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門關

公元前121年到公元前111年，西漢王朝為了鞏固擊退匈奴的戰果，在河西走廊設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以及與敦煌成犄角之勢的陽關、玉門關，從此，溝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得以暢通。從敦煌向西北大約90公里，東西走向的戈壁灘狹長地帶中，有一座殘高約25米見方的遺跡，全由黃土夯築，這就是詩中“春風不度”的玉門關。藍天、大漠、乾燥的風，這一切都符合我們對千年前西域邊塞的想象，但當年巍峨的關城已經被黃沙摧殘殆盡。

到五代宋初，玉門關址又有了新的變動。敦煌遺書《西天路竟》記：“靈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肅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門關。該文書為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派遣行勤等人赴西域求法使團中一位僧人的行記。行勤等由肅州(今甘肅酒泉市)一日可抵玉門關。一日行程一般在百里以內，表明此時玉門關已東移到今酒泉城西不出百里的地方，當位於今嘉峪關市界內，已在安西縣雙塔堡東200公里許。宋人曾公亮《武經總要》記，肅州“西至玉門關七十里”：“肅州又九十里渡玉門關”。一作70里，一作90里，雖不盡一致，但亦相去不遠，均為一天的路程，與《西天路竟》所記吻合。五代後晉高居誨《使於闐記》載，由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金河即今流經酒泉城西的討賴河。考之史籍肅州附近從未設過天門關，所記天門關在肅州西百里，百里系取成數，其位置相當於上引史料中的玉門關，“天門”當為“玉門”之誤，因字形相近或字體漫漶致誤。至於所記肅州西二百里的玉門關，實為當時玉門縣，玉門軍的治所，而非玉門關。兩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等典籍皆記載玉門軍在肅州西200里許，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攻軍置縣。故高居誨之玉門關蓋玉門縣之誤。

綜上可見，五代宋初的玉門關已移至唐玉門關之東200公里許。酒泉城西70--'100里地方正是嘉峪關黑山的所在(位於明代嘉峪關城樓西北15里)，該山系走廊北山的一部分，山體平地拔起，橫亘於走廊平原之上，相對高度一般200—500米。山體南部有一條東西延伸的天然峽谷，長約10公里，寬80一120米，南北兩側山岩壁立，陡不可上，形勢險峻，今名石關峽或水關峽。峽內有大道，可通車馬，成為古代由酒泉西出的要日。峽中還有一股名為紅柳溝的泉水由西向東流去，泉水自南北兩山崖間滲出，匯為水流，遂為穿越石關峽的沿途行旅提供了良好的補給水源。古代在乾旱戈壁地區行進，沿途人畜水源補給為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由肅州西行一日恰、可得到紅柳溝泉水的補給，因而石關峽也就成為十分理想的必然通道。石關峽東端距酒泉75里許，西．口距酒泉約95里，這一里數恰與以上記載中玉門關的位置相合。可以斷定，石關峽為五代宋初的玉門關無疑。關城遺址設於東口，已毀壞殆盡，今僅存一些殘跡。

玉門關為何要東移石關峽？有其兩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從當時河西走廊一帶的政治軍事形勢來看，石關峽的位置正當東面的甘州回鶻與西面的瓜沙歸義軍政權的分界處，自然成為東西交通的要口。二是與當時第五道的廢奔，以及沙州社會長期穩定，沙州及其以西道路的暢通密切相關。第五道雖由瓜州可直達伊州，無須繞行沙州(敦煌)，驛程較短，但要穿越八百里的莫賀延磧，極乏水草，路況險惡。而如果由瓜州繞經沙州再至伊州(稍竿道)，雖路程較第五道遠了近百里，但沿途戈壁沙漠的規模較小，水草條件稍好，行走較易。於五代宋初的敦煌遺書等史籍中見，這一時期瓜、沙二州在曹氏歸義軍政權統治下，社會安定，穿越河西走廊的來往的行旅皆經由沙州而往，而未見有人取道第五道的，表明該道已棄之不甩，該道上設置的唐玉門關(雙塔堡)自然隨之廢棄，遂被置於今嘉峪關市石關峽的新的玉門關所取代。

自北宋仁宗景有、三年(公元1036年)西夏佔領整個河西走廊后，玉門關就從史籍上銷聲匿跡了。玉門關自西漢元鼎或元封中設置以來，伴隨著中西交通的發展，歷時1140餘年，關址也經歷了幾次大的變遷。玉門關在東西交通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