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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訊盈科中國地區執行董事
- 中共太原市委統戰部民族宗教綜合科副科長
高志凱
香港電訊盈科中國地區執行董事
高志凱(英語:Victor Gao),男,1962年出生於蘇州太倉,江蘇蘇州人,民革北京市委委員,現為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副主任。
1978年至1980年就讀於蘇州大學外語系。1981年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大學,並畢業於聯合國譯訓班。後於1983年加入外交部翻譯室,擔任鄧小平的英文翻譯。1988年離開外交部后,高志凱獲基辛格推薦就讀耶魯大學,並於1993年獲得耶魯法學院頒發的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任聘於多間公司擔任高級職務,包括電訊盈科、恆基兆業、香港證監會、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中海油等。高志凱也為多間電視台擔任評論員。
大事件
1962
出生
1962年出生於蘇州太倉。
1983
擔任鄧小平英文翻譯
1983年加入外交部翻譯室,擔任鄧小平的英文翻譯。
1989
成為中國駐聯合國譯員
27歲時,被派往中國駐美國聯絡處,旋即又成為中國駐聯合國的譯員,在那兒工作了四年,期間他結了婚,並取得了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94
開始從事商業活動
32歲,告別了譯員生涯,供職於紐約州律師事務所,成為美國摩根財團的法律顧問,兩年後當了該財團亞洲分公司的副總裁。
2001
出任香港電訊盈科中國地區執行董事
2001年出任香港電訊盈科中國地區執行董事。
高考狀元
高志凱照片
19歲,正讀大三的高志凱考取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一年後又考取了聯合國譯員訓練班,兩年的學習結束后,被分派到外交部翻譯室當譯員,曾為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李先念、楊尚昆等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27歲時,他被派往中國駐美國聯絡處,旋即又成為中國駐聯合國的譯員,在那兒工作了四年,期間他結了婚,並取得了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他覺得自己運氣不錯,總能碰到扶持他的“貴人”。外交部原副部長韓敘稱他是“建國以來為中央領導工作的最年輕的翻譯”,一直很器重他。在耶魯讀博士,如果有5位知名人士作擔保就可以免去昂貴的學費。替他簽名擔保的人中,有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他來華訪問時見過這位中國領導人身後的年輕翻譯,並記住了他。
人生經歷
32歲,高志凱告別了譯員生涯,供職於紐約州律師事務所,成為美國摩根財團的法律顧問,兩年後當了該財團亞洲分公司的副總裁。1999年,他在160多個應聘者中脫穎而出,被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董建華聘為證券與期貨監管委員會中國事務顧問。2001年,他出任香港電訊盈科中國地區執行董事。
他的家人說他其他一切都很平常,唯有一點特別——特別“口緊”。當年做翻譯時,別人愛向他打聽一些領導人的傳聞花絮,他總是一笑了之,紋絲不漏。後來做證券期貨,又有人認定他的“情報”值錢,可他對此從來不著一字,對有關此類的詢問刺探,他理解,但作為行業中人,他把“守規矩”視為天職。
感悟
今天,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把他當作一個“成功人士”,想探究他的成功秘訣,可除了那一連串人生旅途的“跳級”外,似乎真沒什麼特別之處。再三追問,也不過只有以下這些耳熟能詳的尋常辭彙。
比如,認真。他在外交部工作時,部里有嚴格防火紀律,一次為了掐滅煙缸中未燃盡的煙頭,他冒著危險從氣窗中爬進了被鎖住的會議室。這事曾在外交部引起議論,有人說他冒失,也有人說憑這股認真勁兒,這小年青將來會有大出息。比如,守時。他曾跟隨胡耀邦總書記出訪澳洲,一路上,胡耀邦極強的時間觀念,分秒不差的行事風格深得外國人士好評,也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此後,他腦子裡似乎也裝上了無形的鐘錶,總是準時出現在他該出現的地方。
再比如,懷鄉。太太孩子在紐約,父母兄弟在蘇州,他自己則是“太空人”。少小離家的他,隨著歲月變遷,對故鄉的眷戀也愈益深厚。他曾為蘇州期貨市場的建設出力,也曾為太倉港的發展牽線搭橋,不管在什麼地方,“蘇州”兩個字
總會觸動他的神經末梢。
讓人感興趣的還有,他這個從小的跳級生、及至他後來人生旅途中如此頻繁的跳槽——那些被他甩在身後的職業,在旁人眼裡也不失為金飯碗——他想追求的,究竟是什麼?
金錢?名聲?成就感?他說都不是,他只承認自己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
對一個追求完美的人而言,他最終真正想不斷超越的,也許只是他本身。
事業
15歲跳級成為大學生,21歲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畢業,耶魯大學法學博士;鄧小平的翻譯,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副總裁,中金公司投行部總經理,中海油高級副總裁,香港證券及期貨監察委員會第二任中國事務顧問……
“我很熱心建言獻策,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就重大問題提出建議。這是我的一大興趣。”深秋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在50層高的北京京城俱樂部,睿智、儒雅、謙和、談鋒甚健的高志凱博士娓娓道來地對記者講述起他的傳奇人生。
高志凱博士並不迴避自己的聰明,15歲作為高一學生的他就跳級成為文革之後第一批大學生,也是年齡最小的“77級”;21歲研究生畢業於北京知名學府——北京外國語學院,進入外交部工作,隨後擔任鄧小平等第二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翻譯。然而,這只是高志凱博士傳奇人生的開端。
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就是強調發展是硬道理
“當時年紀很小,21歲從北外研究生畢業后,我就進入外交部工作,一直工作到1988年。”高志凱博士說,在外交部工作的這5年,由於工作原因,近距離接觸時代偉人,親歷了很多國家大事,這在高志凱博士心中積澱了一層厚厚的印痕。雖時間流逝,這層印痕不是輕了,而是越來越重。20世紀80年代中期,高志凱博士多次陪同小平同志會見外賓,包括尼克松、老布希、蒙代爾、基辛格等歷史風雲人物,曾陪同胡耀邦總書記、李先念主席、楊尚昆主席等領導人多次出國訪問。
高志凱1
美國金融風波以來,一些人開始反思資本主義體制,國外還有一些人不再說中國是社會主義,而是“專制的資本主義”。對於這個現象,高志凱說,“小平同志一個偉大之處,就是他提出不扣帽子,不空喊口號,而是始終強調發展是硬道理,領導中華民族走上富國強民的道路。”
從事金融
鄧小平的個人魅力成了高志凱博士在事業選擇中的重要驅動力之一,並且在處理問題的方法選擇和待人接物方面也深深地影響了高志凱博士。
“對小平的領悟是有很多的階段性,目前遇到很多問題的時候,我經常會回到過去,看看他怎麼說。”,有兩件小事給高志凱博士留下深刻印象,
一次,鄧小平會見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的那一次,在分手時鄧小平開口說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凱想當然地又把這句話給小平同志翻譯成了中文,小平同志哈哈大笑。 “現在回想起這個情景,歷歷在目,老人家是多麼可敬可愛啊!”
另一次,“鄧小平在談到一件事的處理時說,你們這是在應付,你們應該是對付!”最後發現果真如此,應付和對付之間真有天壤之別。高博士始終牢記對待一些問題,必須對付,不能應付。
那段歷史時期的獨特的工作經歷對高志凱博士的影響,在事後才慢慢體現出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交替的時候,國際上的一大爭論就是,到底是中國走的路對,還是前蘇聯走的路對?”高志凱回憶說,那時候,在異國他鄉,在耶魯大學的同學和老師中,在一些來耶魯訪問的學者中,他不斷向他們解釋中國當時所走的道路,同時也寫了大量的思辨性的文章。這個時候,高志凱開始思考和感悟偉人。歷史隨後證明,中國所選擇的路是對的,“小平當年的所有承諾都實現了”。
“我對偉人的感悟是階段性的,不斷加深。”當高志凱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回到亞洲,從加入摩根士丹利開始,從事經濟金融領域工作的時候,在具體的工作中,高志凱對偉人又有了很多的感悟。“這是一點一滴的,就像是'潤物細無聲’,我對鄧小平的理解逐漸加深。”高志凱說。而到了本世紀,回過頭來看偉人的貢獻,高志凱經常會寫一些具有歷史深度的回憶文章。“我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假設現在見到小平,該怎麼稱呼他。”高志凱說。
就在頻繁陪同最高領導人接見、出訪時,高志凱注意到很多講話和文件都特別重視法律方面的準確性,便逐漸培養起了法律意識和興趣。這也正是高志凱日後選擇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名校耶魯大學,高志凱先後獲得了政治學碩士學位和法學博士學位。而那個時候,正是全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劇變的時期。
職業
“你始終走不到地平線,地平線總在你的前面。”高志凱博士對於自己的“跳級”式職業道路給以了哲學詮釋。
高志凱博士,少年得志,是用“跳級”的方式完成了本科、碩士的讀書過程。1962年出生,15歲作為高一的學生成功考取大學,21歲研究生畢業,畢業分到外交部,給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做翻譯,5年後考取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后不久擔任摩根士丹利亞州區副總裁,后又擔任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總經理,中海油高級副總裁兼法律總顧問,香港證券及期貨監察委員會第二任中國事務顧問等重要職務。同時,“業餘”時間他還兼職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評論員。
高志凱博士的“跳級式”職業生涯,令人眼花繚亂。高志凱博士也戲說為:“從消極的角度來說,變動也許過分頻繁。”但是從積極的角度來說,則恰恰說明他是一個時代的弄潮兒。
“1990年代金融比較熱的時候,我在做投行;2000年代初期網際網路很熱的時候,我在做電訊和網際網路;前幾年能源最熱的時候,我在做石油;現在,我在做私募股權基金。如果非得用一個詞語來給他定位,“弄潮兒”比較貼切。”高志凱博士坦蕩的哈哈一笑。
全面觀點
豐富的職業經歷,各個方面的學習,讓他看問題有自己獨到而又全面的觀點。比如此次國際金融風波,他可以從投行的角度來分析,因為他供職於摩根士丹利;從監管失誤的角度來分析,失誤在哪,他又得益於香港證監會的工作經歷,而香港證監會的監管理念跟英國一脈相通;中海油和盈科的職業經歷,則有利於他站在實業企業的角度,來感受金融風波的寒冷。
記者對話
對話高志凱:轟然倒下的投行不應掩蓋華爾街的閃光點
隨著五大投行相繼沒落,華爾街的輝煌已成明日黃花。記者就此與高志凱博士進行了對話。
后華爾街模式
記者:您曾任職於摩根士丹利多年,也曾擔任過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您認為華爾街危機的根源在哪裡?
高志凱:華爾街幾大投行轟然倒塌,最大的問題是為了追求暴利,風險控制失效,自營業務尾大不掉。我感觸最深的是。
亞洲金融風波以及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之前,以2000年前後為界,在此之前,華爾街幾大投行的業務重點都是傳統的投資銀行、即財務顧問和公司融資業務。從收入和利潤來看,當時傳統的投行業務約佔一半以上,代客業務和自營業務相加也不到一半。
當時資金成本較高,融資也沒有什麼門道。比如美林證券在很長一段時間就是一家為千家萬戶提供買賣股票服務的證券公司,自營業務很少。摩根士丹利當時一向特別重視投行部的業務,自營業務在公司里的地位遠不如投行業務。由於公司並不擁有雄厚的股本金,凡是動用公司自有股本金的任何項目和交易都是慎而又慎。
但是亞洲金融風波之後,尤其是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以後,投行的自營業務開始飛速發展,惡性膨脹。當然,外部原因是因為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的發展而連續降息,使得資金成本很低,如果把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資金甚至一度達到沒有成本、甚至負成本的地步。低廉的資金成本使得投行產生了擴大規模、擴大自營業務的衝動。在追求暴利的驅動下,投行的自營業務急速膨脹,並且利用各種方法不斷加上更高的槓桿,風險防範置於腦後,以為天下真還有永遠不會結束的盛宴。其實,如果真正做傳統的投行業務,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資金。最後惡化到自掘墳墓,越陷越深,一發不可收拾。
市場上充斥的廉價流動性,再加上高槓桿率作用,使得華爾街投行越來越朝一個奇異的方向發展。即先融資獲得大量低成本資金,然後做風險越來越大的自營投資,再有意無意地把風險用複雜的結構設計和伎倆予以掩蓋,使得實際槓桿比率越來越大。
在這個過程中,投行不斷地以獲取廉價資金為源頭,不斷扭動槓桿倍數,使得風險控制形同虛設。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可以印證這一點,即原來投行的高層大多出自投行部。與此同時,傳統的投資銀行這一老本行的地位逐漸減弱,作用相對減少。同時,傳統投行業務的相對獨立性和服務性也發生了改變,成為不計成本打通客戶打通前站的手段。最後再用自營的交易的業務來進行補貼和獲利。到金融海嘯襲來的時候,華爾街投行的自營業務已經佔據主導地位,投行部已經退化到為自營業務打前站的尷尬地步,如果沒有同自營業務分成的內部安排,已經無法支付投行家高額薪酬的窘迫局面。這不僅徹底改變了華爾街投行的經營理念,還造成了很大的利益衝突,因為投行部表面上是為客戶服務,對客戶進行全面分析,掌握了客戶的敏感信息,實際上是自營業務也在盤算客戶。人為財亡,最終倫理、道德、法律的低線不斷失守就不足為奇了。
可以說,華爾街投行已經把所謂的以專家型、用腦力勞動來獲取和創造價值的投行模式,變成了用資金做賭注來獲取暴利的經營模式。不管是在外匯交易和商品交易,以及次貸等金融產品裡邊,都變成了這種交易方式。此外,再加上人心本性的貪婪以及政府監管的疏忽,華爾街投行最終轟然倒地,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券商模式
記者:面對不斷範圍不斷擴展的金融海嘯,中國投行業面臨哪些挑戰,又如何應對?
高志凱:我認為,國內的券商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中金公司,一類是其它證券公司。中金是獨一無二的。由於對中國經濟運行的準確把握以及高人一等的國際化定位,中金逐漸成為中國最出色的投資銀行。我們當時等於是帶著摩根士丹利的技術回國,等於是把整個華爾街投資銀行的一些優秀的概念、理念和工作方法等帶到了國內。有很長一段時間,中金公司所能做的事情,國內其它的證券公司都做不了,因為沒有這方面的專業背景。
除了中金公司,國內的投行遠沒有達到華爾街優秀投行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水平。國內這麼多家證券公司,幾乎是一個模板里刻出來的,沒有差異性,經常是以同樣的原因賺錢,也以同樣的原因虧錢。由於體制的原因,他們不是很看重專業的創造財富、或者幫助客戶創造財富的能力。投行業務的操作通常是公式化、表格化、格式化,缺乏技巧性,也缺乏風險意識。對風險有獨到的控制。還要了解行業發展的趨勢和客戶的真實需求,必須具備發現價值、發現問題的能力,幫助客戶規避風險,提供資金服務和專業諮詢服務,幫助企業上台階。
應當鼓勵創新
記者:您怎麼看待國內券商的發展?
高志凱:儘管紛紛轟然倒地的華爾街投行存在很多問題,值得重視的是,這些閃光的一面,恰恰是我們還沒有獲得的;如果不及時提醒自己的話,這種悲劇將來可能發生在國內券商的身上。
金融創新本身沒有錯,錯的是利欲熏心、無視風險、掩蓋風險、以鄰為壑的金融創新,其實這些所作所為,已經不是什麼金融創新,而是近乎於欺詐。我們在吸取華爾街投行失敗教訓的時候,不應該否定創新,而是應當鼓勵合理正當的創新,投行要充當企業發展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採訪手記
厚厚的一本《建言獻策彙編》,內容涵蓋:奧運會安保、央企問責制、關於限售股的建議,關於國際爭端的建議等等,一些重要建議還得到了公安部等重要部門的批示,而這僅僅是8個月里的建言獻策。翻看著157頁的建言集,難以抑制的感動湧上心頭,翻看著凝結著高志凱博士智慧和深層次思考的157頁文集,中華復興的列車昂揚的、賓士的轟隆聲似乎就震響在耳邊。
在汶川地震發生后,在國難當頭的時候,高志凱博士在中央電視台作了40多期節目,用他流利英語呼號國際援助。
他為胡錦濤主席在耶魯的演講,極力協調。
他崇拜基辛格博士,崇拜他的博士帽“希望死後,在我的墓碑上,寫上高志凱博士”。他也更希望成為基辛格博士一樣為公共服務做出突出貢獻的人。
而過不惑之年的他,理想,現實而又實際“多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為中國經濟,多提幾個好建議。出謀劃策,建言獻策。活到老,提到老。”
高志凱博士是聰慧的,這毋庸置疑,15歲考上大學,21歲研究生畢業,但正是這位聰明的人,在外交部工作期間,5年睡在辦公室,在別人下班后,仍刻苦地、持之以恆地研究各國的法律,日復一日。
對於給偉人鄧小平當翻譯的經歷,他很少跟別人主動提及,“我後來的每一段經歷都足以支撐一個完整的自我”,這就是高志凱博士的自信。
“你始終走不到地平線,地平線總在你的前面。”這就是高志凱博士的事業追求精神。如果說它是一位企業家,不如說他是一位詩人,對於未知的好奇和浪漫讓他一路走來。“公共服務是我工作的主線,其他的工作是公共服務的附著體”,這就是他的職業底線。
高志凱博士是謙和的、彬彬有禮的、睿智和健談的。
從國內企業的成長來看,民企融資的確很成問題,特別是銀行貸款這一塊。另外,目前國內民企股權的流動正在加快,這是因為很多民營企業都是建於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第二代企業家如何繼承和發展這些企業,將是一大問題。
民企融資困難大,很多民企缺少資金,而私募股權基金所提供的資金,恰恰是銀行資金的一種替代或者補充。私募股權基金擁有自己的投資理念和專業判斷,能夠及時發現價值、增加價值、創造價值,可以成為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升級換代的一個潤滑劑和助推器。
過去的10 到15年,基本上都是海外註冊的外資私募股權基金在國內運作各種項目,但是境外基金帶來的是外匯,結構設計也都是國外的結構設計,出口必須在國外,這就可能造成外匯問題、資產流到海外、難以監控等諸多問題。因此,鼓勵國內的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的發展,對於幫助國內民企融資、國企重組、幫助國內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都有諸多好處。
早期
活到老,提到老
高志凱
年輕時的高志凱崇拜基辛格博士,希望能夠成為基辛格博士一樣的人,在基辛格博士的推薦下,高志凱投奔有公共服務傳統的耶魯大學。耶魯大學法學院,最強調的就是公共服務,鼓勵學生投身於公職,為人民服務。
中期
作為耶魯大學的學生,高志凱還清晰地記得,在開學典禮上,當時的耶魯法學院Calabresi院長風趣地對他們說:“既然你們能坐在這裡,就說明你們都是佼佼者。25年後,你們當中會出一位美國總統、10位參議員、30多位政府要員、百萬富翁不計其數。但是,唯一令我擔心的是,你們是否會有一顆為公眾服務的心。”高志凱回憶說,當時他聽到這句話,心中大為激動,從貼滿“為人民服務”標語的國內到這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想到在開學典禮上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仍是“為人民服務”。
而公共服務這條主線,後來貫穿了高志凱博士的整個工作和生活。多個社會團體的兼職也說明了這一點: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華環保聯合會理事、亞洲協會國際理事、耶魯法學院中國協會主席、中國市長協會法律顧問、國防科工委發展研究中心特聘專家等等。
如今
按照高志凱博士的定義,這種公共服務,本身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有一定的見解,還有一些專業才能,但更主要的是有一種不懈的追求,當你遇到一個問題,你喜歡去琢磨去思考,把這件事跟國家跟社會聯繫起來,切切實實而不是務虛地提出你的見解,拿出你的解決方案來。
“我從事過很多不同的工作,但公共服務是主線,從來沒有變過。”高志凱博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