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效應

黑洞，天體物理學中的概念。在宇宙中，一些大質量的天體在發生坍塌之後，會形成一個緻密的點，由於它的質量非常大，所以產生的引力也非常大，大到光線進去之後也無法逃出來，於是就形成了一個黑洞。而且不斷被吞噬進去的物質和能量又反過來成為黑洞的一部分，使得黑洞產生更大的吸引力。

研究黑洞論，黑洞超強吞噬，另黑洞具複製強化。

汽駛近較隧洞，駕駛視野空、露、附近建築亮，較隧洞亮。，雖際洞亮，駕駛仍洞黑，“黑洞”，致辨洞附近況，連障礙，稱“黑洞”效。

強勢品牌存在猶如宇宙里的黑洞，是一個具有強大吸引力引力場，它總是能最大可能地吸納更多社會資源，並將社會資源轉化成社會財富，從而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生存下去。

品牌的本質是對包括資本和人力、物力、政策，甚至人們感情在內所有對其有用的社會資源的吸引力。當這個引力場強到一定程度，它就形成市場黑洞。雖然政府為優化市場效率，考慮整體利益，會盡量想辦法避免這種黑洞產生，使社會資源的分配不至過度集中，可是從企業個體利益考慮，建立一個巨大市場黑洞卻幾乎是每個企業目標，每個企業都希望通過對品牌持有獲得強大的吸引力，以此得到更大社會資源及相應的社會財富。

組織內部也有可能出現“黑洞現象”：有些風氣或者說腐化現象一旦超過了一個臨界點，就會像一個惡性腫瘤一樣開始快速腐化周圍的肌體，並且隨著規模的擴大，腐化能力也在快速地增強，很多企業變質到一定程度之後，就很難依靠自我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治理這樣的企業，往往需要非常強有力的領導或者藉助外部的力量才能扭轉不斷惡化的形勢。所以，企業需要時時監控企業內部可能出現的不好的苗頭，在萌芽狀態的時候就儘快消滅，因為這時候付出的代價最小，也最容易消滅。當然困難的是發現哪些苗頭可能惡化為一個吞噬企業生命的“黑洞”。如果等到敗象已成再去施救，恐怕付出的不是企業的破產，就是傷筋動骨的大手術。

像DELL、沃爾瑪已經開始具有了這樣的特徵，特別是沃爾瑪，因為沃爾瑪本身的銷售能力特彆強，所以供應商如果要在世界市場上擴大銷量，就避不開沃爾瑪，只能作為沃爾瑪的供應商，而隨著加入企業的增加，沃爾瑪的規模就更大，對零售終端的影響就更強，就會有更多的供應商不得不進入沃爾瑪的體系，所以對供應商來說，沃爾瑪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供應商深陷其中的“沃爾瑪之繭”。

對付這樣的“黑洞”型的組織，企業必須具有非常強的力量與之抗衡而避免被吞噬進去。否則要不在其力量下臣服，要不就只有避其鋒芒，另找出路。

經濟增長中的“黑洞”現象

天體物理學觀察到的“黑洞”，就是在宇宙中存在那麼一些恆星，由於自身塌縮的重力作用，不斷被壓縮，體積趨向於零，密度變得無窮大，其表面電力也達到無窮大，這顆恆星被稱之為“奇異點”，圍繞這些“奇異點”的一定空間就形成了一個黑洞。黑洞的半徑被稱之為“史瓦西半徑”，也可以說是黑洞的邊際。黑洞的引力無比強大，在此半徑內，任何東西能夠被它吞噬掉，就連光也逃脫不了這樣的厄運。我把這種吸噬力無比強大的現象稱為“黑洞”效應。由此觀察紛紜萬狀的經濟增長現象，也不難發現這樣的“奇異點”，它無法使我們準確地觀察到這些增長點自身內部的結構和運行情況，但卻會因它具有如同“黑洞”一樣的無比強大的引力和吞噬力而活躍在經濟增長現象中。當然，引用天體物理學觀察到的“黑洞”效應來描述經濟增長中的奇異現象，僅僅是為了加深我們的印象。在茫茫宇宙，黑洞不足為道，因為相比之下，它們所能影響的空間太小，沒有改變天體運行的基本結構。但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領域，出現“黑洞”，由於時空有限，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因為它不僅會導致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嚴重畸形，而且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經濟問題社會化。

這樣，我們對經濟增長中的“黑洞”，可以概括出這些特性：1，它是在經濟增長中藉助慣性的力量聚集而成的“奇異點”，有明確的指向，可以觀察，卻難以了解其內部；2，它具有無比強大的吸噬力，且只有入口，沒有出口；3，它因為無比強大而往往是經濟增長中的某一增長極，但由於它只有入口沒有出口不僅沒有帶動整個經濟同步增長，反而因它無比強大的吸噬力而吸噬了其他相連領域經濟增長的能量，使經濟增長的梯度結構愈加畸形，導致經濟在高危狀態下增長；4，它的增長加劇了經濟問題、經濟矛盾社會化，致使人們對經濟增長產生強烈的質疑。在這些特性中，第一點是指它的形成，第二點是指它的性能，第三、四點就是它的效應，即“黑洞效應”，具體說，就是對經濟社會的“殺傷力”。

我用“黑洞”現象的一些原理來觀察經濟增長的態勢，主要是想探索那些曾經經濟增長很快、為什麼轉瞬間會崩塌的奧秘——即“發展的陷阱”。首先引起我關注的是前蘇聯。世界曾經由東西方兩大陣營所組成。前蘇聯代表東方陣營的強勢國家。在“冷戰”式的競爭較量中，前蘇聯的國防工業、航空航天業等尖端行業得到了長足發展，至今也名列世界前茅。但它的國民經濟卻遭遇了重創，以致於前蘇聯解體。當然，前蘇聯解體原因很多。作為一個能夠與西方強國抗衡的大國，經濟實力無疑是很強大的。但這個強大經濟體，經濟結構是畸形的。這個畸形的經濟結構，表現在，為了應對“冷戰”，不惜一切代價發展國防工業、航空航天業等尖端行業。這時的國防工業、航空航天業等尖端行業，就表現為一的“奇異點”，並形成“黑洞”效應，吸噬其他產業領域創造產值的能量。國家重大政策措施，三次產業的結構與國家財力、人力、物力的分佈，以及社會關係的構成和社會各個群體的利益分配，都受制於應對“冷戰”的需要。由於一個明確的經濟增長指向，不遺餘力地朝這個指向發展，這個指向的發展越迅猛，為了滿足這個無底的“黑洞”，原本是支撐這一發展的基礎產業不僅沒有同時被帶動起來，反而因高端產業的發展而削弱，導致高端產業與低端產業的比值和結構出現嚴重失調，這就是經濟增長中的“黑洞”效應，形成經濟增長中能夠吞噬增長成效的深淵。

20世紀90年代前後，世界開始關注“拉美”經濟。“二戰”之後，“拉美”國家出現長達30年的黃金髮展期。這個地區的GDP持續30年保持了年均5.3%的增長率。但這個增長的陷阱很快就暴露了出來。由於它的增長的路徑選擇是“舉外債促發展”，最終導致債務危機，外債還本付息額占出口的比重達到了41%，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導致拉美經濟畸形增長，社會動蕩不安，經歷了“失去的10年”。1989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80年代後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會議達成的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促使了拉美進一步開放，進行一系列經濟結構性改革，甚至實現了由國家干預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向市場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模式轉移，許多重要經濟領域，特別是更贏利的新興工業部門，被跨國公司佔據了壟斷地位。20世紀90年代，拉美500強企業中，外國企業就佔據了。當然，對外開放和外企湧入，也促進了拉美的發展。今天，拉美國家的人均GDP已經超過3500美元，是我們國家的3倍。但這個發展由於嚴重畸形，外國企業的資金和利潤在全球範圍內轉移，拉美地區大國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曾先後陷入金融危機，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外部資金的快速轉移密切相關，加劇了社會動蕩。

發展，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多並加劇了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這，就是增長的“陷阱。“舉外債促發展”，“重外企促發展”等，也就成了拉美經濟增長的“奇異點”。

1.“黑洞”效應顛覆了發展的“神話”

經濟學研究效率。我理解的效率就是如何使資源配置產生最大的效益。在單位時間裡，效益越大，效率就越大，也就越經濟。由此，我也認同研究效率是經濟學的基石。同時，這也僅僅是基石而已。如果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僅停留在這一層次，這樣的經濟學，無疑於為“叢林定律”提供理論支持，套上“美麗”的外衣，因為資源配置有一個前提：這些資源，比如，土地、礦產、河流等自然資源，比如歷史、文化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等社會資源，原本是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在這些成員中，有的基礎差，能力弱，與基礎好，能力的強的群體相比，資源配置給這些成員難以產生最大效益。因而在如何使資源產生最大效益的配置中，已經存在一個前提，就是能夠創造最大化效益的群體已經“佔有”了同時也屬於其他群體的資源。而這個前提，不應該成為研究資源配置與效率的經濟學家的盲點。

假設效益最大化是資源配置的一種社會契約，那麼，這份社會契約隱含了其他社會成員也把屬於自己的那份資源“委託”了給能夠使資源創造出最大效益的群體。當這個假設成為事實，那麼，僅管其他群體所佔有的資源是間接的，委託也是隱性的，按照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沒有參與效益創造的群體也應該享有部分效益的分配，由此產生出公平問題。當“效率優先”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效益分享也應該成為制度安排。當“效益優先”成為制度安排，而效益分享也應該成為制度安排。由於其他群體所佔有的資源是間接的，委託是社會性的，因而效益分享也是間接的、社會性的。這時的制度安排集中體現為以制度為中介，對效益高的群體徵收高額稅費，用於為全體成員創造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和提供更多更好的社會保障。如果制度安排在“效益優先”方面強大有力，而在安排效益分享方面不完善、不強大，那麼，這樣的制度就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階段。當制度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階段，即存在制度缺陷時，作為“理性經濟人”，是不會主動讓出本應不屬於他們的那部分效益的。這時，制度缺陷就轉化為社會不公、不合理。

所以，經濟學不僅要研究效率，還要研究分配，研究利益分配。這裡。我更鐘情於福利經濟學中的“帕雷托效率”。當改變了資源配置，在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利益受損的情況下，使得一個人或更多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這時的資源配置是最佳的，即“帕雷托最優”，也稱“帕雷托改進”；事實上“帕雷托最優”是一種理想狀態，這樣的狀態很難出現，資源重新配置的結果，往往是一些人的狀況變好，另一些人的狀況變壞，出現“非帕雷托改變”。帕雷托設計了“補償原則”，將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關行為主體之間進行分配或再分配，這樣，無論資源配置的結果怎樣，任何人都不會受到損失。將資源配置后的預期收益用一部分來補償受損者的損失，“非帕雷托改變”仍然實現了“帕雷托效率”中的“帕雷托最優”，即“帕雷托改進”。可見，“帕雷托效率”引進了兼顧全體成員利益的“公平”原則。這也正是100多年來，“帕雷托效率”能夠在經濟學領域產生廣泛影響，並成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與建設以及政策設計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的力量所在。

從整體上講，無論是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還是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都是圍繞資源重新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而進行的。因為效益最大化的資源配置，是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佳選項。“效率優先”的合理性也在於此。所謂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只是相對與官方配置資源而言。這裡的“市場配置”，其實就是“市場競爭”，自由競爭的結果，必然是花落那些實力最強、能夠創造最大效益的社會群體。資本向一部分群體集中，財富向這部分群體集中，如此循環往複，必然形成一個強勢群體。這個強勢群體並且是經濟增長的主力。他們的發展訴求，也必然是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的價值取向。這些現象在“帕雷托改進”之前、迷信市場配置的時期頻頻發生。

觀察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不難發現，忽略甚至無視“公平”的“效益優先”，往往是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這個特點，在以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主導的市場經濟發展初期，尤其突出。故而有資本積累的“原罪”之說。馬克思是重視生產力發展的，但他否定帶有“原罪”的生產力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有一句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經典性判斷：“資本主義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面對一個能夠創造巨大生產力的社會制度及經濟理論，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要盡其畢生精力去揭露、去批判、去否定呢？——這就是因為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過度強調效益第一、效率優先。“效率優先”導致對資源的配置不平等，這是起點的不平等；“理性經濟人”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體制不盡完善，體制的力量不夠強大的情況下，容易千方百計謀取超額“剩餘價值”，導致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這是過程的非正義。起點不公就已經註定了一切公平的程序實質上是非公平的，而過程的非正義則加重了起點不公的嚴重程度。如此非公平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貧富懸殊，導致兩個群體的對立和衝突。這樣無視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經濟增長，本就是對發展的反動。

遵循“效益第一、效率優先”的原理，社會資源的配置必定是能夠產生最大效益、發揮最大效率的群體彙集，產生“乘數”效應。我這裡所說的“乘數”效應，不是凱恩斯的“乘數”效應，而是指：假設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經濟增長都是n，由於基數（增長的起點）不同，同時乘以n，結果都不同，而且，彼此同步增長的n越大，增長的差距也就越大，不平等就越強。這就是中國曾經流行的一句話，“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為什麼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收益縱向比較都有所增加，還會怨聲載道呢？個中的奧妙就在這裡。當社會資源的配置在“效益第一、效率優先”的影響下，創造新財富的社會資源急速向能夠產生最大效益、發揮最大效率的群體彙集，這個群體一方面為社會創造著巨大的財富，作為經濟增長的主力，另一方面，基於他們的作用和影響，國家的大政方針也不得不遷就他們的發展訴求，經濟的、政治的各種強力在發展的昭應下聚集成一個經濟增長的“奇異點”，“黑洞”效應就形成了。“黑洞”一經形成，就產生巨大的吸噬力，如同龍捲風一樣，所到之處，一切的一切，都不得不受到它那巨大的引力所影響。社會經濟結構更加畸形，國家經濟安全更加脆弱，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所以，“黑洞”效應顛覆了發展的“神話”。

2.非公平增長助推“黑洞”的形成

經濟增長中的“黑洞”效應，之所以會顛覆發展的“神話”，根本點是破壞了公平。破壞了公平的經濟增長，也就是非公平的經濟增長。

市場經濟的前提與假設就是“理性人”——在理性的驅使下作出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所以，作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個體，是不會考慮“公平”的，也不承擔兼顧公平的義務。就此，經濟學把對單個的市場主體的研究聚焦在效率、效益上，無可非議。所以，效率、規則、契約、法、誠信等，是古典自由主義立論的基石，個人的能量得以充分發揮，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社會生產力得以快速發展。

問題是，任何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不可能不與社會發生關係。不考慮公平的經濟增長，社會資源向能夠創造更大效益的群體和領域彙集，容易形成經濟增長中的“黑洞”。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黑洞”一旦形成，由於它對周圍的一切“物質”的能量具有無比巨大的吸噬力，必將破壞公平，帶來嚴重的社會矛盾和制度危機。當社會不公不斷加重到社會難以承受的程度，必然引發革命，重新“洗牌”。馬克思也正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的趨勢下斷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難免形成“黑洞”。馬克思提出的社會革命最終是通過新制度的力量，徹底改變生產關係來遏制“黑洞”的形成。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思想不僅在東方得到強烈回應，在西方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對以古典自由主義為思想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形成挑戰。正是在這些內憂外患的震動下，19世紀末，古典自由主義發展為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保留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提出了體現社會公平的“正義二原則”和“優先原則”。正義二原則是：國家的調控職能首先保證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即平等自由原則，同時承認社會經濟中不平等現象的客觀性，力求使由於客觀存在的經濟不平等引出的機會不平等通過政府的調劑職能幫助經濟收益少的人獲得儘可能多的發展機會，即機會平等原則。優先原則是：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不平等的情況下，平等自由原則優先於機會平等原則，在承認差異仍然鼓勵自由發展的同時，政府優先考慮弱勢群體如何實現機會平等。

當新自由主義的“正義二原則”和“優先原則”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改革和建設，並成為制度的力量，生產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一系列新興的經濟學說，諸如制度經濟學、福利經濟學，以及義大利經濟學家帕雷托首創（1879年），之後被廣泛應用的“帕雷托最優”、“帕雷托改進”、“非帕雷托改進”，以及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提出的“窮人經濟學”，等等，我們都能夠看到這些經濟學家把“公平”與“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進行研究。沒有公平的“效率”難免產生“黑洞”。國家通過制度的力量（法）、倫理的力量（善）來調劑實際存在的、由於資源配置不公所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遏制“黑洞”的形成。比如，資本積累太快容易形成“黑洞”，就有一系列法律法規來規範資本的組合，建成法人治理結構；比如，高利潤行業容易出現壟斷，形成“黑洞”，國家就有“反壟斷法”。由此可見，“正義二原則”和“優先原則”使市場經濟體制進入新的境界，最大程度地減少和化解了“黑洞”的形成，社會更加和諧，經濟增長的結構更加均衡。至少，在那些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國家，發生制度危機、經濟危機的概率大大減少。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馬克思誕生之後的150多年，在這些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國家，無論是生產關係還是經濟增長方式，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都發生了深刻變化。而這，也正是中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邏輯起點。

3.“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

市場經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因此，即使數量經濟學已經發展到相當完備的程度，對市場經濟的量化描述也容易被證偽，因為我們所依據的數據，即使非常“科學”的抽樣調查，由於偶然性因素作祟，這些數據就值得置疑。何況經濟發展中“四兩撥千斤”的現象比比皆是，經濟研究中往往重視“千斤”而忽視“四兩”。所以，同一經濟現象，不同的經濟學家，甚至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也不足為怪。

我說這段話，是想強調市場經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自由發展、自由競爭，效率優先，都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配置資源，需求影響生產，效益引導產業，等等，都是不可背離的基本原則。自由發展、自由競爭本身就具有“效率優先、效益第一”的天性。在自由狀況下，市場經濟自然而然循跡著自然界所演繹的嚴酷的“叢林法則”。沒有任何一個市場主體會把“效率”、“效益”讓位於“公平”。無論是為了規避被市場競爭所淘汰，還是為了使企業做大做強，企業家們都會把所有能夠利用的資源、能夠開發的資源投放在“效益最大化”的領域。這些無可非議的市場經濟行為聚焦在某一點上，就容易形成“黑洞”。

市場經濟體制則應該是一隻“看得見的手”，因為市場經濟體制是明明白白、告之天下的，體現了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市場經濟體製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國家，越來越突出的“共同體”的性質和功能。既然是“共同體”，就不能僅代表某一階層的利益和發展要求，而是代表全體公民的利益和發展要求。它不僅要肩負著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的重任，而且還肩負著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的重任。保證經濟的公平增長和社會的公平發展，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建設進程中，成為新制度設計的要點。相比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制度設計把“效率”作為第一要素而言，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公平與正義在國家制度設計中與“效率”具有同樣重要的位置。所以，從“效率優先”的自由發展、自由競爭到“效率”與“公平”並重的自由發展、自由競爭，可視為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水嶺，可視為市場經濟體制從初步建成到更加完善的分水嶺。

眾所周知，“效率”與“公平”是一對矛盾，折射在經濟社會中，就是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矛盾。而“效率”與“公平”的磨合，也就是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磨合。市場經濟作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帶有“自在”的特性。市場經濟作為世界性的經濟大潮，具有磅礴的力量；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具有不容質疑的合法性。“效率優先”作為市場經濟行為的天然追求，容易形成“黑洞”。市場經濟的特性、力量和合法性，也使“黑洞”也具有這些特性、力量和合法性。而“黑洞”自身的特性和力量，因為會破壞正常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會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製造緊張關係，甚至會製造災難，“黑洞”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本身也就會成為市場經濟的自否定，也就是“播下龍種，收穫跳蚤”，是“不好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看得見的手”，帶有“自為”的特性。市場經濟體製作為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選擇，體現國家的功能和發展目標，同時也具有國家的力量。國家的功能和目標是保證和促進經濟社會公平、科學、和諧、可持續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利用國家的力量來引導和管理市場經濟，確保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功能和目標一致，使“無序”的市場經濟在“有序”（體制內）的空間內發展。“效率”與“公平”這對矛盾，只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力量來磨合。而“黑洞”，作為市場經濟發展中的特殊產物，因其具有市場經濟的天性、力量和合法性，具有巨大無比的吸噬力，對經濟、社會、體制也具有同樣強大的殺傷力，面對市場經濟體制，要麼被降伏，要麼同歸於盡。博弈的結果如何，取決於市場經濟體制是否完善，體制的力量是否強大。

4.市場經濟初始階段的“黑洞”現象

市場經濟，在初級階段，幾乎無一例外地產生過大量的“黑洞”現象。歷史上，資本主義國家在原始積累時期、自由競爭時期和壟斷資本時期，有過經濟的畸形發展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及經濟社會矛盾尖銳時期和社會制度危機時期，都可以歸結為“黑洞”效應在做祟。而今天，人們高度關注的“拉美”陷阱，我們也能輕易觀察到“黑洞”在作祟。“黑洞”之所以頻頻出現，為所欲為，均可歸結為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體制的力量還不強大。

今天的中國，也處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由於市場經濟體制不夠完善，體制的力量不夠強大，“黑洞”現象也屢屢發生。

GDP崇拜就是一個巨大的“奇異點”。2004年，中央政府把GDP增長的目標定為8%，在2003年9%的基礎上降低一個百分點，以期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解決由於增長過快和經濟過熱而引發的經濟社會中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由此，中央政府加大了宏觀調控的力度。但是，2004年GDP依然沒有控制在理想的速度內。這表明，已經形成了一股能夠與中央政府宏觀調控博弈的力量在推動GDP增長。地方政府依然不遺餘力地促進GDP增長作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區域之間的非公平經濟增長、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擴大的矛盾進一步加大，高利潤產業的區域分佈和經濟結構更加不合理，內需不足和外貿依存度加大使兩個市場的比值擴大、反向發展的趨勢更加明顯，環境污染和透支資源使經濟增長的成本進一步加重，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加重了能源危機。，如此的經濟增長使經濟與社會的緊張度進一步拉大。

異軍突起的“城市化”也是一個“奇異點”。

從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演進，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經濟落後，突出表現在“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率”不高等方面。大力促進城市化，提升城市化過程中第二、三次產業的聚集效應，改變城鄉人口分布的不合理結構，本身是無可非議的選擇。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城市建設和城市經濟長驅直入，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可以說，如果把經濟分為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兩大塊，把二次、三次產業劃歸到城市經濟這一塊內，那麼，城市經濟對GDP的貢獻超過90%，城市經濟對GDP增長具有超強的聚集效應。各級政府也紛紛出台了城市化的中長期規劃，從總體趨勢上看，2050年，達到75%城市化率的水平。

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從20%幾提高到75%用了三四百年的時間。即使有如此寬容的時間來處理和消化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后工業社會——即城市文明——轉型所形成的矛盾和問題，經濟社會的大幅度波動依然此起彼伏，諸如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壓力、城市資源消耗過於集中等城市病依然威脅著城市的發展，“逆城市化”趨勢已經露出端倪。而我們，計劃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實際上從提出“城市化”到如今僅僅20多年，計劃再用近50年的時間，達到發達國家城市化率75%的水平，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實現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轉型，轉型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都集中爆發了出來。更何況，發達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教訓不僅沒有吸取，反而“變本加厲”：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壓力、城市資源消耗過於集中等城市病提前到來；城市首要的特色經濟聚集功能被“形象功能”所淡化，政府傾其財力、物力抓城市建設，包含了太多的“政績”需求，而城市建設與發展的“行政級別化”趨勢又極大地破壞了城市經濟帶的合理結構；在“政績”需求的驅使下城市建設惡性攀比，浪費了大量的財力和極其稀缺、極其珍貴的土地資源；在“形象城市”的驅使下，弱勢群體的生存環境嚴重惡化；在“經營城市”的幌子下，不到10年時間，僅從被“城市化”所佔用的農村土地中掠走的剩餘價值就超過2萬億元；“城市化”使地方政府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城市的政府”，加劇了“三農”問題的嚴峻程度，城鄉差距從改革之初的上升為，有向的差距發展的趨勢。這時的城市化就成為一個巨大的吸盤，它不僅吸走了這個地區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增量資本，還吸走了屬於農村土地可預期的成量資本，降低了農業通向現代化的能力。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佔有土地低於世界平衡水平，至今仍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的農業大國。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城市化的速度不能背離這一基本國情。近60%的農業人口對GDP的貢獻不到10%，這本身就是大問題。當資本和貢獻大小也參與分配，佔中國人口比例近的農民的收入增長比值必然越來越小，“三農”問題必然成為中國發展中最為嚴峻的問題。

狂飆突進的“房地產業”也是一個“奇異點”。

今天的房地產業已經成為一個地區GDP增長的重要拉力，而且，政府對土地的壟斷經營，土地經營收益成為重要的財源。經濟增長帶來的需求旺盛極大地刺激了房地產業的蓬勃飆升。2005年初，中央政府對北京上海的房價飆升重拳出擊，本身就說明房地產業已經極度畸形。在房地產業的狂飆突進中，非法的、非公平的“圈地活動”愈演愈烈，無論是針對城市居民還是針對農村居民的暴力拆遷行為屢見不鮮；權錢交易頻頻發生，不少政府官員被卷了進去，不少人一夜暴富。房地產業的飆升，不僅吸走了大量稀缺而珍貴的土地資源，也導致了土地資源的大量浪費；不僅吸走了大量的銀行資金，加重了金融風險；不僅吸走了大量居民幾乎一生的積蓄，而“住房難”卻成為經濟繁榮也難以掩飾的一聲聲很不和諧的感嘆；不僅進一步加劇了貧富懸殊，而且貧富懸殊實物（置業）化，原本並不顯露的貧富差距也因此突顯出來。

還有仍在延續的“股災”也是典型的“黑洞”效應。它對社會各方面的資金的吸噬力幾乎無以復加。還有“產權改革”，還有“醫改”、“教改”……。這些“奇異點”，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應改革發展而生由此獲得了合法性，並從改革發展的大勢中獲得了無與倫比的能量，由於其中利益巨大而匯聚了新的更大的能量，由於它的運作普遍遵循的是潛規則而難以監測，由於它無比巨大的吸噬力使其相連的低端領域的發展乏力，突出表現為非公平的經濟增長。

5.“主流經濟學家”在中國民間的印象

談到中國經濟增長中此起彼伏的“奇異點”，不得不使我們關注經濟學界的聲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事業。發展的每一步，既沒有歷史經驗可循，也沒有現實樣板可照。任何改革，如何發展，相比之下，從事經濟研究的專門人才，握有話語權。改革就是探索。探索容許試錯。事實上，在錯綜複雜的情況面前，是對是錯很難一目了然。對與錯，往往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有些改革，付出點成本，就過去了，如價格轉軌。而有些改革，雖然最終也會過去，但成本太大，如國企改制中諸如管理層收購（MBO）等，給社會造成巨大的陣痛。當國企改革出現了嚴重問題，是暫緩下來，在體制更加完善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更大的時候推進？還是以改革必將支付成本、社會必將承受陣痛的為理由強行闖關？在主流媒體里握有話語權的經濟學家，對改革的影響最大。相比之下，那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如互連網上發表自己的質疑的學者，自喻為非主流經濟學家。

中國，有沒有一個“主流經濟學家”群？特別是2004年爆發了“郎張之爭”后，“主流經濟學家”一時成為“貶義詞”，就有學者對中國究竟有沒有“主流經濟學家”表示置疑。

我認為中國存在一個“主流經濟學家”群體，關鍵是如何界定。

在我看來，“主流經濟學家”就是那些在主流媒體上或影響改革決策的活動中以推動市場化改革為理由，力主“私有化”，為資本積累的“原罪”辯護，成為了民營經濟代言人的經濟學家。

“主流經濟學家”也是一個流動分化的群體。特別是當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之後，曾經可歸為“主流經濟學家”群體的專家學者要麼走向“自否定”，要麼對經濟增長的慣性力量深表憂慮，因而“主流經濟學家”並非一成不變。

由發展計劃經濟向發展市場經濟、由衝破計劃經濟體制到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引發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既是一場深刻的體製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市場經濟的要點就是產權明晰、市場主體獨立。就這個意義上講，私有化和民營經濟的發展程度，標誌著市場經濟發展的程度。在啟動市場經濟和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中，以極端的方式挑戰強大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撬開一片天地，“主流經濟學家”的努力功不可沒。“主流經濟學家”的榮辱得失，與改革的成效同在。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從總量上看，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和平崛起，正在使世界的經濟政治結構發生深刻變化。而且，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日益增大。“北京共識”的形成，標誌著中國改革發展不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創造了可以供發展中國家借鑒的“中國模式”。

但是，衡量中國改革發展的得失還有一個重要的尺度：社會分配如何。改革之初，1985年3月，作為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這就是說，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強調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同時，十分注意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分配，絕不容許出現兩極分化，絕不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就走了邪路了。

20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能夠從經濟發展對社會分層產生的深刻影響了。首先，在社會分配方面，用基尼係數來考察，無論是官方認可的0.44還是學者調研的0.52，貧富差距都突破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列為世界上社會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中國最權威的社會學雜誌《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發表了李強研究員關於社會結構的調研報告《“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作者依據特萊曼又與甘澤布姆和格拉夫提出的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即ISEI數值（Ganzeboom ，Graaf &Treiman，1992）考察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教育和職業結構，結果是：23分組佔了全部就業者的63.2%，而組成該分值的職業群體基本上是農民，包括從事大田、棚架等農作物種植的人員、農副產品加工人員和其他種植養殖業從業人員、畜牧業生產人員、家畜家禽等從業人員，以及收垃圾為生者、清潔工等。其中從事大田勞動的即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占該組的9.12%，佔全部就業者的58%，另加上5.2%的其他體力勞動者，共同構成了倒“丁字型”社會最下面的一個巨大的群體。該群體反映了中國的一個非常嚴酷的現實：社會下層的比例過大。

社會下層的比例過大，意味著中國已經存在一個龐大的相對貧困的群體。那麼，中國究竟有沒有一個什麼新的資產階級？今天中國不談“階級”，我們可以說“沒有”。但如果問中國今天有沒有一個非法致富的群體？答案可能就是另一個了。

在市場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進程中，中國出現過四次曠日持久、影響面大的致富風暴。第一次是價格改革，實施雙軌制，歷史上俗稱為“官倒”。不少人在這場“官倒”交易中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第二次是股市黑幕，從一些不法官員配置上市名額收取巨額受賄款到一些公職人員挪用包括銀行資金等在內的公款抄股，從股市設置陷阱的“黑庄”到掏空股資的“黑東”，把好端端一個股市攪得昏天黑地，至今難以恢復元氣；第三次是“國企改革”，國資大量流失已是不爭的事實。早已垂涎三尺的“食客”視國企改革為“最後的晚餐”。第四次是至今還在延續的“圈地活動”，時任廣西自治區主席的成克傑僅一次批地的受賄款就多達3500萬元。在“慕、馬案件”中，慕、馬批地的受賄收入僅僅8000多萬元，而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10多億元。顯然，權錢交易，行賄者獲得大頭。

僅四次致富風暴，就已經造就了為數不少的暴發戶。僅從嚴重觸犯了法律的致富人員數目上看，據中國新聞網報道，2005年3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在高檢工作報告中指出：2004年中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涉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43757人，其中涉嫌貪污賄賂犯罪35031人，瀆職侵權犯罪8726人；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100萬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2003年增加百分之四點九。共提起公訴30788人。

當然，改革還在進行中，斷言必將出現“兩極分化”、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還為時過早。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有三個與在資本主義國家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完全不同的特點：第一，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本質特徵就是公平與正義，即使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國家制度也不容許一部分人的富裕以另一部分人的貧困為代價——如國企改革、農民失去土地等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現象。而這些現象，資本主義國家在它原始積累時期有制度支持。第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留下的權力配置資源還在發揮作用，市場經濟的發展正好為“權力尋租”創造了盡情施展的空間。因而“權力尋租”的幾率自然遠比沒有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的市場經濟要大得多，容易結成盤根錯節、榮辱與共的官商聯盟和“權貴”經濟；第三，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國有資本高積累、國有資產還在增殖的情況下發展的，國企改革和“國退民進”客觀上為“內部人”化公為私、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掘“第一桶金”提供了條件和機會。

“利潤崇拜”是市場經濟的鐵律。在高額利潤的誘使下，在“效率優先”的非公平競爭的驅使下，包括權力在內的各種資本必然向高額利潤的領域集聚，產生驚人的聚集效應，形成“奇異點”，形成吸噬力具有無比強大的“黑洞”。市場經濟容易形成“黑洞”和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特質，昭示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絕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套路，中國的國情特點決定了照搬西方市場經濟初期的發展套路，造成巨大社會震蕩的時間會比有制度支撐的西方國家還要短。

因此，即使熟悉西方市場經濟歷史及其理論的“主流經濟學家”，以“闖關”的決心力推私有化，雖然精神可嘉，由於無視中國國情特點，客觀上縱容了私人侵佔公有資產，難免有點“堂吉珂德”似的尷尬。

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但中國今天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比改革之初更多，更大，更尖銳，已是不爭的事實，這表明發展並不能自動解決中國的問題。特別是經濟增長中的“奇異點”，它的“黑洞”效應，由於往往還會是經濟增長中某一方面的主力，一味強調發展不僅不能解決，有時反而增強它的吸噬力，加重經濟發展與社會的緊張程度。比如，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不快嗎？有在不到100年的歷史就超過以往一切生產力發展的總和的發展速度。拉美經濟發展不快嗎？有長達30年持續發展的黃金時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今天中國的3倍。但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頻頻爆發。所以，解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促進經濟發展固然重要，是基礎，但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經驗告訴我們，對經濟增長中導致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的“奇異點”，只能通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增強體制的力量，予以“深度撞擊”，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縱觀市場經濟的歷史，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都可以歸結為制度不公。馬克思思想的精華都可以歸結為捍衛和實現社會公正。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不再尖銳，就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正義二原則”和“優先原則”成為了制度改革和制度微調的指導思想。可見，公平，是解決經濟矛盾、社會矛盾的關鍵。近100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表明“效率”與“公平”並非是不可磨合的矛盾。破解經濟增長中出現的“奇異點”，破解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奇異點”——既得利益群體，破解日愈尖銳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惟有公平，惟有制度公平。“黑洞”的力量再大，既得利益群體的力量再大，大不過國家制度的力量。2003年以來，我們欣喜地看到，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議，關於科學發展觀，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等等，都體現了國家在改革發展方面確保經濟社會和諧發展、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所做的努力。當然，理論是社會改革和進步的先導。理論與現實總是有距離的。20多年積累的問題太多，阻力太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希望在於，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已經成為改革發展的主導思想。

經濟增長的真實含義，經濟增長，實質上是經濟規模的擴大，就是擴大的再生產。擴大再生產的實現途徑有兩種：一是投資規模的擴大，即通過增加投資的方式來實現，這裡投資必須是收益率大於零的投資。另一種是消費規模的擴大，通過刺激消費來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

凱恩斯主義倡導的增加有效需求實現經濟增長的主張實際上是從擴大消費規模的方面入手。因此，凱恩斯主義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的原因正在於此，這也是凱恩斯主義在邏輯上的合理性。但是，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投資，這一點無論在哪一個經濟學流派看來都是勿庸質疑的。但是投資活動也不能一概而論，收益率大於零的投資活動對經濟的增長有促進作用，收益率小於零的投資活動對經濟發展會有什麼影響呢？

投資的真實含義是讓資金（或其他經濟資源）進入資本循環和資本周轉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不停的增殖。如果資本在循環和周轉過程中遇到中斷或停止，便無法完成增值的使命，而且初始的投資也不能得到完全的補償。也就意味著總會有一部分資金或經濟資源在這個過程中消耗掉了，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這部分經濟資源消失了。

其實，經濟社會中還有更明顯的例子能說明人們的問題，這個例子就是軍費開支。很顯然，武器既不是資本品也不是消費品，用於武器研究和開發方面的投入既算不上是投資也算不上是消費（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就有同樣的觀點）。當然，不僅是用於武器方面的投入，用於整個國防方面的開支都具有同樣的性質。有人可能會說，國防設施和技術可能會轉為民用，而且總會有一部分技術會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人們並不否認這樣的觀點，但是，對於大部分沒有民用價值的武器裝備該如何看待呢？從純經濟學的角度講，武器裝備既不是資本品也不是消費品，用于軍備方面的投入既不是投資也不是消費。

軍費開支的規模對經濟發展會有什麼影響？前蘇聯的經驗已經給了人們答案。有資料表明，前蘇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出於和美國爭奪霸權的考慮，進行了瘋狂的軍備擴張，這種與經濟發展規模不協調的軍備擴張導致了經濟的嚴重停滯，這也是前蘇聯走向解體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長期存在的巨額國際收支順差對經濟的健康發展又有什麼影響呢？日本經濟是最恰當不過的例子，人們知道，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幾乎一直保持有巨額的國際收支順差，而且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前，日本一直是世界上國際收支順差最大的國家（有統計數據表明，日本現在仍然是最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國家）。長期的國際收支順差，實質上是意味著有一部分本國的經濟資源從本國的再生產循環過程中退了出來。很顯然，順差所代表的實體經濟資源既沒有用於本國的消費也沒有用於本國的投資，順差國實際上擁有的只是銀行存款帳戶上的數字。因此，從擴大再生產的角度來說，長期存在的巨額國際收支順差實質上是從本國的再生產循環過程中退出來的一部分經濟資源。

由此看來，在經濟體系中確實存在一部分經濟資源由於種種原因既沒有用於投資也沒有用於消費。有的雖然擁有投資的外在形式，但是它們並沒有完成資本的整個循環和周轉過程，而是從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循環過程中退了出來。人們能夠直接觀察到的是軍費開支，但是有更多的情況，例如無效投資，人們很難進行直接的觀察和測算。經濟體系中的這種現象有點類似天體物理學中的黑洞，它們吸收物質但並不影響宇宙的總質量，人們知道它確實存在，但無法進行直接的測量和估算，只能找到一些間接的證據或發現它們產生的影響。人們把經濟體系中存在的這種現象稱之為“黑洞效應”。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認為，任何一個經濟體系都可以認為是由兩大部類組成：第一部類Ⅰ（生產資本品的部類）和第二部類Ⅱ（生產消費品的部類），同樣，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經濟體系中活動也分為兩大類即投資和消費。與此相對應的經濟資源或物品也可以分為兩大類：資本品和消費品。本篇文章的重點放在投資活動和資本品上，對於消費和消費品人們不做研究。

根據馬克思對資本所下的定義：資本是能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從這個定義人們可以看出資本的重要的功能就是增殖。不管是貨幣還是實物如果不能帶來或產生剩餘價值，不能在資本循環和周轉過程中增值則不應該看做是資本。同樣，對於具體的投資活動來說，如果投資沒有產生收益或者說投資的收益率小於零，則這樣的經濟活動不可以稱為投資。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在於投資活動產生的剩餘價值和由此進行的擴大再生產循環。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儘管各個流派的主張各有不同，但對經濟增長的看法卻基本一致，即經濟增長的根源在於投資和消費規模的擴大。經濟增長出現困難要麼是因為投資出了問題要麼是因為消費出了問題。凱恩斯主義把重點放在了消費方面，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主張用政府擴大公共開支的方法增加有效需求，以此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人們認為，對經濟增長有影響的兩個方面即投資和消費都應當予以同等的重視。與有效需求相對應，人們提出了有效投資的概念，有效投資不足同樣會造成經濟增長困難。什麼是有效投資？人們的定義是：投資收益率大於零的投資稱為有效投資。

對經濟體系整體而言，投資收益率表現為投資效率，除非出現極端的情況，經濟體系整體的投資收益率不會出現小於零的情況，但對具體的投資活動則可能出現投資收益率小於零的情況，這種情況就是投資出現了虧損。投資收益率小於零，這樣的投資活動不應該再稱之為投資，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既沒有產生資本增值也沒有帶來剩餘價值，甚至最初投入的資本也沒有得到完全的補償，這裡人們姑且稱之為“無效投資”。

無效投資活動對當年的經濟增長會有一定的貢獻，因為無論是用收入演演算法還是用支出演演算法，這類投資活動都會計入當年的GDP。但是對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則會造成嚴重的阻礙，因為這類投資活動雖然具有投資的外在形式，卻不具備投資的內在實質。而且，用於這類經濟活動的生產要素在無效的投資過程中退出了資本循環

從資本循環公式中，人們可以看出投資的真正意義在於在資本循環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價值，不僅初始投入的資本品得到了補償而且資本品在投資的過程中獲得了增殖。因此，如果投資活動的收益率小於零，也就是意味著這類投資活動本身不僅沒有產生新的價值，而且初始投入的資金或實物沒有得到補償。也就是說，資本品在無效的投資過程中消耗掉了。

透過微軟看強勢品牌的黑洞效應

強勢品牌存在猶如宇宙中的黑洞，是個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引力場，總是能最大可能地吸納更多的社會資源，並將社會資源轉化為社會財富，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里生存下去。2005年7月1日、全球品牌網上登載的《Windows不敗：誰幫了微軟？——透過微軟看強勢品牌的黑洞效應》一文(作者：鍾洪奇)，以微軟Windows系統為例，描述這一強勢品牌黑洞效應的形成和作用過程。

正如文中所說，人們痛恨Windows系統不負責任的死機、莫名其妙的技術問題和高昂的一口價，微軟的強勢就像一種外來生物入侵破壞了生物的多樣性，使人們失去了選擇權，但Windows卻在千夫所指下仍保持了它的強勢市場地位，原因何在？既然微軟產品的用戶滿意度從來不高，為什麼大家偏偏要使用Windows？

作者認為，最根本的問題出在教育。因為絕大多數用戶大學畢業后只會用Windows、MS Office等一些基本的應用，而且都是微軟的產品，其他操作系統甚至根本沒有聽說過，所以市場用戶才會嚴重傾向於Windows。也就是說，整個教育體系在為微軟源源不斷地輸送大批成熟用戶。

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中，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計算機就是各大學的必修課，而大多數非計算機專業的計算機課程學習都是以微軟的軟體產品為核心的。從教育的投入規模來看，2003年僅政府投入就達到6208.27億元，民間的投入也不是小數，還有大量的計算機培訓。應該說，中國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總額應在萬億量級。設想這其中即使只有1%的投入被用於以微軟產品為核心的計算機教育上，那也意味著中國每年為微軟的售前服務和市場鋪墊投入了上百億元。較之而言，政府對其他操作系統的支持要渺小得多。以Linux為例，即使政府給Linux廠商各種或明或暗的優遇，甚至直接給這些企業以各種應用項目，合計每年的投入總量也不過幾百幾千萬，這樣的投入力度如何能與上百億元相抗衡？因此作者認為整個教育體系為微軟支付市場推廣費和售前服務費的結果使微軟的產品可以貴買賤用，而Linux產品卻是賤買貴用，這樣Linux所謂的開放源代碼的低成本優勢喪失殆盡，難以成材也是情理之中。

品牌的本質正是對包括資本、人力、物力、政策，甚至人們感情在內的所有對其有用的社會資源的吸引力。當這個引力場強到一定程度時，它就形成了市場黑洞。雖然政府為了優化市場效率，考慮整體利益，會盡量想辦法避免這種黑洞的產生，使社會資源的分配不至於過度集中，但從企業個體利益考慮，建立一個巨大的市場黑洞卻幾乎是每個企業的目標，每個企業都希望通過對品牌的持有獲得強大的吸引力，以此得到更大的社會資源及相應的社會財富。

接著，針對處於品牌成熟期的微軟產品談了成熟期的品牌管理問題。作者認為這一階段的品牌管理工作重心要從原來的引力場強化轉移至引力場作用的發揮，並以騰訊的發展為例說明了這一問題。

在網路即時通訊發展的初期，QQ不斷地投入資本培育它的品牌——一隻小企鵝。但當品牌逐漸成熟后，它已經可以吸納大量網民，其中包括這些網民的時間、金錢、感情、關注等，所有這些都是QQ吸引到的龐大的社會資源，這時，如何把這些社會資源轉化為商業價值就是一個成熟品牌的最重要的任務。比如，網民的時間和關注可以通過廣告來轉化為商業價值，網民的感情可以通過出售QQ的皮膚、道具、積分等等來轉化為商業價值……這對於任何一個管理者都是一個新的考驗，它提出了與品牌成長期完全不同的素質要求，如果在這一階段能夠成功地將社會資源轉化為社會財富，那將為企業帶來巨大的商業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