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蔭

補蔭（補廕）

拼音：bǔ yīn ㄅㄨˇ ㄧㄣ

解釋：1.對因故而被取消的蔭封予以補封。

對因故而被取消的蔭封予以補封。

明代沈德符的《野獲編補遺·勛戚·陸炳恤典》：“時新鄭於王俊民補廕、唐樞復官事，抗疏力爭，謂初年用事之臣，凡先帝所斥者，盡褒顯之，幾同武王反商。”蔭補制度淵源流長，而在宋代，蔭補權的泛濫，在中國歷史上任何王朝都無法匹敵，儘管宋代科舉制度已經非常發達，通過科舉錄取的官員人數亦相當多，但是，官員子弟通過蔭補入仕為官的數量遠遠超過了科舉官員。在宋以後的元、明、清三代，蔭補制度基本上是以唐宋為藍本，而有所損益的。

《宋朝階級結構》第248頁說：“奏蔭或可稱蔭補、補蔭、恩蔭、資蔭、奏補、任子等”。第262頁扼要論述宋朝官員的蔭補特權，說“宋朝蔭補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續”，“宋太宗和宋真宗時不斷擴大蔭補的範圍和名目，蔭補之濫，便成為非常突出、十分嚴重的弊病”。

宋代蔭補，即恩蔭之濫，是普通常識，並非冷僻的問題。 《王安石變法》一書中就已談及“恩蔭”問題。《宋史卷》1984年版第322頁“蔭補”條是徐光烈先生所撰。開頭說，“亦稱‘任子’，‘世賞’。宋承舊制”。

中國自秦漢以後，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體，一直發展並延續至清末，在這樣政體的支配下，如何選拔官員管理國家事務，便成了歷代統治者十分重視的問題。它關係到整個封建官僚隊伍的建設，國家機器的運轉乃至王朝的長治久安。中國古代選拔官員的制度大體有三：以世卿世祿為特點的世襲制；以推薦為主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還有以考試做標準的科舉選官制。

蔭補制，是先秦時期世卿世祿制度的變種，是一種變相的世卿世祿制度。秦漢之時，世卿世祿制度逐漸崩潰，蔭補制度漸漸興起，到漢代，“二千石九卿得蔭子弟為郎”，但此時還沒有成為一種經常性的固定的選官方式，故而史稱“漢之奏蔭，雖有定製而未始有常恩”。

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盛極一時，漸漸發展到只憑門第入仕，蔭補制受到壓抑。隋唐時期，科舉制度興起，統治者為籠絡官僚隊伍，維護其既得利益，制定了詳細的蔭補法。唐代的蔭補法規定了官員依品級來蔭補其子孫，總的說來五品以上皆可得蔭補，並規定“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宋初，基本上沿襲了唐、五代時期的蔭補舊制，“台省六品，諸司五品已上官皆得蔭補”。

到了王朝逐漸穩定的時候，因而需要更多的忠實於趙宋皇帝的官員去接管五代時期各國的領土，以鞏固其統治基礎。於是在擴大科舉取士的同時，也大量錄用官員子弟為官，以不斷充實和加強官僚隊伍，各種形式的蔭補相繼出現，蔭補人數大量增加。宋真宗即位后，官員蔭補子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之後的政府雖然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都沒能改變宋代蔭補官員泛濫的局面。在宋以後的元、明、清三代，蔭補制度基本上是以唐宋為藍本，而有所損益的。

宋代的蔭補制度在整個古代蔭補制度的發展變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以宋代蔭補制度為標準，與歷代蔭補制度作比較，可以更好的理解古代這種選官方式。

銓試和呈試

宋代考試製度發達。無出身人如蔭補、軍功補官、進納補官等以及科舉第五甲及特奏名入仕的人，在“出官”以前，均須通過吏部主持的銓試和呈試以便獲得參選資格。“文臣初出官有銓試之科，武臣初出官有呈試之法，其試中者，始得放行參選”。這是宋政府為了保證官員素質的重要舉措。因為蔭補入仕是宋代入仕人數最多的一類，所以銓試和呈試的主要對象是蔭補官員。

宋初蔭補官員的考試非常簡單，武官甚至只要能念誦《論語》即算合格，這主要是由於宋初蔭補之人尚少，銓試法和呈試法還沒有完全成型的緣故。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仁宗慶曆年間，慶曆三年（1043年）十一月，仁宗頒布了《任子詔》，標誌著銓試和呈試法成為了一種制度。雖然宋代規定了蔭補官員必須參加銓試或呈試方准出官，可是蔭補官員憑藉其自身的勢力、關係網往往能免試注官，即便是參加考試，也會用作弊手段矇混過關，很容易通過考試獲得出官機會。因此說，銓試、呈試對蔭補官員的約束是十分有限的。

補蔭

自從實行科舉（圖為宋朝科舉場面）之後，在古代，普通人走向仕途的途徑幾乎都在這條道上。不過在宋代，除了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員外，朝廷還有制定了其它一些制度，作為人們進入仕途的補充，這些是和前代有所不同的。

第一，蔭補：宋代以恩澤而得官的不止於直系子孫，而且可以推到旁支、異姓，甚至於門客。得蔭補的機會有大禮蔭補、致仕蔭補、遺表蔭補等。所以一遇郊祀之年，就有許多人湧入官序之中，增加了官僚機構的壅滯之弊。

第二，磨勘：所有在官場任職的人，經過一定時期，都可以申請敘遷。經查明其資歷與敘遷的規定相符，不需視其在職務上有何特殊表現，都可以逐步上升。名為磨勘，實際只是例行公事，不過是防止偽造文件和日期而已。

第三，請郡：宋代高級朝臣，可自己申請到願意去的地方任知州，藉以休養。這與唐代出任刺史多帶左遷意義不同。

第四，祠祿：宋代的所謂祠祿是以道教宮觀為名安置官員，給予一定待遇，以示優禮。最高級的稱為某某宮使，專以安置罷退之大臣，次級為提舉某處某宮某觀，最低一級為監獄廟。這些官員都無實際職事。這種位置若不是自己主動陳請而得，就有包含貶降的意味，與唐代之分司官帶有投閑置散意思略同。

第五，宋代初期，寄祿官與職事官極為混亂，最奇特者，選人初授之官皆以幕職令錄為名，而所任之職都與此毫不相干。例如有以京四路某縣令為階官，而實任河北路轉運司勾當公事；有以陝西路節度判官為階官，而實任河東路某州州學教授。至宋神宗以後，才另定官階之名，不與職事官相混。文階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承務郎，每四年一轉，無出身者為資轉，有出身者可超資轉，至奉議郎則仍逐資轉。轉至高級，即不按資而由特旨除授。武階官略同，醫官內侍官之階官另有規定。因此，宋人官銜中之某某郎，某某大夫，就是表明某資歷等級，而且凡是科目出身的人加“左”字，無出身的人加“右”字。

第六，宋代官員的寄祿官名稱前大都加上“權”、“行”、“守”、“試”等字，以表示職事官與寄祿官的關係。凡除授職事官，都依寄祿官階的高低，在寄祿官前加這些字。其中侍郎、尚書初次任職，必定擔任“權”官，也就是說，有一定的試用期，然後升為真官，再正式冠以“試”、“守”或“行”字。神宗官制改革，規定分行、試、守三等：凡官員的寄祿官高於職事官一品的，帶行字；寄祿官低於職事官一品的，帶守字；寄祿官低於職事官二品以上者帶試字。職事官相同而寄祿官前行、守、試字不同的官員之間，職錢也有一些差別，如御史大夫和六曹尚書，“行”字者每月職錢六十貫，“守”字者五十五貫，“試”字者五十貫。職事官與寄祿官相當的官員，則不稱行、守、試，其職錢按“行”者發給。

第七，在宋代的官員中，有一部分附加性官銜失去了實際意義，幾乎變成了單純的虛銜，但仍保留其爵和食封、食實封。爵增為十二級，即王、嗣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公、開國郡公、開國縣公、開國侯、開國伯、開國子、開國男。凡是封爵都有食邑。食邑從一萬戶到二百戶共分十四等。食邑仍是虛數，食實封才有收益。食實封從一千戶到一百戶共分七等。實封數約為虛封數的十分之四。食邑還不限於封爵，凡是宰相、親王、樞密使、三司使、殿閣學士以至侍郎、卿監等文武大臣，或位臻將相，都賜食邑。食邑增加到一定數量，則可循資封公封侯。食實封者，按實封一戶，每日計錢25文，隨官俸向官府領取。這些封爵食邑、食實封等都沒有子孫世襲的規定。

高宗中興，重定《補蔭法》，內外臣僚子孫期親大功以下及異姓親隨，文武各有等秩，見《職官志》。

建炎元年，詔：“宰執子弟以恩澤任待制以上者，並罷。”紹興四年詔：“文武太中大夫以上及見帶兩制職名，依舊不限年。內無出身自授官后以及十五年，年及三十、不系宮觀責降之人，聽依條補蔭。”七年，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

祖宗時，仕至卿、監者，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厥後私謁行，橫恩廣，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祖宗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蠹政事，望議革其弊。”會思誠去國，議遂革。舊法，惟贓罪不許任子，新令並及私罪從，有司以為拘礙者多，遂罷新令。又詔：“宰執、侍從致仕遺表，惟補緦麻以上親，毋及異姓。”二十二年，以武臣多出軍中，爵秩高而族姓少，凡有薦奏，同姓皆期功，異姓皆中表，閭巷之徒附會以進。命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詭冒者連坐之。帝於後妃補蔭，每加裁抑，詔后族不得任從官。

雖然說，蔭補官員可以毫不費力的通過銓試和呈試獲得差遣。但是他們在所承擔的差遣上仍然受到種種限制，這是由他們自身情況決定的，蔭補官員屬於無出身的人。在宋代，政府推崇科舉入仕的有出身之人，而對以蔭補官員為主的無出身之人，則多予限制。主要反映在除授差遣和敘遷兩個方面。

在差遣方面，一般來講，蔭補官員不得擔任高級清要之職。比如，蔭補官員一般不能任台諫、兩制、外交使節等職。台諫官是執政官員的候選對象，地位很高，被人看重。蔭補官員若任此職，必遭非議。靖康元年（1126年），唐恕以蔭補官員的身份任監察御史，御史中丞陳過庭上言：“自祖宗以來定令，本台僚屬非有出身，未嘗除授，近者唐恕除監察御史，恕實有行業，士類推許，倘使分領六察，固優為之。然以蔭補入仕，有違祖宗條例，恐此一開，自是袴襦之子攀援進取者，足相躡於憲府矣，欲乞改除一等差遣”，終於“詔以恕為郎官”。

從這則史料中不難看出，台諫之官，是歷來不允許蔭補官員擔任的。兩制官即指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對出身的要求就更嚴了。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年)，曾頒布詔令“翰林學士，兩省官及館閣今後併除進士出身人”嚴格限制無出身的人擔任翰林學士。據《石林燕語》記載韓維、林振彥是宋朝僅有的兩個由蔭補出身而任兩制官的人。

在敘遷方面，對蔭補官員的限制更大。宋代文臣寄祿官可分為選人、京朝官兩大類。京朝官又可分為京官，朝官。每一類官員各有其磨勘、敘遷之法，出身不同，磨勘年限和升入官階便不相同。根據《長編》，在同等條件下磨勘，蔭補官員較進士出身的官員所得的官職要低，且所用時間也較長。蔭補官員若要升遷到與有進士出身官員同樣的職位，則要多花一倍的時間。

無論是文臣還是武臣，想要通過磨勘一階一階的升到高官，是萬分不容易的，蔭補官員因為沒有出身，則顯得更加艱難。

不過，蔭補官員中也有三六九等之分，高級官員特別是高級武官的子弟，因出身將門往往能快速的升至高官，象石守信、王審琦、曹彬等人之子，就屬於這種情況。而大多數中下級文武官員的子弟，要升至高官是很困難的。宋真宗時期，制定了宋代的第一部蔭補法，所受蔭補之人全都是武階官的小使臣，沒有文官。至天聖五年(1027年)，始分文資、武資。據慶曆三年(1043年)的蔭補法，文官多補將作監丞以下的京官和選人階，而武官仍舊補小使臣階。

到熙寧年間，文官除宰相之子蔭補階由將作監丞降為大理評事外，其餘則不變，武官蔭補階雖然有很大的調整，但仍是蔭補小使臣階，又以其中三班奉職，三班借職為最多。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官，所蔭補的級別都非常低。宰相之子也不過蔭補正九品的大理評事，更多的官員則蔭補末等京官和選人階；而武官則為清一色的小使臣階，最高的東頭供奉官也只是從八品。第二個結論是，在蔭補的官員中，武官始終佔大多數。

宋代選官的途徑雖然很多，但主要的仍是蔭補和科舉兩途。以南宋李心傳記載的《嘉定四選總數》為例，嘉定六年（1213年），蔭補出身官員佔57%，科舉出身官員佔28%，其它出身官員佔15%。在《宋史》列傳中（不包括后妃、宗室、列女等傳）各類科舉、制舉以及學校舍選出身共有980人，約佔總數的70%，恩蔭出身共有231人，約佔總人數的17%，其它出身人佔13%。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蔭補和科舉出身的官員，佔據了官員的大多數，而蔭補入仕的人數又遠多於科舉入仕的人數，只是由於《宋史》列傳中所載的多是在中央、地方任職的要員，而這些官員大部分是出身科舉的，所以蔭補官員雖在總量上多於科舉入仕者，但真正能進入《宋史》中的人數卻並不多。在兩宋135位宰相中，僅有沈義倫、呂端、陳執中、賈似道四人為蔭補出身。

蔭補作為一種制度出現應該是在漢代，據宋人章如愚《山堂群書考索》中說：“任子保任之法，任子之說起於劉向以父任為輦郎，袁盎以兄任為郎中，釋者曰‘言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而眉山蘇洵上書仁宗亦云所謂任子，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雲爾。”

漢代任子入仕的官階是很低的。但在任用方面卻可達到很高的地位，如劉向（以父劉德為宗正而入仕為輦郎）曾位列九卿，與蕭望之、周堪、金敞等共同輔政，蘇武（因父蘇建為衛尉而蔭為郎）從匈奴返回京師，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至於霍光（以兄驃騎將軍霍去病出為郎）更不用說了，輔政重臣，位列大將軍，廢立皇帝，權傾內外。把漢代的任子與宋代的蔭補作一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漢代任子範圍要小得多，宋代文武官員五品以上皆可獲得蔭補權利，而漢代則僅限於二千石以上官員。另外，漢代以任子出身的官員常可至三公九卿之大官，如霍光、劉向等，他們的出身並不受人非議，其中劉向還曾被列位三公的蕭望之、周堪推薦。可是宋代蔭補官是絕難達到顯赫的地位的。

唐代蔭補制度已經很完善了。和宋代比起來，唐代蔭補的品階是很高的，宰相之子初官便可為正七品的官員，宋代宰相之子僅為九品京官。從日後的發展來講，唐朝有369名宰相，士族地主出身者有125名，其中蔭補者25名，佔20%；在200餘名庶族地主出身的宰相中，蔭補者佔11%，兩者平均，蔭補出身的宰相佔總數的16%。這個比例要遠大於宋朝，可以說唐代的蔭補子弟在高級官僚隊伍中是不乏其人的。

再從素質上比較，唐代雖有李德裕，裴行儉等一、二賢者，可是時人關於蔭補官員素質過低的論斷，也不絕於書。馬周嘗言“今不肖襲爵嗣職，則兆庶被殃”，魏玄同言“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腳之類，技能薄而門閥高，請裁”。可見，唐代蔭補官員雖能躋身高位，但能力卻很一般，也沒有對國家起多大的作用。

明代，文官和武官實行兩套完全不同的蔭補制度。就文官來說，子弟必須經過科舉考試，中得進士后，才能按照資格獲得品階、俸祿、官職等。成化年間，為了進一步提高蔭補官員的素質，規定凡蔭補者均須送到國子監讀書，稱其為“官生”，待學習期滿，參加科舉，中得進士后，方授官職。與文官不同，武官子弟可直接承襲父輩官職。明代武官階為六品十二級，正一品至從二品為流官，不允世襲。正三品之下的軍官均可承襲。

如正統年間，兵部尚書王驥守衛有功，特賜“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歲祿二千石，其子世襲指揮同知。武官子弟的世襲不用經過科舉，而要進入武學，接受軍事訓練。然後通過比武，成績優異者，方可襲職。從明代的蔭補情況來看，在文官方面，對蔭補官員的要求較宋代嚴格，須獲進士出身，方能授官。所授官職也較宋代高。在武官方面，與其說是蔭補授官，還不如說是世襲。

這在錦衣衛中尤為突出。永樂時規定，只要有軍功，兄弟諸侄均可襲職，這樣造成了軍隊中冗官現象嚴重，人浮於事，戰鬥力極差。而必須參加比武才能授官的制度，使投機鑽營，賄賂考官之風盛行。嘉靖時，詹事府詹事霍韜曾說：“自永樂后，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這倒是與宋代蔭補官員的銓試和呈試相差無幾。

清代的蔭補叫蔭生，有“難蔭”“恩蔭”“特蔭”三種形式。“難蔭”，順治三年(1646年)制，規定“官員歿於王事者，依應升品級贈銜，並蔭一子入監讀書，期滿候銓”。雍正年間，又進一步規定，“官員因公差委，在大洋、大江、黃河、洞庭、洪澤等湖，遭風漂歿者，依應升品級蔭贈，在內洋，內河漂歿者，減等蔭贈。八品以下，贈銜不給蔭”。光緒時“現任官遇賊殉難及軍營病故者”可升階升銜贈給實官補蔭或依現任官蔭贈。“恩蔭”始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詔滿、漢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監。護軍統領、副都統、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學士以上之子為蔭生，余為監生”。

乾隆年間，規定蔭補入仕的官員必須經過考試，其“文理優通者，交部引見。荒謬者，發回原籍讀書。三年再試”。“特恩”主要是皇帝為照顧表彰一些有功績的名臣，而加恩於他們的後裔。乾隆三年（1738年），下詔說：“皇考酬庸念舊，立賢良祠於京師。凡我朝宣勞輔治完全名節之臣，永享禋祀，垂譽無窮，其子孫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漸就零落者，朕甚憫焉。其旁求賢良子孫無仕宦者，或品級卑微者，各都統、督、撫擇其嫡裔，品行材質可造就者，送部引見加恩”。

在這三種蔭補中，以恩蔭為最多，滿洲八旗子弟一般都是由恩蔭進入仕途的。在蔭生授官例中規定：“公侯伯一品官蔭生以部院衙門五品缺用，二品官蔭生以六品缺用，三品官蔭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蔭生以八品缺用”。另外，漢蔭生還有內用、外用、改武職之分，總的來說，所授官職要低於滿人。和宋代的蔭補比起來，清代蔭生範圍要較小，只是四品以上官員可獲蔭補資格，且有滿、漢之分。

清代的八旗子弟特別是在中期以後，養尊處優，貪圖享樂，不思進取，自身謀生都很困難，不但大量耗費國家錢財，而且也助長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總的說來，蔭補官員初官所得的品階經歷了一個從高到低再到高的變化，其中宋朝是這個變化的谷底，宰相之子也不過是正九品京官，明清時，二品官員之子都可補到正六品官階。

在從蔭補官員入仕的政治前途上來看，以宋朝為分界，宋以前蔭補官員多有至宰相、大將軍者，宋以後，科舉逐漸發展，蔭補官員的政治地位下降，明代文職蔭補官員甚至要考取進士，方能入仕為官。

從蔭補官員的素質和對國家的影響上來看，歷代則相差不多，歷代有作為的蔭補官員都是絕對少數，大多碌碌無為，尸位素餐。這其中以宋朝所受消極影響為最大，這與宋代蔭補之濫，冗官問題嚴重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