青春無悔”主題，把現實主義的歷史批判與強烈的激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它產生了巨大的藝術魅力。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也可說是西南邊陲知青生活的敘述，它否定了知青小說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設置了一個嚴肅與荒唐、崇高與渺小、悲劇與喜劇、理性與瘋狂、肉體與精神、神聖與世俗的怪誕世界。

改革文學是新時期文學思潮中的一個過渡階段。張賢亮以《男人的風格》譜寫了一曲城市改革之歌，展示了在改革和愛情生活中的男子漢風格。而真正在1983年前後出現的改革文學思潮中受到賞賜的是賈平凹，從此，他所創作的“商州系列”小說——《商州初錄》、《商州》、《小月前本》、《雞窩窪的人家》、《臘月·正月》、《天狗》、《黑氏》和《浮躁》等使他獲得了文學聲譽。他藉助人性的善與惡、心靈的美與丑、人情的濃與淡表現社會改革與傳統的矛盾，在藝術上既承續了傳統藝術的風韻，又借鑒吸取了西方文學大師的精髓，如馬爾克斯的魔幻象徵和川端康成的細膩精緻。更為可貴的是，他兼容異域但又毫無模仿痕迹，給人以自然天成之感。藉助於人性的善與惡、心靈的美與丑、人情的濃與淡表現了變革與傳統的豐富複雜性。賈平凹是小說寫作的高手和多面手，其特點在於既承續了傳統藝術的風韻，又借鑒吸取了西方文學大師的精髓，如馬爾克斯的魔幻象徵和川端康成的細膩精緻。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兼容他們但又毫無模仿的痕迹，給人以自然生成的美感。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以兩個支點建立起它的獨創性，一是風土人情的地域性，二是時代變遷的歷史與人性內涵。有了它們，賈平凹的創作走向踏實而厚重。小說《浮躁》對改革時期的人們缺乏目標感、無所適從的“浮躁”心態作了豐富而複雜的表現。社會改革既是社會歷史的流動與變化，時代風雲變幻，矛盾重重疊疊，人事關係盤根錯節，對它們的揭示與表現當然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印跡；同時，大河滔滔，浪花錦蔟如五彩繽紛，它的背後總潛存著鮮明而沉重的河床。社會心理與人的精神狀態就可說是社會改革時期“河床”的表現。

賈平凹是一個有著探索精神和獨立意識的西部作家，在以後的尋根文學等文學思潮中依然身手矯健，擁有自己的聲音。90年代他創作的長篇小說《廢都》、《白夜》和《高老莊》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此奠定了他在新時期文學史上的地位。

80年代中期出現的尋根文學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挽了一個大結，它具有某種轉型的意義。相對於它以前的文學思潮而言，它具有更堅實理論主張、開闊的思維視野和知識結構，在向文學的“傳統性”掘進中，呈現出深遂的美學意識和獨特的藝術探索。作為一種文學思潮，最早的潮汛可追溯到汪曾祺發表於《新疆文學》1982年2月號上的理論宣言——《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主義》，由此也可見西部文學編輯和雜誌的前瞻性。尋根文學也表現了一個文化的西部世界，並使西部文學的文化意義得到進一步的確立。阿城的祖籍是重慶，他的小說《棋王》也敘述的西部故事。主人公王一生個性不避俗，寫他的兩件事——“吃”和“下棋”，他有“惡”的吃相，精瘦的身子，“凈是綠筋的瘦腿”，“彎過手臂，去撓後背，肋骨一根根動著”，下棋時，“抱了雙膝，鎖骨后陷下兩個深窩，盯著油燈，時不時拍一下身上的蚊蟲”，走路“衣裳晃來晃去，褲管兒前後盪著，像是沒有屁股”。活靈活現的一副“棋獃子”相。在“棋”與“食”中，他追求“物化”與“自忘”的大境界，粗陋的棋和飲食，使王一生的身體和精神得到了最大的滿足。《棋王》的語言平淡而傳神，力避藻飾，一切以傳出特定氛圍、寫出人物的精髓為限，舍此之外一概汰除過多的語詞。

1987年前後新時期文壇出現了“新寫實小說”，與此幾乎同時，還有“先鋒派”文學。文學開始擺脫對外部現實世界的依賴，而進入到歷史的虛構和內心的緬想，開始藝術形式的大膽實驗；文學逐漸離開鄉村和地域力量，而與都市和大眾媒介發生越來越緊密的聯繫。中國的西部世界再也不可能成為文學敘述的中心世界，文學的題材之於文學的審美意義逐漸淡化，文學刊物尤其是具有領頭羊性質的文學雜誌和文學批評也逐漸東移，已經被文學模式化的西部除地域和文化優勢之外再也拿不出更吸引人的文學力量，正是在這樣的時候，西部文學作家出現了彷徨和遊離，疏遠於新時期文學主潮，並逐漸被邊緣化。

當一批“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的小說——如池莉的《煩惱人生》、方方的《風景》、劉震雲的《塔鋪》、《新兵連》、劉恆的《伏羲伏羲》風行於各大雜誌之時，缺少都市經驗的西部作家卻顯得有些遲鈍和格格不入。如果說是新寫實小說把西部文學拋棄掉了，還不如說是西部作家先天性缺陷的結果。如果把新時期文學分為前新時期和后新時期的話，那麼，前新時期帶有鄉村情調，后新時期則多屬於都市世界。

先鋒小說又稱新潮小說。它主要是指8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一批具有探索和創新精神的青年作家所創作的新潮小說，代表作家有馬原、洪峰、殘雪、扎西達娃、蘇童、格非、北村、孫甘露、余華等。先鋒小說以其複雜的意義和文本的實驗改變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所建立起來的文學主體性和現代性，而轉向對文學本體性和後現代意義的關注。相對於新時期文學中其它思潮而言，先鋒小說存在時間較長，意義相當駁雜。它把寫作看成“不及物”的事，常常蜷縮於個人的夢囈與感覺之中，遊戲於語言的聒噪與自足，從殘雪對個人夢囈的追逐，到馬原設置的敘述圈套，從格非的形式迷局到孫甘露的語言神話，先鋒小說依仗於作家的感性慾望生長出不同的個人風格。

西部作家中的海男、翟永明等參與了先鋒派中女性主義的身體寫作。海男以小說《蝴蝶》惡作劇似的解構了人間的理性秩序，她們與瘋子、老人和蝴蝶結成話語同盟，製造混亂，反叛崇高。它用女人的身體來感覺和幻想這個世界，蝴蝶就成了女人的化身。

如果從作家身份和年齡層次上劃分，活躍於新時期文壇上主要有四代作家，一是在50年代中國遭受過政治災難而淪落到社會底層，70年代末又重新獲得新生的“右派”作家，二是在60、70年代曾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知青作家，三是60年代出生的先鋒派作家群，四是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前兩類作家因擁有特殊的生活經歷和政治熱情使他們的創作表現出鮮明的啟蒙主義和現實主義特色，在審美意識上追求崇高和悲劇美。而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則被稱為是“匱乏時代的精神憑弔者”，他們既沒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歷史經驗，逃脫了餓飯，躲過了上山下鄉和其他政治運動，只趕上了文革，又因其年幼不諳世事而僅僅作了一次旁觀者。也使他們生長了另一類本領：想象和虛構的能力。先鋒作家大都喜歡描寫自我的體驗和想象的世界，對個體生命的偏愛和撫摸超越了對外在的欲求。

由於西部地理位置的偏僻，作家思維的閉塞，文學雜誌的自由散漫，文學人才成長的緩慢，西部文學越來越脫離於新時期文學整體格局，儘管每年都出現有成績不斐的文學創作，有在各地區和文學機關內部產生過一定影響的作家，並在一些報紙上也零星出現過，更多是被文學機關組織起來的文學批評，但已構不成文學思潮的整體力量，無法產生巨大的國內國際影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西部作家和批評家一直缺乏建設西部文學的自覺意識，西北、西南和西藏各自擁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大都是各自為陣，難以實現相互照應和影響，尤其是在文學創作與批評、文學編輯與雜誌，乃至文學教育與文學史的寫作，都沒有一個文學的西部話語和聲音。第二，西部文學和作家並沒有完全領悟和揣摩出新時期文學思潮的時代脈搏，也就是對現代性的渴望、呼籲和焦慮。第三，西部文學缺乏對西方異域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和後現代藝術形式的接納和轉化。第四，西部作家和文學在思想上缺乏大境界，精神上缺乏獨立性，藝術上缺乏創新精神和文學史經典意識。第五，如果從作家代際看，西部文學缺乏一批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和批評家群體，乃至在90年代以後，西部文學的影響逐漸減弱。

我們應該擁有什麼樣的西部文學？

儘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西部文學這張版圖顏色的認識有一些調整，但核心的看法並沒有改變。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遼遠的西部是原始、野性、神奇、粗獷的代名詞，到處奇風異俗，遍地怪人俠客。而對游牧民族曾經的聚居地西北五省，人們印象主要是大漠雄風、孤煙落日，以馬背上的廝殺，草原和荒漠上的生命力張揚為代表。在雲南、廣西等地展現的則是竹樓夜色，風花雪月，曼妙歌舞，神奇美景，是多姿多彩的民族風俗以及奇異的生命存在方式。總之，我們民族的勤勞、堅忍、剛強、奮起的歷史遺存可以在西部找到蹤跡，而民族處於農耕社會時的一切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價值觀念、理想追求可以在西部追溯到直接的證據，文學對這些方面的表達仍然強烈地吸引著人們。另一方面，人們認為西部文學的最大價值還在於它以古樸、豪邁、粗獷等為代表的強悍之風，註定能給當今文壇注入清新的陽剛之氣，對於當下文壇出現的孱弱之風可以形成強烈的衝擊，可以對思想委靡的頹勢給予猛烈的衝撞。

西部作家的創作在當代文學中居有一席非常重要的位置。僅就西北五省而言，新中國以來就出現過在全國都非常有影響力的作家，如領一代風騷的詩人聞捷，陝西的柳青、杜鵬程、王汶石等。新時期以來，寧夏的張賢亮，陝西的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高建群，由北京來的葉廣岑等一大批作家。寧夏“三棵樹”之後的大批中青年作家，是繼張賢亮之後極具實力的一個小說創作群體，甘肅的詩人群、“小說八駿”等，蔚為大觀，風格氣象都不一樣。正如著名作家陳忠實有一次在接受採訪時說的那樣：文學發展本來也是以個性而生存的。西部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不同時代的作家各有其藝術特色，不能一概而論，一個人就是一片風景。正是這些不同個性的作家，組成了西部文學這個壯觀的森林。

從藝術上講，西部獨特的地理環境、文化積澱和風俗習慣，使得當代西部文學在意象塑造、題材選擇和語言運用上，可以有更得天獨厚的表達空間。事實上，人們早已為西部文學繪製出了獨特的色調，文學地圖上的這種西部色調從何而來？我認為，首先來自西部的某些地域文化特徵，還有西部文學的一些歷史傳承因素，如古代邊塞詩的色調與意象等。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當西部作家以最表層的方式描繪出西部與中原顯而易見的差異性時，中原文學地圖的繪製者們及時地給予他們熱烈的掌聲，導致一些西部作家滿懷激情地以另類的面貌參與了中國文學版圖的繪製。

也就是說，為了繼續聽到讚許和鼓勵的掌聲，一些西部作家不惜放棄對當下生活真實言說的義務和責任，轉而踏入歷史風雲，進而迷醉於從歷史陳跡之中，發掘早已被西部人民淘汰的民情風俗，甚至不惜編造偽民俗。安於某些“文化中心主義者”給自己派定的邊地角色，使一部分創作迷失了方向。

魯迅先生1934年在一封致陳煙橋的信中說過：“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魯迅這句話雖然出自一封書信，而非嚴格的論文，說得卻非常嚴密，“容易成為世界的”，不等於就是世界的，魯迅還特別加了限制——“即為別國所注意”。僅僅引起了別國的注意，更不能等同於擁有了世界的價值。我們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從魯迅的原話中引申出來的命題早已越出了定義的邊界。

相當多的西部作家不自覺地受到“容易成為世界的”這一命題的指引，導致他們的寫作趨於搜奇尋異，陶醉於民俗風情的訴說，邊地風光的描繪，把在題材層面上引起別人的注意，當作獲得“世界價值”的不二法寶。

風情民俗、生活事象只是精神價值的載體，有意識地去對此做深度的精神價值開掘，才有可能創作出具有獨立品格的動人之作。實際上，我們現在不缺乏那些以描寫歷史陳跡和偽民俗為主要價值指向的作品。大量反映當下西部生活的作品往往停留於事象層面的描寫，缺少對貧窮落後的深度追問。西部能提供的事象性題材太豐富、太有傳奇色彩，很多人往往樂於此又疲於此，沒有精力去做深度的精神價值的開掘，長此以往必將導致他們漸漸失去對自身精神力量的積累和創造。

應該指出的是，相當多的一些僅限於描寫風俗民情、斑斕事象的西部文學作品，被一些人視為當地地域特色的真實再現，其實正是這些作品對地域意識豐富而有深度的表現形成了阻礙作用。長此以往甚至會導致作家們對邊疆民族地區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熟視無睹，對地域文化中出現的新質和變化在心理上的拒絕，最終使文學地圖中的西部文學在地域文化的表達上顯示出某種蒼白。因此：

——有必要直面西部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中的真實處境，穿透已被固化了的西部文學表層色調，超越風俗民情等題材層面，開掘西部文學歷史與現實豐富多彩的精神價值，繪製新型的西部文學圖景，這是西部作家的使命，也是西部評論家重要的任務。對來自某些所謂的文化中心論者的無論讚許或是誘引的目光，西部文學可以堅定而獨立地說不。

——有必要重新調適新型的西部文學色調，去發現一個真正的西部。不能“以西賣西，以窮賣窮”。如果像一些作家、詩人那樣，滿足於僅把沙漠、駱駝、敦煌、戈壁等一些西部獨有意象和風土人情當作“土特產”來出售，不去打造西部文化精神的魂魄，其作品只能說披上了西部色彩的外衣，卻失去了內在的更重要的精神。面對一個正在改變的西部，一個充滿希望的西部，文學應該勇於撇開地域觀念，卸去多餘的重負，毅然回歸本體，以知識分子的人格自省和博大胸襟創作真正人文主義的作品。這是西部文學發展的必然選擇。

賈平凹、張賢亮、路遙、陳忠實、劉恆、余華、雪漠

《秦腔 》 《靈與肉 》 《平凡的世界》 《 白鹿原》 《紅高粱》 《活著》 《大漠祭》《白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