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

四川人的構成主要為本土四川人和後來的湖廣等地移民。簡捷地說，四川人原本是全國各地移民的後裔。秦滅蜀后，就曾“移秦民萬家”充實川蜀；東漢末到西晉，又發生過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從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有大批北方人遷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進入四川；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動前後延續一百多年，即所謂“湖廣填四川”；抗日戰爭時期，大批“下江人”即長江中下游居民大量遷居四川。即使不算全國解放后，大批北方幹部進入四川，三線建設時期又有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員進入四川，並從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

隨著移民的進入，必然發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中原文化、南粵文化、吳越文化、楚文化……同形成於先秦的巴蜀文化之間的碰撞，可以想見是持久而激烈的。可是，碰撞的過程也就是融合的過程，其結果便是一種新的區別於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的誕生。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四川人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現異質並存、錯綜複雜的現象。第一次跨進蜀地的人總會有耳目一新之感，似乎自己是跨進了一個新的國度。公元759年(唐肅宗乾元二年)，詩聖杜甫逃離戰火紛飛的中原，從華州經秦州、同谷，來到成都，不禁大感驚奇。這種驚奇感的強烈，甚至壓倒了艱辛旅途給他的感受。他在《成都府》一詩中甚至忘了抱怨蜀道難，而只是大聲驚嘆道：“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見新人民，未卜見故鄉”。

一是像衝出峽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麗而驚人”。四川人無論什麼身份、職業都始終洋溢著一種勤勞勇敢、不怕困難、勇往直前的精神。這種文化品格的形成與其所處的地理條件分不開。四川盆地地勢複雜，高山深谷縱橫，從中衝決而出的滔滔洪水終歸萬里長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養，四川人出於對貧窮落後的抗爭，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無聞，蓄志待發，但一旦突破“瓶頸”現象，衝出“最隘一個峽口”——夔門，便大有一種誓不回頭的志向，更有一番驚世駭俗的作為。對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峽》中滿懷激情地讚揚道：“從三峽出發的人，他們都有點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麗而驚人”。

二是像終究會燃起的濕木“疙兜”（樹根），以“忍耐”性強而著稱。忍耐是東亞文明之特徵，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這種性格是他們在長期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抗爭中養成的。在生產勞動中，他們憑藉這一精神，“欲與天公試比高”，不奪豐產不回頭，表現了人定勝天、不向自然低頭的英雄氣概。在殺敵戰場上，他們憑藉這一精神，敢於刺刀見紅，作戰勇猛，屢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對優越的自然環境中生活慣了的四川人，也養成了一種安於現狀、隨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維持，一般不願拋棄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軌跡。因此，即使受了壓迫欺負，他們大多“忍”字當頭，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負重。北方人像乾柴烈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滿，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濕木“疙兜”（樹根），更多則是採取傳統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諷刺，來發泄胸中的憤憤不平之氣。四川人干任何事情，開始時總是默默無聞，只是到了關鍵時刻才轟轟烈烈、閃光發熱。

三是像疾風中的“勁草”，富有“忠勇犧牲”精神。在國家統一、人民安居樂業的時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無聞，交差完糧，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但在歷史緊要關頭，當內憂外患嚴重威脅到國家民族生存時，就會像疾風中的“勁草”，表現出強烈的“忠勇犧牲”精神。比如，在抗日戰爭前，由於四川軍閥連年混戰，一時間，四川人被國人目之為“怯於公戰，勇於私鬥”的人群。但抗日民族戰爭的烈火激發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使其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保家衛國的滾滾洪流中。八年抗爭中，川軍以窳劣的武器，迎戰裝備精良的日軍，熱血灑遍江淮河漢，威名播於三山五嶽。與此同時，盆地之內的四川父老，為全國補充了近300萬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線有“無川不成軍”之說；為國家承擔了佔總數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為全國提供了占徵收總量38.5%的稻穀……四川人民在抗戰八年中所做的貢獻，受到了全國各界的高度評價。

隨著移民的遷徙，商品的流通交易，四川地區人際交流空前頻繁，極大地凸顯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徵；各地風俗相互滲透、融合，最終形成了四川獨具個性的文化特徵。

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湖廣水利論》中較早提及“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典故。他的說法，簡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國歷史上膾炙人口的移民運動。經過明末的兵燹戰亂，四川境內的不少地方“寥寥孑遺，儼同空谷”。經過其他地區民眾的自發遷徙以及官府的招徠流民，四川人口逐漸增長。

隨著移民的大批遷徙，經歷明清鼎革兵燹戰亂的四川，經濟元氣逐漸恢復，各地商人紛至沓來。在成都，字型大小放賬的都是山西人、陝西人，當地人稱“老西”、“老陝”，所謂“放賬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陝氣如雷。城鄉字型大小盈千萬，日見佗銀向北回”。從這首竹枝詞所述可見，山、陝商人在成都的勢力如日中天，一般民眾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將本地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運回老家。作為商幫勢力繁盛的標誌，四川各地的會館相當發達，而在鱗次櫛比的各地會館中，陝西會館顯得鶴立雞群。除了大商幫外，錢鋪基本上為江西人所壟斷。

伴隨著商品流通交易的日益發達，人們之間的交流和接觸空前頻繁，極大地凸顯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徵。清代前期，紹興師爺就受到成都人的極大矚目：“安排擺設總求工，古董諸般樣不同。美服更兼窮美味，師爺氣派與門公。”這首竹枝詞，敘及紹興師爺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與眾不同。清初以來，四川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各地風俗相互滲透、融合，最終形成了獨具個性的文化特徵。

至遲從公元前4世紀起，地處四川盆地的巴國和蜀國已經與中原的諸侯國聯繫在一起。在秦國擴張到巴蜀舊地后，大批移民就開始遷入。此後，川蜀地區曾經歷過一次次比國內其他地區更加慘烈的天災人禍，以至有了“天下未亂蜀先亂”的說法。但無論亂到什麼程度，四川又會浴火重生，恢復為“天府之國”，成為西南重鎮。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四川的自然條件是“天府之國”的基礎。四川地區水源充沛，從古至今，都江堰的自流灌溉造就了四川“水旱從人，不知饑饉”，加上氣候溫和，植被茂密，物產豐富，在農業生產條件下完全能做到自給有餘。16世紀美洲作物玉米、紅薯等傳入后，盆地周圍的丘陵山地也得到更大的開發利用，從而養活了更多人口。另一方面，封閉的地形地勢也使四川比較容易防禦外來的入侵，在戰亂中能保持相對的安定，或者成為穩定的後方。

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外來移民。四川的早期歷史記載蠶叢、杜宇等首領都來自成都平原以外，已經發掘的三星堆和金沙遺址也部分證實三四千年前發生的頻繁遷移。在古代，長距離的遷移不僅能使移民獲得新的生產和生活資源，找到合適的生存空間，而且是移民群體本身優勝劣汰的過程。而最終能在遷入地成功定居並繁殖綿延的，都是在體力、智力上的強者。秦滅川蜀和滅六國的過程中，大批移民遷入，帶去了先進文化。東漢末年中原大亂，大批移民進入川蜀，成為劉備建立蜀漢的中流砥柱。西晉時，大批氐人和漢人移民遷入，不僅建立了割據政權，也使當地的經濟、文化、人口得以在一次次戰亂中延續。這樣的歷史在唐末五代、明末清初等一次次重演。開發、定居、繁衍后的移民和移民後代熱愛他們的第二故鄉，在抵抗外敵時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堅毅頑強，顯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移民中客家人的後代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方言和宗族生活。隨著人口的增加，墾殖和開發區域的擴大，四川的經濟迅速恢復，名人輩出，近代各方面的四川籍名人幾乎都是移民的後裔。經過祖祖輩輩的辛勤努力，使四川迅速得到開發，因而四川無論在天災還是戰亂之後，仍能恢復為“天府之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省份之一。

盆地意識是指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四川人的特有意識。盆地意識有許多種理解。基本上，盆地意識是由四川盆地幾乎完全封閉的地理特性造成的。歷史上，由於四川盆地物產豐饒而使四川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自成一體，成為一個相當獨立的世界，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盆地意識通常有自足、自滿、自大等多種意思。

四川多奇山異水，同樣，四川人則多奇異人士，這也和四川盆地的封閉性和自成一體有關。四川地區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確實養了一些懶散之人，這一點在成都平原地區顯得尤為突出。《隋書》中稱“溺於逸樂”，正是“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的原因，這自然是指條件較好的成都平原地區。《宋史》認為蜀人“懷土罕趨仕進”，與《隋書》的記載異曲同工。這樣的文化氛圍與古代安土重遷意識相合，加上古代四川地理環境的相對閉塞又更加促使了這種安土重遷意識的加深。

歷史時期四川地區各小區內經濟文化發展差別是十分大的，四川因為歷史上數次大規模大範圍的屠虐，催生出四川人樂於生活，樂觀豁達又勤勞勇敢的性格。這種樂於生活不能完全理解為懶惰。

《隋書·地理志》稱四川成都人“士多自閑”，這可能在事實上造成了蜀人喜治學而不求仕進的風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蜀人在外的影響，故范鎮《東齋紀事》認為這種現象是在張詠以後才有所改觀的。

四川人對傳統的家鄉文化的依戀仍是十分強烈的，許多“少小離家老大還”的長者仍是鄉音未改，對麻辣的喜好也使許多人食俗不改，也影響到外地人，這正是川菜風行全國的基礎。今天四川已經大量走出去了，但卻以出賣勞力為主，省內城市“棒棒”、“扁擔”、“背篼”流行，省外“川軍”成了出賣體力民工的代稱。古代四川人在一些時期有樂於詩書而不求仕進的傳統，青山綠水，衣食易求，美人美食美酒美茶，詠詩作畫，好文刺譏，悠閑安逸，確實使歷史上一批四川文化人樂此不疲。今天，我們有魏明倫有棒棒軍有李伯清等等，在全國不乏影響，但四川的文化還不應僅僅如此，我們還應有更多的融入全國主流文化的科學家、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

敢為天下先、勇於開放、敢於創新——這是蜀文化的內涵特徵。這種精神從古以來一以貫之，不論在古代、近代還是現當代，都在持續地發生作用，不斷地表現出來。這裡不妨舉出幾個例子。在古代，古蜀人開創了以成都為起點的中外交流通道“南方絲綢之路”，最早把中國的名稱China傳播到西方世界；改革開放后，新中國第一家典當商行——華茂典當服務商行在成都開業。這幾個例子，可以說明蜀文化在歷史上和當代四川經濟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僻居內陸腹地的四川人，由於交通信息的閉塞，比起得風氣之先的沿海人，似乎很難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窮則思變，愈是閉塞便愈思開通，愈想打開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這種開通進取的狀態下，敢作敢為，以致在近現代以來的歷史上，開創了許多“敢為天下先”的典範。

在近代，四川保路運動“引起中華革命先”，成為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孫中山高度評價四川人的這種敢為天下先的歷史功績，他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起義或者要遲一年半載。”自20世紀初年的留學生運動湧進四川以後，鄒容、吳玉章等先進知識分子便開創了四川青年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虛心學習、學以致用的優良傳統。五四運動后，由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繼承這一傳統，掀起了四川青年留法勤工儉學的熱潮，在全國著為先鞭，人數之多僅次於湖南。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成為後來的革命元老和骨幹。

“百年川蜀革命潮流，保路運動肇其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這裡走出了世紀偉人鄧小平、“永遠的紅司令”朱德、“軍神”劉伯承、元帥陳毅等一大批功勛卓著的革命家。

改革開放以來，發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為”的大事更是層出不窮。在農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廣漢向陽人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大無畏的膽識和勇氣，第一個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掛起了“向陽鄉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陽人率先恢復鄉村建制的創舉，在全國農村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以此為開端的經濟體制改革，被正式寫進了國家的根本大法，載入了新中國的光輝史冊，向陽也因此獲得了“中國第一鄉”的美稱。

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經有企業改革發軔之作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還有新中國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於1980年12月誕生；成都率先打破《人民日報》廣告禁區，寧江機床廠於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報》登出廣告的舉動。

主持修建了中國早期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的戰國時期蜀守李冰，西漢閬中的天文學家落下閎等，世界聞名。

歷史上，四川就有“文宗自古出川蜀”的說法。四川是中國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三星堆文化為表徵的川蜀是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結構中的重要一元，在夏商時代是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惟一代表，在中國文明史上佔有十分顯赫的地位。

四川處於西南民族與漢民族的多民族互動交流地區，民族文化資源豐富多彩。它既是民族文化的交匯區，又是民族融合的交融區，同時還是介於內地與西南民族之間高文化、高科技的匯聚區和通道區。這使四川聚集了多種文化精華，匯聚了大批高文化人才，聚合、積累並生成四川文化上和科技上的極大優勢。四川的高文化表現出“水庫”特徵，不斷向外輸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斷從外引進高文化人才。

歷史上，四川的人才走出夔門后，常常是大展才華，“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馬相如、三蘇等，近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加成就了其“語不驚人死不休”，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當推唐代大詩人李白與杜甫。這種相反相成的“水庫”效應，恰應了“流水不腐”這句古話，構成了歷史上四川與外省文化在經常性的互動中互補的交流特點，它使四川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形態的同時，不斷更新其表層結構，從而得以站在中國文化主潮流的前沿。

漢代的司馬相如、唐代的詩人李白、宋代文豪的蘇軾、現代的文學家巴金和郭沫若等都是四川文人的傑出代表。

唐代女皇武則天、共和國時期的元帥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和世紀偉人鄧小平都是四川軍事或政治領域的傑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