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德明

祖德明（1905—1984），中國早期從事植物遠緣雜交育種的科學家。作物遺傳育種學家。祖德明在抗日戰爭期間為發展晉察冀邊區農業生產做出了貢獻。他是我國較早從事植物遠緣雜交遺傳育種研究的科學家之一，剛直不阿，實事求是，為建立與發展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傾注了全部心力。

1905年4月：生於河北省易縣塘湖村。

1923年：畢業於保定高等農業專科學校附中。

1929年：畢業於河北大學農科，留校任助教。

1930—1936年：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遺傳育種教研室進修。

1936—1939年：任河北省農學院遺傳學教授。

1939—1949年：任晉察冀邊區政府實業處技術室主任，農林牧殖局技術室主任，華北人民政府農業部技術改進處副處長。

1949—1957年：任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兼發育生物學系系主任。

1953年：任中央農業部米丘林遺傳學及良種繁育學講習班副主任。

1955—1966年：兼任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室主任，遺傳研究所業務副所長。

1957—1980年：任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副所長，所長，顧問。

1984年11月23日：逝世於北京，終年79歲。

祖德明又名祖德銘（祖德顯），1905年4月9日出生於河北省易縣一個農民家庭里，家境清寒。高小畢業后，考入保定高等農業專科學校附中（又稱甲種實業學校）。他在班上年紀最小，但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四年中有三年免交學費，並經常得到伙食津貼。中學畢業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河北大學農科。1929年大學畢業，留校任助教。一年後，學校組團赴日本參觀，由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業化學系畢業的孫吉人教授為團長，祖德明申請隨團參觀，得到批准。

在日本參觀結束后，祖德明留下來在東亞預備學校學日語。后又由孫吉人推薦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遺傳育種教研室進修，從事細胞學研究。他很快就掌握了石蠟切片技術，製作的片子清晰可辨，受到誇獎。在導師赴歐美考察期間，祖德明被委託以副手名義協助新任助手掌管教研室的工作。在日本期間，祖德明撰寫了《兄妹配偶之場合雜種自然固定之公式》和《韭花粉的發芽和花粉之壽命與外界條件的影響》兩篇論文，發表在日本《遺傳學》雜誌上。前一篇是屬於數學推理的著作，它比該校著名教授宗正雄所著書中引用的公式要完整、簡明得多，而且應用範圍廣。宗教授看后讚嘆不已。祖德明對油菜胚胎學製作了大量切片，並準備寫成論文，后因七七事變而擱置下來。論時間，這項研究在我國學者中應是最早開展的一例。

1936年，祖德明從日本回國，任母校河北農學院遺傳學教授。次年7月，日本侵略軍發動七七事變，當時他正度暑假在家。不久，戰火擴大到冀西一帶。起初，老家易縣有些士紳勾結舊衙役企圖投敵求榮，要拉他下水，迎接敵人，並許以事成后推他當日偽縣長；隨後，當地土匪打著抗日救國的旗號招兵買馬，兩次派人勸他入伙，都被他拒絕了。表現出不為利誘、不怕威脅的民族氣節。1939年陰曆2月，他突然接晉察冀邊區政府電報，約他去邊區工作。其時，他上有年過七旬的父母，下有妻子幼女，但他義無反顧，毅然於翌晨起程，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晉察冀邊區政府在河北省阜平縣。祖德明被分配在實業處任技術室主任，併兼《抗戰建設》半月刊主編。后實業處分設農林牧殖局和工礦管理局，祖德明兼農林牧殖局的技術室主任，並主編《農業研究》和《自然界》兩刊物，還擔任邊區參議會參議員。抗戰時期，邊區政府很重視農業生產，從1940年起在8個專區設立農場。他經常到農場視察，研究、解決農業生產中受敵人威脅最大的一些技術問題。例如，為了避免和減少敵人燒房、搶糧等“三光”暴行造成的損失，他設計了簡易的防燒辦法，將房舍表露著的草木部分抹上一層稀泥，泥干后既不易刮掉又不易燃燒；還採用多種方法進行糧食地下埋藏試驗，使小麥在雨後7個月仍然乾燥無損。這些土辦法雖然簡陋，但效果很好，有助於農村中開展“堅壁清野”運動。

在邊區從事農業技術研究，是根據實際需要結合當地條件進行的。如邊區常遭旱災，不能適時播種，除號召開渠鑿井外，採用了浸種催芽、改進耕作方式等一些切實可行而又能減輕旱害的辦法。麥類黑穗病非常嚴重，在一無藥劑二無噴霧器的情況下，只能用溫湯浸種來防治，而那時農林牧殖局只有一支溫度計，在農村也難找到鐘錶，經過試驗，確定推廣了“兩開加一涼”配製溫水和燒香計時的辦法。邊區不少縣區盛產紅棗，但曲步蟲猖獗，又沒有葯械可以除治，就從觀察研究蟲子的生活習性著手，提出了兩個捕殺辦法：一是在樹榦基部堆沙，阻止雌蛾上樹產卵；二是幼蟲化蛹前，在棗林內按一定距離劃線挖鬆土壤，便於蟲子鑽入，冬閑時再沿線將蟲蛹挖出殺死。為了解決肥料問題，提倡在地頭挖坑就近割草積肥，利用春地種黑豆綠肥，以及改進糞簍以節省運肥勞力。引種“811”“燕京15”等穀子，“白馬牙”、“金皇后”等玉米，以及美棉品種在附近村莊示範推廣。通過灌水次數試驗，提出既節水又增產的澆水措施。甘薯是邊區種植面積較大的作物，經試驗，提出改剪短蔓為插長蔓，提高了產量。利用雜種優勢進行九葉茄與白茄雜交，第一代生長旺，開花早，茄果大，產量高。結合高粱、玉米等高稈作物的栽培，建議合理種植，以擴大“青紗帳”的作用等。此外，還進行了家畜的配種和良種繁殖，以及馬糞孵雞等工作，都收到較好的效果。

祖德明和他的同事們在邊區的這些科學實驗及其成果應用，現在看來也許是粗陋的，但在40年代中國抗日戰爭萬分艱苦、農村環境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採用這樣一些土辦法的技術措施，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當時在邊區辦農場，搞試驗，不僅物質和技術條件十分困難，還經常遭受敵人襲擊，隨時有被抓獲和犧牲的危險。祖德明經歷過多次艱險，在1943年的一次敵機轟炸中，他的左臂被彈片擊中，仍帶傷爬山越嶺，有半年多不能執筆和拿筷子，從此留下了很大一塊傷疤。這一時期的邊區科技工作，在中國農業技術史上有其獨特的意義。其中有些技術措施在解放后的一段時間內還在沿用，它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老少邊貧地區發展農業生產和科技的模版或基礎。

1948年保定市解放，祖德明被派去接管保定農學院，繼而又被任命為軍事代表隨軍與原邊區農林牧殖局局長陳鳳桐負責接管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1949年4月1日成立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祖德明任華北農科所副所長，併兼任應用植物學系（又稱發育生物系）主任，還分管園藝系和編譯委員會，主編《農業學報》、《農業科技通訊》和《蘇聯農業科學》。應用植物學系著重進行了有關遺傳學方面的應用基礎研究，並與中國科學院遺傳栽培研究室合作開展小麥階段發育、棉花種間雜交等研究。

1953年，中央農業部在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舉辦由蘇聯專家伊萬諾夫主講的米丘林遺傳學及良種繁育學講習班，委任祖德明為講習班副主任。他先後校閱了講習班全部講義和米丘林選集、全集以及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1948年會議記錄的譯稿，總字數以百萬計。還在報刊上發表不少有關米丘林遺傳學的文章，如《把毛澤東思想運用到農業科學上去》、《創造性的米丘林學說》、《進一步把米丘林學說貫徹到農業生產中去》等，並與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室的學者合寫了《米丘林生物學通俗講話》。

1957年3月1日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同年9月，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簡稱作物所）也在華北農科所作物系和發育生物系的基礎上建立，由祖德明任副所長，1960年任所長。1961年，中國農科院實行人員大精簡，作物所的職工也由原來的175人裁減至不足75人，還計劃繼續精簡到41人。祖德明認為專業人員精簡過了頭，無法完成科研任務，對發展農業生產極為不利，乃上書毛澤東主席陳述意見，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重視。1962年，中央工作會議作出了加強農業科學研究的決定，中國農業科學院的科技隊伍得到了迅速補充和加強。為了提高科技人員的業務水平，他親自組織全所同志作學術報告，講學習心得，展示文獻摘錄卡片等，並根據國家《科技工作十四條》的規定，主持制定了作物所《五定方案》，以穩定科技隊伍，保證科技人員有六分之五的時間從事業務活動。

人民公社成立前後，他對農業生產上出現的浮誇風和報喜不報憂的現象持懷疑態度，認為這種風氣既損害生產，又不利於制定正確的政策，日久天長，難免會給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損失。他想再次給毛主席上書，以糾正這種歪風。這封信稿寫好了，但未及時發出。

文化大革命中，祖德明雖然受到了不應有的批鬥，但他仍念念不忘我國農業科研事業的發展。1970年，全國上下大搞鬥批改，中國農業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也要三權下放到地方。他認為這不但會給社會造成動亂，給生產帶來損失，更嚴重的是會破壞國家科學事業的大計。即使下放，也應區別不同專業所的性質和任務採取不同的方式，不能一刀切。他主張作物所應保留一定的科研骨幹力量，不能全部下放。一有機會他便力陳無原則下放的弊端。1971年，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所下放后合併於北京市農科所，當時的主管部門還計劃將一些科技人員第二次下放到郊區縣。祖德明又與多數職工一起再三向各級領導反映意見，反對這種拆散專業機構，人員化整為零的錯誤決定，終於保存了這支科研隊伍，使他們於1978年又回歸到中國農業科學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他擔任作物所領導的20餘年中，祖德明為研究所的方向任務，機構建設，以及如何出人才、出成果等重大問題付出了辛勤的勞動。1978年作物所回歸中國農業科學院后，他不顧年高有病，又為所址的選擇、人員的配備和科研任務的確定操勞。1980年主動退居二線以後，仍一如既往關心作物所的建設和發展，臨終時還念念不忘實驗大樓的建造、研究室和試驗地的建設。

1955—1966年，祖德明兼任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室（所）主任和業務副所長，為開拓我國遺傳學研究新領域和為該所的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並且促成1956年後我國遺傳學界出現團結和爭鳴的新局面，為這個生物學的重要領域穩步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摩爾根遺傳學早在20年代就傳入我國，但長時期內沒有設置專業研究機構，只是少數生物學家和作物育種學家分散進行一些有關遺傳方面的研究。建新中國成立初期，還曾一度錯誤地受到批判，壓制了摩爾根學派的研究工作，既違背學術問題應通過自由討論和實踐檢驗的方針，也不利於遺傳學的健康發展。1956年，由中國科學院和高教部在青島聯合召開的遺傳學座談會，貫徹了中央特彆強調的“雙百”方針，並建議設置一個遺傳學專業研究機構。1959年9月，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遺傳研究所，祖德明任業務副所長。建所不到一年，中國科學院實行精簡，有人建議將遺傳所併入其它所。祖德明強調指出，精簡機構絕不能削弱科學，我們這麼大的國家，不能沒有遺傳學的專業研究機構。他兩次起草報告給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黨組，陳述保留和撤銷建制的利弊。在他和所領導小組的大力呼籲下，中國科學院領導採納了保留遺傳所的建議。

對於遺傳所的方向任務，祖德明竭力主張既要符合遺傳學本身的發展，也要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他的主導思想是：遺傳所應有自己的特點，比之產業部門的專業所，研究對象要廣一些，除植物、動物外，還可包括微生物以至人類。研究範圍要全面一些，主要領域都應該有，既要在理論上有獨特的建樹，又要正確理解和處理理論聯繫實際問題。他認為，任務帶學科和學科帶任務同等重要，如果只重視當前的生產任務，或者只強調基礎理論，那都是一種偏向。生產實踐是科研工作的重要源泉，科研成果也必須積極應用到生產中去。他主張要博採各家之長，容納不同學派共同工作。他支持開闢微生物研究領域，深入研究遺傳的物質基礎，並建議將關係到人類健康的輻射遺傳也列為重點項目。他提倡新技術、新方法的研究與應用。經他提議的同位素、細胞學、生物化學、組織培養等實驗室都陸續在遺傳所建立起來。他要求科研人員要樹立雄心壯志，一方面組織大家腳踏實地工作，一方面有計劃地開展創造性的研究，有選擇、有計劃地趕超國際先進水平。他鼓勵該所人員說：“過去遺傳所常有自卑感，這應該打消，不要迷信，要有信心，要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攀登科學高峰的。”

祖德明是國內外知名的米丘林遺傳學家，他認為作為遺傳學的思想體系，米丘林遺傳學符合辯證唯物論，他比較重視它的傳播和應用，並始終為這一學說的發展而勤奮工作。但他又言行一致地、忠實執行黨的“百家爭鳴”方針和團結知識分子政策。在處理兩個學派的問題上，他堅持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他認為此後召開遺傳學術會議不應該單方面批評某一學派，而應該相互交流、學習，對兩派都不要全盤否定，而要通過實踐來檢驗真理。1972年3月，在海南島舉行的遺傳育種學術討論會上，他就過去兩學派之爭的論點和作法進行了中肯的自我批評。他特別注意要搞好遺傳所與外單位不同學派之間的團結，在他編寫《十年來米丘林遺傳學在中國的發展及其成就》（1959）一文時，曾充分徵求所外不同學派學者的意見。對遺傳所主編的《遺傳學集刊》（后改為《遺傳學報》）和《遺傳育種》雜誌，他主張要體現“雙百”方針，兩派文章都要刊用。在與所內外不同學派學者討論問題時，他總是平心靜氣，耐心聽取意見，不以個人好惡代替黨的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祖德明在擔任學術和行政領導的同時，也主持和親自參加課題研究。他的第一項研究是茄子的無性雜交，證明了嫁接確實可以產生無性雜種，即發生遺傳變異，而變異又因嫁接方法的不同而有差異，該論文發表於《農業學報》（1955年第4期）上，他被中國科學院選為去蘇聯參加米丘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代表，這篇論文在列寧農業科學院宣讀之後，被刊登在蘇聯《生物學叢刊》上。祖德明主持的水稻遠緣雜交研究始於1958年，當時中國農業科學院聽到毛主席外出巡視參觀天津某農場時，對水稻遠緣雜交工作給予了鼓勵，因而建議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所亦應一試，祖德明欣然接受了這一新任務。先是進行水稻與高粱、玉米的無性雜交，在60年代初選育出“硬稈青”等水稻品種，曾在四川西昌、貴州貴陽、安徽、湖南和京津等地試種推廣。為探索育種新途徑和研究水稻遠緣雜交遺傳變異規律，1960年開始主要研究以水稻為母本與高粱等異屬植物的有性雜交。他對課題組鍥而不捨，多次重複，證實水稻與高粱之間可以雜交，並獲得了一批變異性狀多樣的類型，同時對雜交後代進行了多學科的綜合研究。這個階段性成果，經鑒定認為在作物遠緣雜交方面居領先地位，不僅能提供新的種質資源，也是育種的新途徑之一。祖德明和他的助手們在進行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還著重利用高粱稻等新種質選育適於缺水地區種植的耐旱水稻品種，1989年已有2個品種通過省級審定，並大面積生產種植，實現了他生前通過遠緣雜交選育品種的夙願。

祖德明在長期擔任研究所和有關學術領導工作中，能夠很好地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他服從上級，尊重領導，但是不同意見則敢於坦率提出。他對於作物所4次搬遷的反對，都是出於對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他認為建立研究和試驗基地必須考慮周到，不宜草率從事。在他的堅持和積極反映下，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期，作物所都沒有搬動。在學術問題上，正如他在1961年6月對《光明日報》記者所說，“雙百方針是我國科學事業的重要保證”，“找真理的辦法最好是通過實踐，學術上的爭鳴自然也應該以實踐為依據”。他認為學派之間的爭論應是平等交流，取長補短，互相學習，如果對某一學派抱有成見，永不相仿，永不學習，那就難以前進。在自己從事的研究工作中也是本著這個精神，他以遠緣雜交為例，指出遠緣雜交是一個難題，除在雜交和培育方法上仍需繼續提高外，還要有細胞學、生物化學以及其它學科的支援。為了尋找比已有載體系統和轉化系統為簡易的基因轉化方法，他的課題組於1987年開始，研究外源DNA（基因）直接導入水稻的技術，並與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和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經濟作物研究所合作，進行授粉后外源DNA導入植物應用於育種研究，獲得了1989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祖德明素以作風民主、待人誠懇、處事明智、生活樸素著稱。他顧全大局、剛正不阿，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主編的書刊、文章以及其它有關資源，都親自校閱，遇有不同意見，總要親自與作者商榷，文中若有不通順之處，乃至標點符號，都一一給予改正。他在業務工作中充分信任、依靠中青年，注意發揮和培養他們的積極性和業務能力，並積極支持開展探索性研究和新技術新方法的應用。可以說，他是一個大處不糊塗，小事不馬虎，樸實無華而又德才兼備的人。

祖德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至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貢獻。他曾在1941—1949年擔任過晉察冀邊區參議會的參議員和華北解放區的人民代表。新中國成立后曾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北京市第五屆政協委員，多次被評為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所的先進工作者和優秀黨員。還擔任過中國農學會理事，中國遺傳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協委員等職。

祖德明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那革命精神、工作作風和道德風範都永遠激勵著后一輩的科研人員，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而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