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花鼓

關於商洛花鼓的起源，說法頗多。據鎮安、山陽藝人相傳，商洛花鼓始於湖南，上傳湖北，南由漢水傳至安康、漢中一帶；北由丹江傳到丹鳳、商縣、洛南一帶，進而傳入關中。而據丹鳳、商縣藝人相傳，商洛花鼓則是由漢代秦隴馬上鼓吹樂衍變而來，原為軍事操練和出征儀仗所用。范大成《桂海虞衙志》載，諸葛亮軍中就置有吹樂隊，以鑼鼓懸系腰間，手指擊之，口唱歌詞，迷潰敵人。《敦煌拾零》、《隋唐演義》等書也有這樣的記載，隋末瓦崗寨三十六兄弟，曾以“打花鼓”作掩護，計入敵營，救回了秦瓊，故有“唐將班子花鼓”之說。

五代以後，花鼓進入民間。宋雜劇中的“大迓鼓”、“迓鼓舞”、“跑漢船”等，就是其藝術化了的舞段形式。

北宋時，王禹偁在《畲田詞》、《賦得臘雪連春雪》兩首詩詞中分別記載了當時商洛古先民勞動歌舞的場面，這種以鑼鼓擊樂的表演形式與現代商洛民間的“八岔戲”、“小調戲”的音樂結構和表演形式極為相似，“田歌”也因此被認為是商洛花鼓戲的早期萌芽。

明末清初，商洛地區出現民間自娛自樂的小規模戲班，並有商州城隍廟、西關關帝廟、城內東門外土祠各建樂樓共三間戲樓。

道光五年（1825年），第一個有名稱的戲班“商州雙盛班”出現。自此以後至民國年間，商洛各地成立的各種戲班共有百餘個，其中既有“三女班”這樣的花鼓戲“窩子”，也有“唐將班子“這樣自樂性質的半職業戲班。這一時期戲劇班社的活動對傳播和發展商洛花鼓作用很大。

清光緒三年（1877年），湖北鄖陽遭受水災，許多災民通過打花鼓賣唱的形式到處飄流，靠“化穀物”維持生計，人們將其所唱之調叫“化谷調”，以後逐漸衍稱“花鼓調”，“化谷調”傳至商洛后，與當地流行的山歌、小調融合，兼收渭南、華陰秧歌、迷胡小調，最終形成具有濃郁地方特色並有動聽、樸實之風格的商洛花鼓。

新中國成立前，商洛花鼓幾瀕絕境。

新中國成立后，大批民間戲班或被國有劇團吸收改造，或被以政令的形式解散，民間戲班向城市高度集中。從1956年的《夫妻觀燈》開始，商洛花鼓首次實現了從民間“地攤子”小戲走向戲劇大舞台的成功嘗試，從此開始了商洛花鼓的現代化改造過程。

商洛花鼓也叫“跳花鼓”或“舞花鼓”，是一種在"跳"和"舞"中說唱的傳統民間藝術，因此，“跳”和“舞”便成為花鼓表演中一個最突出的特點，貫穿於一堂花鼓的人物表演始終。花鼓跳法多樣，姿態剛健優美，有蹦跳、閃跳、彈跳、扭跳、踏跳，有兔子跳、麻雀跳、側身跳、單腿跳、雙蹬跳，有三角跳、十字跳、之字跳、拐線跳、雙八字跳。跳的名目雖然很多，但表演起來卻沒有固定程式，由演員自由發揮，顯得優美大方、自然生動，耐人觀賞。

商洛花鼓的音樂形式依據內容可分為大筒子、八岔子和花鼓子三種。

• 八岔子

八岔子用八岔調演出，也叫八岔戲，多反映公子、小姐的艷情故事。其曲調分陽八岔和陰八岔兩種。陽八岔又稱硬八岔或大八岔，陰八岔又叫軟八岔或小八岔。陽八岔其特點是一人開唱，眾人幫腔。伴奏形式為演員清唱，鑼鼓配節，即演員清唱，在腔句之間穿插固定的鑼鼓點伴奏，不用弦索，句末由台後幫腔，成為“一人唱而眾人合之”的形式。它的聲腔結構是分腔、合腔、訴板相結合。陰八岔曲調開朗、豪爽而又抒情。節奏別緻。屬五聲徽調式。一般用於劇目開頭或行路時唱，在運用中可加其他小調來演唱。每個小戲中間只要有這兩個調的都可叫做“陰八岔”戲。

• 大筒子

大筒子以筒子胡琴伴奏，也叫筒子戲，屬於花鼓中的大中型戲。多表現歷史故事、民間故事和神話故事內容。大筒子是花鼓戲較高級的一種，具有文武場面，近於戲曲形式。因為棚子是它的舞台，其舞台次於演大戲的舞台，大於演小戲的檯子，所以叫二棚子。又因文場所用的樂器叫筒子胡，其形似二胡，琴頭較粗大，音色清脆、明亮、粗獷、渾厚。曲調有小生調、老生調、老配少調、半板、板半、陰調、放哀子等七種。

• 花鼓子

又名小調戲，因戲中的曲調是由民歌小調所構成，所以也叫小調戲。多反映當地人民的勞動與愛情生活。它保持了一般民歌的原貌，戲劇化的程度較少；曲調多，旋律節奏、調式變化較豐富。有的劇目以一曲多變形式演唱到終，有的以多種曲調聯用變化。曲式結構既有對偶句結構，又有啟承轉合形態。宮、商、角、徴、羽各類調式都有，以商、徴、羽調式居多，特別是商調特性較明顯突出（如【石榴娃燒火調】），唱腔豐富多彩。由戲名起曲名，曲調短小，節奏明快，旋律流暢。它的伴奏僅用鑼鼓按演唱的需要加在每一曲調的某一樂段或曲終處，詞格也無嚴格的局限，五、七、十字句皆有，還有不正規的穿句形式。據不完全統計，曲調有250多支。

早期的商洛花鼓只有筒子戲有文、武場伴奏，其餘的都只有武場（打擊樂）伴奏。後來搬上大舞台後，就文、武場都齊全了。

文場器樂：商洛花鼓的領奏樂器是筒子胡；包腔樂器有高音板胡、低音板胡、二胡、笛子；其他文場伴奏樂器有古箏、揚琴、琵琶、三弦、中胡、大提琴等。

武場器樂及鑼鼓經：商洛花鼓的武場樂器有干鼓、暴鼓、牙子、大鑼、小鑼、鉸子、堂鼓、大鐃鈸、小鐃鈸、撂鑼、鑔、銀鑼。

打擊樂的鑼鼓經分為起板銅器和動作銅器。起板銅器主要有兩種，即“單扭絲”和“雙扭絲”。動作銅器主要從秦腔借用、吸收而來。早期的花鼓戲儘管有部分開場鑼鼓，但多為花鼓子（指地圍子，玩燈等形式）所用，演奏上可長可短，隨意性強而戲劇性差。商洛花鼓戲打擊樂器的音色接近川劇擊樂的音色，比秦腔打擊樂的調略高。

商洛花鼓因流行地域和語音的不同，逐漸形成了商丹路（商州、丹鳳）和鎮柞路（鎮安、柞水）兩大流派。商丹路花鼓又被稱為北路花鼓，它以關中語係為主，雜以當地土語（部分也用下河語），曲調流暢、優美，婉轉柔和；鎮柞路花鼓又被稱為南路花鼓，它以鄂西北語係為主（當地稱下河語），摻用本地土語，曲調高亢洪亮，歡快明朗。

商洛花鼓的傳統劇目抄本和口傳本有100餘冊，代表劇目有《打鐵》、《打草鞋》、《石榴娃燒火》、《綉荷包》、《十月小懷胎》、《花牆會》、《賣翠花》、《吳三寶游春》、《李狗看花園》、《賈金蓮回河南》、《坐西樓》、《送香茶》、《小東樓》、《白扇記》、《小反情》、《蔡鳴鳳辭店》《張德和進店》、《王婆罵雞》、《正德王訪賢》、《血刀記》、《鞭打蘆花》、《山伯訪友》、《竇公送子》、《湘子化齋》、《鳳英賣酒》、《藍橋會》、《桑園配》、《陰陽扇》等。

商洛屬於秦楚文化交流之地，在商洛環境的孕育下，使得商洛花鼓地方色彩顯著。商洛花鼓包含了秦風的自由奔放色彩，同時滲透有楚風的婉轉細膩氣息。例如《花強會》戲目，容納了陝北秧歌的表演形式，附有秦文化特點。商洛花鼓匯聚了跑早船、秧歌以及跑魔女等地方特色，充分將秦地的地理環境與楚地的優美舞姿進行有效結合，突出商洛花鼓獨特的地域性色彩。在商洛花鼓表演中，劇日增加了北方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場景，語言突出商洛地區的本色，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文化傳承價值。

改革開放以後，商洛大量青壯勞力外出打工。在現代文化的影響下，農民的文化審美心理已經發生轉變。在農村，原先依附於婚喪儀式的各種戲劇表演已經被現代意義的樂隊所代替。文化生態環境已經給商洛花鼓戲的生存帶來不利影響。

2011年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中，商州市登記的民間花鼓藝人不足30人，且多數年齡老化，數十年未登台演出。錄下來的原唱聲帶多數唱詞不全，曲調不準，難以恢復。

辛書善，男，1940年9月生，陝西省商州市人。2017年12月28日，辛書善入選為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陝西省商洛市申報。項目名稱：商洛花鼓。

成立於1950年的商洛市劇團多次組織人力，深入山區調查研究、挖掘整理，將花鼓戲由原始的席棚、地攤搬上現代舞台。並吸收借鑒其他劇種和民間音樂之所長，對花鼓戲進行不斷的整理加工、改革創新，使之在技術上逐步成熟、風格上更加豐富、藝術上日臻完善。商洛市劇團還設立傳習所，舉行“文化遺產日”，開展非遺進社區活動，並組織拍攝《非物質文化遺產——商洛道情》專題宣傳片。

2017年06月12日，由商洛市文廣新局、西安全科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和商洛市劇團聯合攝製的商洛花鼓戲曲電影《帶燈》在陝西文投商洛國際影城首映，有效保護了商洛花鼓的傳承。

商洛花鼓以商洛、鎮安劇團為演出代表，繼1956年《夫妻觀燈》首演之後，1958年創作的《種核桃》參加西北五省區戲曲會演。

1982年3月，商洛花鼓《六斤縣長》在西安演出，受到陝西省領導馬文瑞、章澤等接見。

1983年3月8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演出，中央首長習仲勛及朱穆子、賀敬之、趙伯平、馬少波、俞林等接見合影；又受命赴天津、大港油田、上海、武漢巡迴兩月，訪問演出21場。

2018年11月19日，以脫貧攻堅為題材的大型商洛花鼓現代劇《情懷》在商洛影劇院首演，商洛市700多名黨員幹部群眾觀看了演出。

商洛劇團2002年創作的《月亮光光》在陝西省第三屆藝術節上獲得優秀劇目、最佳編劇等10個獎項，2003年代表陝西省參加第八屆中國戲劇節並獲得曹禺戲劇文學獎、特別獎和優秀編劇等七個單項獎，同年獲陝西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2009年該劇獲得文化部第十一屆中國戲劇“文華新劇目”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