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辟之

紹聖二年（1095年），他知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在任期間，政績卓著，“拊養柔良，鋤治奸滑”，使境內人民安居樂業。曾經有手下的官吏受賄，別人在告發這個官吏時把王辟之也一塊告了，王辟之神色不變，對上級來調查的人說：“白頭老翁安能畏吏苛民耶？”意思是說自己是清白的，不怕上級調查，也決不對錯告他的老百姓打擊報復。後來上級查明了事實真相，王辟之是無辜的。王辟之對古代先賢十分思慕敬佩，不但為曾經在忠州做官的劉晏（唐代理財家，曾被貶為忠州刺史）、陸贄（唐代駢文家，曾被貶為忠州別駕）、李吉甫（唐代地理學家，曾被貶為忠州刺史）、白居易（唐代著名詩人，曾被貶為忠州刺史）修了“四賢祠”，而且以這些名官為榜樣，“興舊起廢，慨然不倦”，以廉潔勤政、務實愛民贏得了當地百姓的擁戴。北宋著名詞家、書法家黃庭堅在《忠州復古記》中，高度稱讚他“知務樂善，擊強撥煩，才有餘地”。

紹聖四年（1097年），王辟之從忠州任上致仕還鄉。回到家鄉臨淄后，他隱居在澠水河畔，過著飲酒賦詩、悠閑自得的生活。澠水發源於臨淄齊故城小城西由南向北，經長鬍同、督府巷、東石橋、邵家圈，至王青庄南分為兩支，北流經廣饒入博興者為澠水，西流經梧台入畫水者為系水。民國九年《臨淄縣誌》載：“澠水與系水同源。”澠水附近，齊文化內涵豐富。《左傳·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記載：晉昭公與齊景公在宴席上投壺，齊景公說：“有酒如澠”，形容其酒之多。《淮南子》載：善於烹飪的齊桓公寵臣易牙，能嘗辨出淄水與澠水的味道。《史記·魯仲連列傳》記載：魯仲連謂“田單黃金橫帶，騁於淄澠之間”。在澠水河畔這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喜歡文學的王辟之經常和朋友們歡宴，追古撫今，指點江山，暢談一些風土人情和官場趣聞。後來他把這些聽來的故事，整理成了《澠水燕談錄》十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均著錄於子部小說家類。

《澠水燕談錄》十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均著錄於子部小說家類。《郡齋讀書志》題《澠水燕錄》，作王辟撰。 《澠水燕談錄》分“帝德”、“讜論”、“名臣”等十七類。自序云：“閑接賢大失談議，有所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今考此書，皆記紹聖以前雜事”，而記事“不能盡確”。如“誰傳佳句到幽都”，本蘇轍作，而誤為張舜民。柳永夤緣中宮獻《醉蓬萊》詞，本為仁宗所斥，誤為仁宗大悅。

王辟之的作品內容豐富，體裁廣泛，為後世對北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對一些政治家、文學家的生平研究以及山東省的地方史研究、宋詩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實可靠的史料。王辟之長期擔任北宋基層地方官吏，交際範圍主要是官場，所以對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傳聞故事非常感興趣也十分熟悉。書中的前半部分如帝德、讜論、名臣、知人、奇節、忠孝、才識等篇記錄了大量明君、賢臣的歷史事迹，如“杯酒釋兵權”、“開卷有益”的宋太祖趙匡胤、“治最為天下第一”並修岳陽樓的滕子京、力主革新變法的王安石、品行高尚的司馬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以及大將軍狄青、名臣寇準等，很有史料價值；同時，王辟之又是一個文人，對詩人、書畫家等文藝界的軼聞趣事非常關注，如著名文學家蘇軾、歐陽修、尹洙、蘇轍，山水畫家李成、著名詞人柳永等人的事迹也時時出現在書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中的“官制”、“貢舉”、“文儒”等部分，準確、翔實的記錄了當時的官制、科舉情況，為後人留下了非常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為研究北宋官制和科舉提供了大量真實的佐證；“歌詠”、“書畫”部分，記錄了大量詩人、書畫家的創作經歷和藝術理論，是我們研究宋代文學史、書畫史時不可不讀的參考文獻。

王辟之是臨淄人，晚年大部分時間又在臨淄度過，所以《澠水燕談錄》記錄了大量北宋時期臨淄以及周邊地區的人和事，比如以著書扶道為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的臨淄人賈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慾的臨淄長壽老人麻希孟；博學醇德的臨淄名儒趙師民等。書中對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迹也記之甚詳，有近十條之多。另外，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還在有意無意之間創造了幾個第一：這在瓦當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因而意義極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瓦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峰，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於石，置之岐陽憲台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由此可見，從一千年前的北宋時期開始，瓦當就已經成為文人雅士案頭的賞玩了。第二，我國古典文學史上關於“三蘇”並稱最早也源於本書。據《卷四·才識》記載：“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壯歲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為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於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也。”本書還記載了許多蘇軾的事迹，對我們今天研究宋代文學有很珍貴的價值。特別是書中提到，宋使張芸叟奉旨出使遼國，在幽州的旅館里發現有遼國人在牆上抄錄的蘇軾詩歌，還聽說范陽的書店曾經刊刻蘇軾的詩集等事，對我們研究蘇軾詩歌的影響和傳播有重要意義。

《卷八·事志》記載：“皇佑中，范文正公鎮青州，龍興僧舍西南陽溪中有醴泉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茂密，塵跡不到，去市廛才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最為營丘佳處。”書中對“虹橋”的記載是最早的，以至於不了解王辟之歷史的某些當代橋樑史專家給王辟之冠以了古代橋樑專家的稱號。據《卷八事志》記載，青州太守夏竦見城中的橋樑常被大水沖壞，便想辦法改建。這時，他正好得到了牢城中的一個“廢卒”。“廢卒”就是關押在監牢的殘廢士兵。這個人有“智思”，也就是有超常的智慧。這個“廢卒”取來數十根大木，相貫為橋，無柱的虹橋就這樣造出來了。這是我國歷史上有據可查的最早的“虹橋”之一。另外，“開卷有益”、“高下其手”兩個成語源於本書，對淮安點心“蜂糖糕”、江南“建茶”、紙牌、麻將的前身“葉子”、安南椰子等物產的記載也是較早的。書中還有“用長松治麻風病”的最早藥方。

作者站在封建士大夫的道德立場，歌頌了愛民尊賢、勇於納諫的明君以及廉潔務實、克己奉公的清官；讚美了一些文學家高潔傲岸的品質和靈敏機智的創作才華；對弄虛作假、不切實際、殘害百姓等醜惡現象進行了諷刺和批判。比如《卷一·帝德》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宋真宗曾經對一個外放到地方做官的郎官印象很好，稱讚他品德高尚，做事得體，答應在合適的時機把他調回中央，委以重任。但是這個郎官回京之後托關係，走後門，到處行賄當朝重臣。事情被真宗知道后，便沒有重用提拔他。這個故事表現了宋真宗對那些跑官要官者的憎恨，讚揚了宋真宗堅持原則的品格，對今天的人們很有教育意義。

再比如《卷二·讜論》中記載，宋仁宗的時候，京城出現日食，但由於當時陰雲密布，京城的人都沒看見。掌管天文曆法的官員以此奏請皇帝，認為日食是不祥之兆，可現在在京城卻沒有看到，這說明皇帝吉祥，天下太平，應該大宴群臣，慶賀一下。司馬光勸諫皇帝說：“日食，全國其他地方都看見了而唯獨京城看不見，老天好像在說皇帝您正在被陰邪小人所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獨朝廷不知道，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不應慶賀。”宋仁宗聽從了司馬光的勸告，沒有進行勞民傷財的祝賀儀式。在這個故事裡，司馬光仗義執言、耿直機敏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宋仁宗勇於納諫、善於聽取別人意見的精神也可見一斑，賢相、明君的風範在極端的篇幅里展現無遺。

從體裁上來說，《澠水燕談錄》屬於筆記文中的史料筆記。筆記文是一種隨筆記錄的文體，“筆記”之“筆”即文筆之分的“筆”，意謂散記、隨筆、瑣記。筆記文包括史料筆記、考據筆記和筆記小說。在魏晉南北朝時已有此體，其淵源還可以遠溯至東漢。唐代筆記已多，到宋代又有發展。用“筆記”兩個字作書名的，則始於北宋宋祁的《筆記》3卷。宋代的筆記文以史料筆記一類為最發達。其主要特點在於多就“親歷”、“親見”和“親聞”來記敘本朝的軼事與掌故，內容較為切實，不乏第一手材料。《澠水燕談錄》就是北宋史料筆記中的代表性作品。

與眾多宋代筆記的作者一樣，王辟之脫離仕宦，悠遊林下，追憶平生經歷見聞，筆之於書，博記雜識，主要是為了“談謔”。“談謔”，也就是說玩笑話。這種“談謔”式的著述動機，是宋代筆記的普遍傾向，是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一種風氣與時尚。王辟之在作於紹聖二年（1095）的《澠水燕談錄》序言中寫到：“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饑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閑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為十卷，蓄之中橐，以為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很直接、明白的寫出了自己的創作心理：編《澠水燕談錄》的目的是為了做酒後談資，做晚年消遣。但是，我們從序言中“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饑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之句能夠讀出王辟之“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雖然年老但關心政治的情懷；從“有可取者，輒記之”等句看出王辟之在記錄、整理佚聞趣事時，是有政治傾向性和審美傾向性的，並不是不加選擇，隨手編成。所以，從序言中可以看出，《澠水燕談錄》雖然表面上是一部談謔類的悠閑之作，但實際上蘊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判斷，是一部創作動機嚴肅、目的純正、品位高雅的史料筆記。

《澠水燕談錄》所記大都是宋哲宗紹聖年間（1094年）以前到北宋開國（960年）之間140餘年的北宋雜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今考此書，皆記紹聖以前雜事”。共分為十七類：帝德、讜論、名臣、知人、奇節、忠孝、才識、高逸、官制、貢舉、文儒、先兆、歌詠、書畫、事志、雜錄、談謔，記錄了360多個故事和片段。

其語言簡潔，敘事洗鍊，格調高雅，幽默詼諧。雖寥寥數語，但往往人物形象鮮明生動，寓意深刻。比如《卷十·談謔》中記載了一篇歐陽修不喜歡佛教的故事：“歐陽文忠公不喜釋氏，士有談佛書者，必正色視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問：“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賤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驢名小兒耳。”問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文章篇幅雖然極為短小，但敘述簡潔清楚，行文迭宕，把歐陽修正直、幽默的性格充分展現了出來，很有喜劇效果，給人看后輕鬆一笑，有一種觀看小品或相聲的感覺。再比如《卷二·名臣》中，作者寫司馬光品行高尚，德高望重，深得百姓喜愛，沒有正面、直接的去寫他的愛民事件，而是用“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的側面手法寫出了司馬光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人格魅力，特別是用“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餘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為宰相矣。”的典型事例，側面寫出司馬光熱愛人民、在人民中享有極高威望的事實，整段文章手法巧妙，表現了作者對司馬光愛民的由衷敬仰。

總之，《澠水燕談錄》在文學性上是比較突出的，其行文洗鍊，言簡意賅，生動風趣的風格對後世的筆記體小說創作有巨大的影響，甚至在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風格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