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卑

文化自卑，發生在有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的大地上，的確有點諷刺。當前我們對文化的姿態很奇怪。一方面，我們說自己文化歷史悠久，無與倫比；可另一方面，又對自己文化不自信，追求“山寨”外國文化，打造成中國“巴黎”“紐約”的稱號也琳琅滿目。此外最讓人氣憤的還不是這種自相矛盾之處，而在於我們的偽文化保護意識，各種文化名人的故居故里鬥不過當地“拆遷辦”的事實令人心疼。可同時各種“古文化”的重新營造又是大手筆，左手毀遺、右手仿古的現象層出不窮，真讓人“無語凝噎”。

1、中國文化自卑最深刻的表現就是“五四”以來傳統文化的“粉碎性骨折”。到了1930、1940年代，少年皆罵孔子、毀六經。熊十力敏感地察覺到，“歐美學風，漸以東被，三尺學童皆有菲薄儒術、圖棄經傳之思，而於西學又不得其精意，摭拾名詞，長其驕吝鄙倍之習。士氣人心，不可復問。先聖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其逆睹今日之事哉？”進而提出，當時“中國文化對外交流中除了一個外王學的問題之外還應該有一個內聖學的問題”。熊十力認為，當時的中國，孫中山也好，共產黨也好，都是要為中國在世界上謀得一個位置。這就是“外王學”之道。

2、“外王學”之外，還應有一個“內聖學”———熊認為，特殊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能否救治人們在工商業競爭的緊張下出現的無所依歸無所適從精神或心理危機，及信念價值存在於形而上的迷茫，填補“五四”運動以來對傳統的衝擊毀謗之後留下的一大片精神或心理的空間，則是至今仍擺在我們面前的思想或哲學難題。

3、關於文化自卑，另一個中國人王國維痛定思痛，認為，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關係已經改變了，中國再也不是老大帝國了，當西方文明破門而入，我們惟一的出路就是八個字：“相互激蕩，相互發明。”試想其時中國幾乎已經喪失文明發展的基本信心，王國維仍然堅信，文明是“相互激蕩”和“相互發明”的，這難道不需要勇氣嗎？

1、文化自卑意識在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史上，也可稱源遠流長。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吳虞等為代表的先哲們，在反思中國近代以來落後挨打的教訓時，把賬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頭上。不僅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等口號，甚至還要“廢除漢字”，胡適、潘光旦、張競生等更說連中國的人種都要改良，而方法竟是和洋人雜交。幸虧這個辦法的可操作性不強，否則的話我們現在還是不是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都未可知。

2、80年代以來，國門洞開。國人驚羨於西方的物質文明，越發自慚形穢，進而在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甚至是自我批判和否定。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在乎外國人的眼光”幾乎是普遍的，曹文的批評，也可說是切中時弊。不過我以為，如果完全不在乎外國人的眼光，凡事我行我素，在當今的國際社會，恐怕是不太好混的，因為你要在公路上開車，就總得遵守交通規則吧？但早點是吃牛奶麵包還是油條豆漿，就可以遵從自己的胃口，反正也不妨礙別人。完全沒有自信和主見，事事、時時、處處以外國人的眼光為轉移，無疑更是一種病態心理，結果可能會更糟。一個富有啟發性的故事是“父子騎驢”：父子倆完全按照路人的眼光行事，最後只好抬著那頭驢子走。

3、從長遠來說，中國人要徹底拋棄“文化自卑意識”，最終取決於我們能不能熔鑄出一種適應時代要求的新文化，而熔鑄新文化的主要原料之一，就是我們自己的傳統。炎黃以降，中華文明在數千年的時間內居於領先地位；近代以來，中國從亡國滅種的絕地中一躍而成為有影響的大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從貧困邁入小康———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我們的文化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現，這些傳統都需要我們的尊重和珍惜，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對待現代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果然能夠這樣，則是否需要“在乎外國人的眼光”的問題，就會成為一個純粹的偽問題，連討論也都沒有必要了。

1、經濟領域的跨文化交流已經有所進步，至少在商業禮儀方面，我們是下了些功夫的。但在文化領域，微妙複雜的跨文化現象卻很難一言以蔽之。跨文化的傳播，絕非各個文化簡單地彼此走上幾圈，過上幾招，優勝劣汰之後就萬事大吉了。當中國人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時，其實也就是感覺到了自身文化與他人不同之時，要能比較到位地體會出文明之不同，並能以正常心態看待這種不同，首先要做的是“跨文化知識”的了解，然後是“跨文化意識”的培養。

2、比如龍，西方人之所以對龍有惡感，是因為他們對龍的認識建立在“聖·喬治屠龍”這個故事基礎之上。關於這個故事，網路上有各種版本，了解了西方人眼中的龍，我們才可能進一步探討“如何對待龍”，“如何對待西方”，“如何面對我們自己”等等這些問題。這就涉及到了“跨文化意識”的培養。

3、理想的跨文化心態，簡單地說，應是有能力在不同文化之間架設橋樑，自由穿行於橋的兩邊，道并行而不悖。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百多年來，中國的跨文化意識，從“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覺”，再到“文化協商”，尚在轉型之中，任重而道遠。

1、日前江蘇阜寧出現一座山寨版“悉尼歌劇院”。據悉該建築坐落於當地尚未開放的公園內，該公園系阜寧年度重點工程，總投資近5000萬元。此前阜寧曾因斥資數百萬元打造山寨世博“中國館”，引起廣泛關注。當前不少國人熱衷於“山寨”別人的東西，這裡面有形象工程的“政績”在作怪，但也反映出一種文化上的自卑。

2、當前情境下之所以不少人熱衷於“山寨”各種產品，源於一種自我安慰的意識。別人穿上品牌衣服，看上去不僅神氣不少，而且面子上也放光，自己買不起正品，只好“山寨”，也好滿足一下內心的虛榮心。

3、其實不唯獨個人，有些地方和部門也是如此，人家有自己的招牌，有自己拿得出來的政績和作品，自己沒有，豈不是能力有問題？於是乎無論是貧困縣還是富裕縣，都少不了“山寨大軍”的光臨。因為這足以讓很多人意淫，也能讓內心得到某種快感，可為何不少人熱衷於拿“山寨”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呢？這是一種文化自卑意識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