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學社

船山學社位於中山東路。最早是曾國藩祠，始建於1875年。1914年在祠堂創辦船山學社，以研究和發揚王船山的思想。根據胡適的回憶，毛澤東依據了他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並來他家要他審定。所以“湖南自修大學”的名稱是由胡適造的。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1921年9月，毛澤東、何叔衡等人興辦的湖南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的社長賀民范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1922年11月，李達受邀擔任校長，李維漢、夏明翰等人在此學習和教書。1923年11月，自修大學被湖南省長趙恆惕以“學說不正”為由查封。1938年建築毀於文夕大火，1954年在原址復建，復原陳設了毛澤東、何叔衡的卧室和湖南學生聯合會辦公室、自修大學圖書館，介紹毛澤東在自修大學的情況；以及在自修大學學習過的部分人員的照片及生平事迹等。1964年對外開放。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王船山，即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 中國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學家。字而農，號姜齋，別號一壺道人，是明清之際傑出的哲學家、思想家，與顧炎武，黃宗羲同稱明清三大學者。晚年居衡陽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

明崇禎年間，王夫之求學嶽麓書院，師從吳道行，崇禎十一年（1638）肄業。在校期間，吳道行教以湖湘家學，傳授朱張之道，較早地影響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學統中的濟世救民的基本脈絡。

明亡后，清順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陽舉兵抗清，阻擊清軍南下，戰敗退肇慶，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對王化澄，幾陷大獄。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沒，式耜殉難，乃決心隱遁。輾轉湘西以及郴、永、漣、邵間，竄身瑤洞，伏處深山，后回到家鄉衡陽潛心治學，在石船山下築草堂而居，人稱“湘西草堂”，在此撰寫了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

王夫之三十三歲以後就開始“棲伏林谷，隨地托跡”，甚至變姓名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懇著述，垂四十年，得“完發以終”,始終未剃髮。這是一個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王夫之學問淵博，對天文、歷法、數學、地理學等均有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文學。哲學上總結並發展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讀四書大全說》卷十），以為“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為客觀規律。又以“絪蘊生化”來說明“氣”變化日新的辯證性質，認為“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強調“天下惟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周易外傳》卷五）。由“道器”關係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反對保守退化思想。又認為“習成而性與成”，人性隨環境習俗而變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養其習於蒙童”。在知行關係上，強調行是知的基礎，反對陸王“以知為行”及禪學家“知有是事便休”觀點。政治上反對豪強大地主，認為“大賈富民”是“國之司命”，農工商業都能生產財富。文學方面，善詩文，工詞曲。所作《詩繹》、《夕堂永日緒論》，論詩多獨到見解。所著經後人編為《船山遺書》。其一生堅持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戰鬥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學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大全說》、《張子正蒙注》、《思錄內外篇》、《黃書》、《噩夢》等。墨跡傳世稀少。《大雲山歌》書風神清氣舒，可謂難得珍品。

清代的思想，是對歷代思想的一次大綜合。清代學者們對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但他們為時代和知識所限，除掉經籍的考證與訓詁一途外，絕少能把歷代思想發揚光大。在發揚光大方面，王夫之最為博大精深，但卻及身而絕，沒有傳人。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歷史觀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現在他的《讀通鑒論》和《宋論》兩部書里。《讀通鑒論》有三十卷，《宋論》有十五卷。據王夫之的兒子王敔在《姜齋公行述》的說法，王夫之－末年作《讀通鑒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製作輕重之原。諸種卷帙繁重，皆楷書手錄。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其藏於家與子孫言者，無幾焉。由此可看出這些書的寫作過程是非常艱苦的。

王夫之一生著書320卷，錄於《四庫》的有：《周易稗疏》、《考異》、《尚書稗疏》、《詩稗疏》、《春秋稗疏》等。嶽麓書院建船山專祠，以紀念這位不朽的大師。著作編入《清代船山全書》。

中國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著作總集。王夫之一生著述近100種、400餘卷。哲學著作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詩廣傳》、《張子正蒙注》、《思問錄》、《讀四書大全說》、《黃書》、《老子衍》、《莊子通》、《讀通鑒論》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王夫之遺著18種，名《船山遺書》。同治初年，曾國藩、曾國荃兄弟重新彙刊《船山遺書》，合經、史、子、集四部，共58種，另附《校勘記》，為金陵刻本；光緒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書院補刻6種，統稱曾刻本。1930年，上海太平洋書店依曾刻本體例，重新用鉛字排印《船山遺書》，補入新發現手稿6種，共輯王夫之著述70種，為搜集最全之印本。1982年湖南嶽麓書社在舊出《船山遺書》基礎上，重新精校編印《船山全書》。

民國初年，湖南長沙還出現了一批以保存國粹，弘揚國學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以劉人熙為代表，創辦船山學社，發行《船山學報》，在湖南教育文化界產生了相當影響。

劉人熙，瀏陽入，字民生，號蔚廬，早年就讀長沙城南書院，服膺船山學說，注重經世之學，曾任廣西道員；1907年，出任湖南中路師範學堂監督、法政學堂總辦。這年秋，湖南教育會成立，被推為會長。辛亥革命后又一度擔任都督府民政司長，因感社會政事日非而辭職。劉人熙認為王船山學說是“救時之良方”，呈請成立了船山學社，編輯了《船山學報》，並創辦船山中小學，籌建船山專詞、船山大學和船山圖書館。劉人熙的目的，是想通過這些活動來弘揚傳統國學，並依憑它改良社會。反對封建君主專制，1915年袁世凱企圖復辟專制時，與貝允昕等創辦《大公報》，公開抨擊欲帝制自為者。護國戰爭后，劉人熙短暫擔任湖南代理督軍兼省長。1918年與上海愛國人士組織策進永久和平會，劉人熙被推為會長，次年病逝於上海。遺著有《蔚廬文稿》、《蔚廬詩集》、《蔚廬文集》、《劉人熙日記》等。

劉人熙與船山學社的創始人都是傳統的道德決定論者。他們一致認為，民初之所以社會動蕩，其根本原因在於固有道德淪喪。因此，他們以拯救社會的精神道德為己任；船山學社創辦的本意即在於此。所以有人評論說：“先生(劉人熙)組織斯社之意，一面為撫懷先哲，表彰船山之絕學；一面為拯溺救焚，亟於維持人心風俗……，本社對於討論學說，須以闡發義理為主旨；對於指導社會一世之事，必以提倡道德為要素。”《船山學報》的發刊也是如此，第一期所載的《學報敘意》說：“船山學報何為而作也，憂中華民國而作也……，逐日權利之爭幾危社耀，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墮落為其病源。”

既然以維持人心風俗為目的，那麼怎樣來做到這一點呢？船山學社同仁認為辦法是提倡氣節，發揚國學，演進文化，首先是重新弘揚與廣大孔子學說。陳言，要提倡道德必須先昌明一種社會歷史上最有勢力的道德學說，使人人聞之而生信仰之心。信仰既深，才會奉行，而我國社會上、歷史上最有勢力的道德學說都是以孔子為源頭，因而“舍昌明孔子之學說無下手處”。為此，他們對孔子學說極盡讚美之辭，稱“集群聖之大成，為生民所未有”；“大義微言，搔之無盡“；認為要改善社會道德“不必專販異說以求新，在溫故而知新則日新之盛德在是矣。”

孔子學說，是中國數千年道德精神的主體核心，在新的歷史時代倡言對它“溫故而知新”，實質是回歸到1日傳統中去。船山學社的演講和《船山學報》所刊的文章，相當一部分都是以闡發、頌揚舊倫理道德為主旨的。如1915年7月的千次船山學社的演講上，一位演講人為“三綱”一一加以辯護。認為君權太重固為暴政，但如君上無權，那麼人自為政，又怎能圖治？所以君綱不能廢。父虐子、父虐妻固為野蠻，但不孝也是莫大的罪惡，所以父綱也不可廢。至於陰盛陽衰，牝雞司晨，更是衰世之象，因而夫權更不能廢。演說者甚至主張當時普遍興辦的女學應對女生訓以“四德三從”，培養她們為賢婦賢母，與當時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徹底否定舊倫理道德，重鑄新國民道德相比，一部分船山學社人士的思想觀念顯得保守與陳腐。保守的道德觀並引發出錯誤的政治觀，對舊孔學的無限推崇，使他們與北洋政府尊孔復古的逆流相合拍。學社社員對把孔、把天的決定倍加讚賞，再三強調“尊孔誠是也”。而對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行動卻表示不滿，指責他們發動“二次革命”是製造社會動亂，目的是爭當總統。劉人熙在發揮王船山義利之辯時曾這樣說：“以義而開民國，武昌振臂一呼，天下響應，五族共和，漸積之熱然也；以利而爭總統，南昌首難，碟血長江，末六旬而逮逃洋外，義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顯然乎?”稱孫中山、黃興等人護衛共和之舉為爭利，顯然是一種誤解。

應該指出，船山學社的多數參加者與葉德輝等不同，他們並不反對推翻清王朝，而贊成建立民國；當袁世凱復辟帝制自為時，船山學社的許多社員都公開加以抨擊。但船山學社與女船山學報》宣傳尊孔，主張借復興舊道德以救治社會的主張，卻在客觀上形成一股強大的保守主義思潮，直接影響了新文化運動在長沙及湖南的展開。而這股思潮之所以會在民國初年的湖南長沙得以形成，大致有3個方面的原因：

1.湘軍的傳統影響。以衛道為旗幟的湘軍集團興起后，在湖南本士大大強化了傳統的保守意識。維新、革命的衝擊，新教育、新報刊的發展，都未動搖它的根基。衛道觀念，仍是一部分湖南知識分子的基本觀念。1915年，《船山學報》第2期刊登過一篇題為《論衛道之精神》的文章，文中先極力讚揚“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方物，峻極於天”；次攻擊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是“異端紛起”；再宣揚護衛“聖道”、“名教”，其中心旨意及語調筆法，都與湘軍的《討粵匪檄》如出一轍。

2.雖然辛亥時期湖南志士是極為活躍，人數又十分可觀的一個群體，但只要細加剖析，就可以發現他們中間的相當部分人並沒有理解和接受民主共和思想，思想中佔主導地位的還是以“夷夏之辨”為核心的種族意識。當他們在以“排滿”相號召時，還深切地追憶自己漢族祖先的輝煌業績。然而，就在這回顧以前歷史，挖掘其中值得誇耀的東西時，保護國粹的意念便油然而生了。於是，一些原先很激進的民族革命者，在辛亥后又很快變成了傳統文化的護衛者和新文化的反對者。

3.由於長沙地處南北要道，在民初的軍閥混戰中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戰災頻繁，兵匪共起，百業凋零，民不聊生，因而社會秩序的混亂和政局的動蕩更超過其他地區。從1911年11月響應武昌起義到1919年的8年中，僅都督就易位9次，這使原來對共和制度充滿希望的人們迅速跌入失望的深淵之中。他們痛切陳言，“自民國以來，人民感受種種痛苦，毫無福利可言”；“理想中莊嚴准琛之中國，亦僅成夢幻耳”。自擊以來，中國人似乎就受一種思維習慣的支配，一旦現實使人感到失望，人們總是把目光投向已消逝的古代，去追尋堯舜大同、三代盛世的幻夢，企圖從傳統中覓藥方，以復古求出路。民國初年的長沙及湖南士人也沒有越出這個規範，從而為國粹意識的泛濫盛行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應該指出，船山學社的多數參加者與葉德輝等不同，他們並不反對推翻清王朝，而贊成建立民國；當袁世凱復辟帝制自為時，船山學社的許多社員都公開加以抨擊。但船山學社與女船山學報》宣傳尊孔，主張借復興舊道德以救治社會的主張，卻在客觀上形成一股強大的保守主義思潮，直接影響了新文化運動在長沙及湖南的展開。而這股思潮之所以會在民國初年的湖南長沙得以形成，大致有3個方面的原因：

1.湘軍的傳統影響。以衛道為旗幟的湘軍集團興起后，在湖南本士大大強化了傳統的保守意識。維新、革命的衝擊，新教育、新報刊的發展，都未動搖它的根基。衛道觀念，仍是一部分湖南知識分子的基本觀念。1915年，《船山學報》第2期刊登過一篇題為《論衛道之精神》的文章，文中先極力讚揚“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方物，峻極於天”；次攻擊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是“異端紛起”；再宣揚護衛“聖道”、“名教”，其中心旨意及語調筆法，都與湘軍的《討粵匪檄》如出一轍。

2.雖然辛亥時期湖南志士是極為活躍，人數又十分可觀的一個群體，但只要細加剖析，就可以發現他們中間的相當部分人並沒有理解和接受民主共和思想，思想中佔主導地位的還是以“夷夏之辨”為核心的種族意識。當他們在以“排滿”相號召時，還深切地追憶自己漢族祖先的輝煌業績。然而，就在這回顧以前歷史，挖掘其中值得誇耀的東西時，保護國粹的意念便油然而生了。於是，一些原先很激進的民族革命者，在辛亥后又很快變成了傳統文化的護衛者和新文化的反對者。

3.由於長沙地處南北要道，在民初的軍閥混戰中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戰災頻繁，兵匪共起，百業凋零，民不聊生，因而社會秩序的混亂和政局的動蕩更超過其他地區。從1911年11月響應武昌起義到1919年的8年中，僅都督就易位9次，這使原來對共和制度充滿希望的人們迅速跌入失望的深淵之中。他們痛切陳言，“自民國以來，人民感受種種痛苦，毫無福利可言”；“理想中莊嚴准琛之中國，亦僅成夢幻耳”。自擊以來，中國人似乎就受一種思維習慣的支配，一旦現實使人感到失望，人們總是把目光投向已消逝的古代，去追尋堯舜大同、三代盛世的幻夢，企圖從傳統中覓藥方，以復古求出路。民國初年的長沙及湖南士人也沒有越出這個規範，從而為國粹意識的泛濫盛行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船山學社位於長沙市中山東路湖南少兒圖書館西側，它的前身是曾國藩祠。上世紀之初，湖湘學人為紀念明末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並講習他的學術思想，創辦了船山學社。因為王夫之晚年隱居於南嶽七十二峰之一的蓮花峰石船山下，後來的學人就以“船山先生”來稱呼他。

毛澤東同志在一師範讀書時，經常來船山學社聽課。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同志擔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委員會書記，為了培養黨的骨幹力量和宣傳馬列主義，他和何叔衡找到了船山學社董事長仇鰲先生，商量創辦自修大學。

毛澤東非常誠懇地說：“要想做好這件大事，無屋、無錢，光憑一身力氣，辦不成。有屋、有錢，還需好漢幫才能成氣候喲。”

辛亥革命元勛，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主持湖南黨務的仇鰲（1879-1970）思考一陣，鄭重表態：“可騰出船山學社裡的房屋供你們使用。我將儘力從省政府爭取些款項，給你們做辦學經費。我覺得應在這‘自修大學’四字前面再加上‘湖南’兩個字，就氣派多了。”毛澤東、何叔衡看到讓自己擔心的事，此時總算有了眉目，兩人不約而同地提出：誠請亦山（仇鰲字亦山）先生出任“自修大學”校長。仇鰲點頭答應，並為“湖南自修大學”寫了校牌。

船山學社要辦湖南自修大學的消息傳開，晚清遺老遺少出面抵制，聯名上告官府，不允許在船山學社內創辦自修大學。

42歲的仇鰲先生召開船山學社董事擴大會。他大義凜然，手無講稿，不卑不亢地講：“現在有識之士提出願到船山學社內辦學，來思賢講舍做學問，辦教育，讓閑置少用的講堂房屋，物有其用，讓船山學社恢復昔日琅琅書聲，這樣實實在在的好事，何樂而不為呢？怎可拒之？我深信孔子、孟子、王船山、郭嵩燾等各位聖賢對此舉措，是不會提出異議的吧！”

仇鰲繼續說：“自修大學內設特別班、補習班，把那些缺衣少食的平民，被人看不起的‘睜眼瞎’、‘光腳板’的泥腿子收進船山學社聖堂，讓他們識字、讀書，教他們明事理，改弊習，讓優異的國粹文化擴展到廣大農村，深入億萬人心中，是多好的事呀！這不正是落實船山學社‘求適於用’的寫照嗎？”

仇鰲據理駁斥，條分縷折，深得人心，會場上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事後，仇鰲即通知毛澤東、何叔衡速派人到省政府有關部門辦理由船山學社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的事宜，名正言順地爭得省政府每月400多塊大洋的辦學經費。

這所大學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第一所培養幹部的學校，從1921年8月創辦到1923年被查封，自修大學學員共達200多人，為黨培養和輸送了大批骨幹。

1950年新年過後，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設宴歡迎來京的仇鰲時說：“你為我黨創建湖南自修大學之事，親自出面，力排眾議，協調周旋，給我們籌集到每年4000多塊大洋，這筆錢當時很頂用，為我們黨的事業幫了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