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翰文

原籍陝西西安，祖輩姓毛，漢族，曾為明朝將領，明亡后遷居雲南石屏，再遷蒙自。怕清追誅，故一遷再遷，打從高祖開始改姓莫。

莫翰文的父親莫增祿，字彰，生於1896年，幼年讀私塾，繼考入昆明優級師範，1917年受孫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影響，離家投身革命，到了當時大革命的中心廣州，曾擔任廣東佛山鎮鎮長，后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任國民革命軍北伐軍連長，1927年在武漢戰鬥中犧牲。戰友們湊三塊大洋買了漢口一位老鄉的一塊菜地將其安葬，並將墓址寄給莫翰文的母親。

莫翰文的外公家境較為殷實，在蒙自環城西路開有一家馬店，當女婿莫增祿離家投身革命后，他就將女兒和外孫接回家中，並在臨終前留下遺囑，將在環城西路的那家馬店留給女兒謀生育子。

莫翰文的啟蒙老師就是母親，從小就讀於母親授課的私塾。就讀於當地的小學、中學，1936年考入昆華工校，1939年10月考入雲南大學土木工程系。學了二年後，他認為在民族危亡的時代，讀土木系不能救國，即改人文法學院政治系學習。因此，他在大學里多學了二年，於1945年7月大學本科畢業。

莫翰文從小受父親的影購，懷有遠大的報國志向。他的學生時代正值抗日戰爭時期，全國民主運動蓬勃興起，愛國學生運動更是一浪高過一浪，在這樣的時代潮流影響下，他開始接觸和學習到許多革命理論，特別是讀大學后，他結識了一大批由內地來昆明的進步人士和知名學者，如周新民（中共黨員，時任民盟中央組織部長）、潘大逵、羅隆基、聞一多、楚圖南、李文宜等人。在他們的影響培養下，莫翰文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開展了一系列愛國學生運動。例如他和同班同學楊維駿，發展了同學丁維鐸、蔣阜南、孫致和共同成立了革命組織“星火社”。該組織受中共影響較深，其宗旨就是要推翻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莫翰文還先後介紹了工學院的高國泰、畢異和鄒宏凱參加“星火社”，壯大了革命隊伍。莫翰文在學生時代曾擔任雲南大學政治學會主席、學生自治會宣傳部長。1944年12月，經周新民、李文宜（中共地下黨員，後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派到雲南做婦女工作）介紹參加了民主青年聯盟（簡稱“民青”），擔任小組長，組員有楊守篤（後為中共黨員，邊縱負責人之一）、王維晉，並在民盟中央羅隆基的指導下創建了雲南大學的“民青”組織，任主要負責人。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里，昆明雖處後方，但仍經常有日本飛機來轟炸。他經常利用節假日的時間，組織學生上街遊行和演講，宣傳抗日救亡、反對內戰、全民抗戰、復興中華民族等主張。莫翰文熱愛家鄉，十分關心在昆明求學的蒙自學子，曾擔任蒙自旅省學會會長，為促進家鄉人的團結、協作、進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他還經常接濟上昆求學、務工的家鄉親友，使他們順利完成各自的事業。莫翰文在昆明求學的費用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小數字，況且他在大學二年級時即與昆明姑娘方桂馨成婚。這些費用主要靠二舅資助。因為當時外公已去世，母親教書的收入微薄，只能夠維持生計，而二舅孫佑昌時任開遠縣參議員、南定鄉鄉長、清剿大隊長、南安鄉中心小學校長等職，會使雙槍，是開遠蒙自一帶的一條好漢，為人仗義疏財，又特別器重他的這個外甥，故傾其所有，儘力資助，輔其完成學業並結婚生子，還將外甥媳婦方桂馨安排在他管轄的南定中心學校任教，兼開遠縣大庄煙草改進所出納員。莫翰文投身革命后，曾多次做二舅的工作，使之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首先是說服二舅在1947年辭去了鄉長職務；其次是在盧漢起義前，推二舅為首組織滇南彝族暴動，反對蔣介石的部隊第26軍、第8軍。與盧漢起義相呼應，加快了雲南和平解放進程。1949年6月12日，孫佑昌在箇舊召開暴動會議，13日從箇舊返回羊街途經雞街時，在火車上被開遠縣縣長萬雲峰及大庄鎮鎮長馬熙文派人暗殺，使暴動未能獲得成功。後來，莫翰文感念其二舅撫育之恩，將在環城西路的老屋分割開來，分給二舅之子孫家銘一份，並於生前立下遺囑。

翰文在雲大從事革命活動的時候，愛人桂馨成了他們的得力助手，經常為他和同志們的革命活動站崗放哨。有一次，翰文和同志們在翠湖邊的一所房子里開會，桂馨在外邊放哨，看到可疑人員，就敲門報信，使同志們安全轉移。

1945年7月，莫翰文大學畢業后，經教授潘大逵和鄭獨步的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任昆明民盟中學支部負責人，同時擔任昆華商校教導主任，以教書為掩護開展革命活動。他先後聘請楊明、李廣田（原雲南大學校長）、丁維鐸、高國泰、汪大受、唐登珉等同志和一批進步教師到校工作，把學校建成開展革命活動的基地。他和楊維駿、楊明、孫致和創辦了《中國周報》，楊維駿任社長，唐登珉（中共地下黨員）任總編。從他們的姓名中各取一字，署名”楊致文”，刊頭是聞一多先生題的字。他們利用《中國周報》作為宣傳革命思想的陣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和平真內戰的反動行徑，矛頭直指蔣的反動統治。中共《新華日報》曾轉載過該報的文章。

莫翰文在昆華商校工作的近一年裡，中國乃至世界的局勢發生了重大要化。首先是1945年8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緊接著國共兩黨舉行了重慶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加上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舉行，民盟和中共的合作更加緊密，各民主黨派紛紛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全國民主空氣比較濃厚。這樣的政治環境使他和同志們有一定的發表革命言論的空間和時間。但是由於美國的干涉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腐敗，內戰的硝煙也不斷升起，使剛剛走出校門踏上革命道路的他感到肩上擔子的沉重。於是，他十分注重培養青年一代參加革命工作。在商校，他引導和吸收了一批青年學生參加黨的外圍組織，如”民青”。在昆明發動的“一二 ·一”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中，他組織商校的全體師生和民主青年聯盟盟員，積極投入到鬥爭中去，實行罷課，反對國民黨特務的暴行，作反內戰演講等等。他們的革命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一次，有幾個特務突然撞進商校搜查，家裡只有翰文妻帶著一歲多的大女兒。她看到特務挨家挨戶搜查，急忙將丈夫放在家中的《中國周報》及其他進步書刊捆成一包，塞進大女兒的包被裡，抱著女兒走到商校門房，將那包書刊交給管門房的李大媽，請她代為藏在床底下。這樣才躲過了特務的搜查。事後，翰文和同志們都誇她機智勇敢。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當時在商校學習的一批進步學生，後來許多人都加入了邊縱和地下黨組織，走上了革命道路。1946年7月11日，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朴先生。聞一多先生在“最後一次演講”前通知莫翰文離開昆明以保存革命力量。莫翰文先返回蒙自，發現有國民黨特務監視，向民盟總部請示后，轉移到上海民盟中央工作。去上海途經武漢時，他曾按母親交給他的墓址圖，尋找過父親的墓地。但因戰爭破壞，原址已面目全非，沒有找到。後來才知道，他離開昆明不久，聞一多先生就遇害了。他和同志們辛辛苦苦創辦的《中國周報》也被反動的國民黨政府查封。同年10月14日，上海各界舉行李公朴、聞一多兩位烈士的公祭大會，民盟總部派莫翰文去參加大會。會後，總部領導告訴他，有一位盟員江濤聲，是留學德國的醫學博士，經宋慶齡的推薦，派往徐州陸軍總醫院當院長，民盟中央要江到那裡做發展民盟組織的工作，江要求派人同去，總部決定派他同去，領導指定江濤聲為主委，莫翰文為副主委，鄒鐸為委員，以徐州陸軍總醫院為據點，成立民盟徐州支部。他愉快地接受了組織的委派。

莫翰文到徐州后，化名莫少彰，意思是說他是父親莫彰的後人，要繼承父親的遺志，將革命進行到底。

（一）以徐州民盟支部為依託，開展革命活動。莫少彰通過民盟中央的關係，先與駐徐州的國民黨陸軍總醫院少將院長江濤聲取得了聯繫。江院長任命他為該院少校註冊詢問股股長，以此職務為掩護開展革命活動。他和江濤聲、鄒鐸（中尉司務長，後為上尉總務主任）以醫院為據點，成立了徐州民盟支部，逐步發展革命積極分子入盟。民盟組織剛建立的兩三個月，活動只限於醫院內部，主要是了解醫護人員、警衛人員、傷病員及醫院周圍駐軍的情況等。在這段時間內，他們發現醫院的內科主任李錫敏、蔣宏毅，外科主任李時禎、護士長史蘭生都是思想比較進步的。他們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為人正派，就發展他們加入了民盟組織。他和江濤聲一道對醫院的人事作了新的安排，醫院重要部門如葯庫、手術室、住院部等都安排了自己人或比較可靠的人員負責。他與這些同志一道，曾多次把急需的藥品送給中共游擊隊，並為游擊隊和民盟總部多次籌集活動經費。給民盟總部的錢多數由江濤聲、或鄒鐸籌集，由莫翰文匯去，總部組織部副部長辛志超經手使用。後來，經莫少彰發展人盟的還有劉賢立、茅以中（均為協和大學學生，后在上海正始中學任教）、梁華光（暨南大學學生，後為暨大助教）等人。1947年初，莫少彰還和江濤聲商量，在醫院內開辦了一期護士訓練班，收容了數十名逃亡到徐州來的青年學生，用半工半讀的方法一面為醫院培養人才，另一面向他們灌輸革命思想，為革命培養後備力量。訓練班辦了三、四個月，江和莫都親自給學員講課。

（二）與中共徐州地下黨共同戰鬥。莫少彰通過民盟中央組織部長、中共黨員周新民的關係，與徐州地下黨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根據周新民的介紹，他首先找到在徐州鹽務管理局的職員徐智愚，經徐介紹在徐州東效東賀村找到中共地下交通聯絡站負責人佟震五（佟蘇丹），經他介紹與華野系統的中共城東工委書記李凱取得了聯繫，幾經接觸交談，相互取得了政治上的信任，使徐州民盟支部與中共地下黨很快開展了革命合作。莫少彰在徐州工作期間，還通過蔣宏毅盟員的介紹，與國民黨“剿總”司令部警衛二團阻擊連連長顧柏衡相識。阻擊連在警衛團中是主力連，很受重視，他們一直擔任內部警衛包括總司令公館及一些國民黨高級將領公館住處守衛。顧是少校軍銜，是國民黨軍隊中的進步軍官。當時，有些人誤認為顧柏衡是顧祝同的侄子，並受到“剿總”總司令劉鐸的青睞和信任，劉鐸一出“剿總”轅門就由顧柏衡帶一個加強排護衛，他成了劉鐸的貼身人，加上他慷慨好義，急人所難，有些中下層軍富遇有困難找到他時，他均千方百計幫忙解決，因此，在同僚中均認為顧是一個有肝膽、重義氣可交的朋友。莫翰文在與顧柏衡的交往中，認定顧是可以策反的人，於是他多次找顧單獨交談，終於爭取了顧柏衡參加革命。莫少彰將爭取顧柏衡投身革命的情況向徐州民盟彙報后，民盟介紹顧與中共徐州地下黨組織建立關係，積極為黨工作。根據顧柏衡的主動要求，中共把徐州郊區區委書記劉進派出，由莫少彰寫信介紹給顧柏衡打入“剿總”司令部警衛二團阻擊連任文書，不久又派劉以立（劉繼堂）打入警衛二團阻擊連，協助劉進、顧柏衡進行秘密工作，並負責與城東工委書記李凱聯繫。在交朋友的基礎上，經過多次接觸了解，他們把一些軍官區分出基本力量和外圍力量。屬於基本力量的人，已認識到中國的前途所在，願意擁護共產黨。外圍力量僅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隨同基本力量行動。經過一段艱苦工作之後，阻擊連的多數官兵都能團結在黨的周圍，聽從黨的指揮。顧柏衡將駐徐國民黨軍隊內部中上層軍官關係調動等重要軍情作及時了解，並通過劉進、劉以立將情報及時送出，使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佔據主動地位，曾受過中共野戰軍領導機關的表揚。顧柏衡多次向翰文請求率部起義，投向革命。莫向顧說：“目前，時機還不成熟，你要繼續留在敵人內部，做好收集情報的工作，到關鍵時刻再起義”。1948年12月淮海戰役到了關鍵時刻，敵邱清泉、李彌兵團被圍，顧柏衡與劉進為送出敵邱、李兵團殘部企圖對解放軍實施突圍和施放毒氣的情報時，被敵軍發現，劉進被捕犧牲，顧腿部被打傷。在萬分危急的清況下，顧柏衡從指北針及槍聲判明解放軍位置后，才帶警衛班突出封鎖線。在激戰中，隨同送情報的起義人員全部犧牲，他孤身一人找到了華野九縱隊一個師部，將上述情況作了彙報，為全殲杜聿明集團提供了一條重要情報。

（三）爭取龍雲轉向革命工作。

莫少彰在徐州期間，還接受中共地下黨的委託，多次到南京做爭取龍雲（原國民政府雲南省主席，軍事參議院院長）轉向革命的工作。龍雲當時雖被蔣委以高官，實際手中無權，屬被軟禁性質。龍雲是彝族人，莫少彰是在昆明求學和工作期間，通過二舅孫佑昌（曾為龍雲侍衛長）的介紹與龍雲相識的。二人雖政治地位懸殊，但在思想上和言談上有相通之處，加上龍雲作為一省主席，也有意在本民族中培養新秀，於是兩人就有了忘年之交。莫少彰去南京見龍雲，大都是從醫院開通行證，有時還從顧柏衡那裡開“剿總”司令部的通行證。顧曾將他的新毛呢校官服借給莫穿，說這樣去南京出入才有派頭，還可減少衛兵的查問。據莫少彰後來回憶，他見到龍雲時龍雲常常對蔣破口大罵，言談中有對家鄉族人的懷念，有復仇的決心。龍雲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和民盟方面，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已流露出傾向革命的意向。有一次，解放軍打垮了國民黨軍隊幾個師，莫少彰講給龍雲聽，龍雲聽了后說：“蔣介石這個獨夫，不會太長了！”

（四）戰友情深。

1947年冬，國民黨反動派作垂死掙扎，徐州暗殺事件時有發生。國民黨特務對陸軍總醫院的一些反常現象有了警覺。為防不測，莫少彰住到了顧 柏衡家。當時，江濤聲患了嚴重的腎臟炎，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送他去蘇聯醫治。他做了兩件令人難忘的事。第一件是將他所佩將官美製手槍和200發子彈贈送給莫少彰，囑莫“善為用之”，莫后又把槍彈轉贈給顧柏衡，也囑“善為用之“。第二件是他流著眼淚讓莫轉告中共地下黨組織，不必送他去蘇聯醫腎臟炎。江對莫說：“組織如此關心我，我萬分感謝。我是醫生，我知道我的身體不能支持長途跋涉，請你向組織轉告，我就在這裡醫治了。”莫少彰也流了淚，幾十年來一直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莫少彰在顧家不敢久留，遂接受民盟中央和中共地下黨的派遣，返回雲南組織武裝鬥爭和開展爭取盧漢（時任國民政府雲南省主席）起義的統戰工作，配合解放戰爭全面的大反攻。顧柏衡為他籌集了路費，買了徐州至昆明的飛機票，臨上飛機前，還將他最新的一套毛呢校官服給莫穿上，留作紀念。1948年上半年，國民黨召開偽國大時，正式公開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民盟的活動受到了國民黨的監視，江濤聲不得已離開徐州。江臨走時，交給了地下黨一批藥物和兩支匣槍。在江濤聲、莫少彰先後離開徐州后，整個民盟徐州支部的工作便落到了鄒鐸的肩上。他工作積極認真，不畏艱險，與其他同志一道堅持鬥爭到全國解放。

1947年底，莫翰文秘密回到昆明，化名“莫紹祥”，住在拓東路內弟家。他急切盼望有人來找他接頭。按照中共徐州地下黨規定的聯絡暗號，如果來人說“裔昌”，他回答“蘇丹”，就算聯絡上了。等了很久，卻一直沒有人來找過他。因當時的地下工作都是單線聯繫，只有上級才知道下級的住址，下級無權詢問上級的住址，又不能寫信講真實情況，只能使用暗語或信號進行聯絡，因此，他和地下黨聯繫的線中斷了。昆明不能久留，他懷著失望的心情回到家鄉蒙自，見到了母親、妻子、大女兒，及已滿周歲初次見面的二女兒。他看到二女兒酷似自已，遂取名為“若嚴”，即象父親的意思。

由於找不到地下黨，他又重新做起民盟的工作來。他找到高國泰、丁維鐸、楊明等同志，在一起研究決定開展武裝鬥爭。決定以高國泰任校長的瀘西師範學校為據點，楊明、李俊昌等先行到瀘西，團結進步師生作為革命中堅力量。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民盟及一批進步學生在瀘西發動了武裝起義。但由於缺乏武裝鬥爭的經驗，起義失敗，犧牲了不少同志。最後，還是靠中共地下黨和“邊縱”才挽救了這支失散的隊伍。當時，高國泰同志正在省開教育會議，聞訊后急忙撤離昆明，后在新平被捕。這期間，莫翰文留在昆明，先後在松坡中學、建國中學和女師任教，作為掩護，同時暗中做發動民族上層反蔣起義的工作。1948年底，楊維駿從上海回到了雲南，找到了楊明、莫翰文和丁維鐸，傳達了民盟中央和中共華南局的指示，要他們積極協助雲南地下黨策動省主席盧漢起義，準備迎接雲南和平解放。具體的任務是：通過龍雲派到雲南任民政廳長的安恩浦（彝族）做爭取盧漢起義的工作，營救高國泰；努力控制龍雲的舊部以便解放軍入滇時收編，重點放在滇東北和滇南。當時就決定派楊明和丁維鐸到滇東北去控制龍繩增部，派莫翰文回到蒙自控制萬保邦部，楊維駿留在昆明，同兩方保持聯繫。

當時，中共華南局書記在楊維駿離開香港時給了他一個暗號：“江方介紹楊維駿來找莊田周楠李明”。以便與雲南地下黨聯繫。楊維駿將此暗號告知莫翰文和丁維鐸，要他們分頭去找地下黨邊縱聯繫。莫翰文帶著安恩浦寫的介紹信回到蒙自，找到了萬保邦的弟弟老九，由他護送莫到設在芷村的萬師司令部。萬委任莫為政工處長，化名“毛正”（含有為先祖正名之意）。當時，萬保邦急於起義，莫勸說待解放軍入滇時擇機起義未果，萬保邦倉促打出了“滇桂黠反蔣自衛軍”的旗號，發動了起義。自衛軍先向蒙自縣城進攻，但失敗了。莫向萬提出了很多建議，受到了萬師長的重視。萬保邦要莫幫他訓練敢死隊，帶領一批青年軍人到屏邊縣的馬鞍底建立游擊基地，還派了一名姓鄧的擔任軍事教官。由於叛徒告密，這支隊伍剛到馬鞍底就被

國民黨26軍的大部隊包圍起來。鄧教官自帶一連人先行逃跑了，其餘的人被拋在包圍圈裡。當時和莫在一塊的只有兩個副司令，一個姓楊，外號叫“楊豁嘴”；另一個叫何成武。形勢十分緊急，三人分頭突圍。莫翰文帶了三十多人連夜突圍出來，到了越南境內才與突圍出來的何成武匯合。未突圍出來的敢死隊員大部份都犧牲了，包括楊副司令也遇難了。

莫翰文、何成武帶著倖存的7人繞道回蒙自草壩大郭西村。當時，莫的侄子李錦銘（後任蒙自縣統戰部長等職）正在組織地下民兵，就設法把他們保護下來。在家鄉隱蔽了一段時間后，莫翰文在二舅孫佑昌的幫助下，把何成武等人送到“邊縱”，自己則又換上長衫，打扮成教書先生的模樣，潛回昆明。他脫險時是1949年3月4日，正遇三女兒出生，遂取名為“繚屏”，有紀念屏邊脫險之意，另外更主要的意思是他相信革命的烈火終將在屏邊乃至雲南成燎原之勢。莫翰文回到昆明后，才有時間去照顧一下感染傷寒、生命垂危、一直在住院治療的妻子和舅嫂子。他將保存在身邊的結婚戒指及妻子的首飾變賣了，才勉強湊夠了妻子住院治療的費用，好在治療及時，妻子、舅嫂子的病都痊癒了。

莫翰文回昆明后，還與中共地下黨取得了聯繫。鑒於他與盧漢的特殊關係，黨委託他多次找盧漢做工作，爭取盧漢起義，參與和盧漢簽訂和平解放雲南的協議。當時參與簽訂“和平解放雲南的協議”的有楊維駿、楊明、莫翰文、安恩浦、張增智（大革命時的中共黨員，后因病脫黨），協議一式三份，盧漢一份，楊維駿一份，另一份由汪大受送到香港民盟總部轉中共華南局報黨中央。當時中共邊縱游擊隊在雲南活動，國民黨軍也屯重兵於雲南。盧漢為與邊縱取得聯繫以牽制國軍，就提供一部電台，由莫翰文負責組織人員冒險送到了邊縱，使盧漢與邊縱建立了秘密聯絡通訊，在以後的武裝保衛昆明及和平解放雲南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共地下黨委任莫翰文負責領導黨的外圍組織“新盟”、“民青”、“新協”、“工盟”等進步團體和做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

1949年12月，莫翰文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昆明市委組織部工作。盧漢起義后，昆明遭國民黨正規軍猛烈攻打。莫翰文受黨委派，帶著秘密通行證，穿梭於戰鬥前線，積極動員組織進步團體及工人、學生拿起武器，築起筏壘，武裝保衛昆明。中共陳謝兵團進駐昆明前夕，他曾作為雲南地下黨的代表之一，在昆明郊外秘密接受四野政委宋任窮的接見，提供了昆明市區圖及重要的軍事政治情報，為和平解放雲南作出了貢獻。

雲南解放初期，1950年上半年，莫翰文在省委組織部工作，積極參加了接收政權和建設人民政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