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曲

俗曲

俗曲多數由農村的民歌流傳衍變而來，因此二者間有時難於劃分。俗曲的歌詞內容，主要反映城鎮社會生活。由於專業藝人的加工，曲調細膩流暢，節奏規整，結構謹嚴，並配置有若干樂器伴奏，如琵琶、三弦、月琴、箏、四胡、墜琴、檀板、八角鼓等。有的篇幅較長，甚至近於說唱和戲曲的結構。

俗曲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隋唐五代時期的曲子，甚至更早。例如，俗曲中常見的〔鬧五更〕調，就和南朝陳以前業已流傳的〔五更轉〕（宋郭茂倩《樂府詩集》第33卷）有著傳承關係。

宋代，文藝潮流已經發生變化，以瓦肆為中心的市民藝術興起。到了明代，特別是明中葉（16世紀）以後，資本主義經濟因素萌芽，城鎮市民階層在意識上已漸成為一種新興力量，因此在文藝領域表現出突破封建禮教藩籬，要求自由民主，個性解放的傾向。這種進步的文藝傾向，得到一派文人的重視、肯定和支持。例如明代李夢陽、何景明、李開先、袁宏道等人，就認為詩歌的價值在於“情真”，在於“自然”，在於“任性而發”等等。他們讚賞〔鎖南枝〕、〔劈破玉〕一類俗曲，甚至認為是詩歌的典範。卓珂月也認為俗曲是明代的“一絕”（明陳宏緒《寒夜錄》卷上）。明末的馮夢龍，以《山歌》一書開創私人采輯、出版民歌俗曲風氣之先河。他從歷史淵源上進一步肯定民歌俗曲說：“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他又指出，民歌俗曲的社會價值乃在於“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這些論點為前所未聞，具有時代特點和歷史意義。

但是俗曲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弱點。市民階層在意識形態上和封建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小生產者的狹隘性、軟弱性，對文藝作品產生消極影響。因此，俗曲的內容大量是愛情婚姻、游婿思婦的閨情等，題材範圍相當狹窄。少數作品宣揚金玉滿堂、天命迷信，甚至在政治上誣衊農民起義等。就是愛情題材也常常沾染、甚至完全陷入猥褻庸俗、放縱情慾的低級趣味。因此，俗曲曾受到另一派意見的批評。例如，明代沈德符就認為，它“不過寫淫蝶情態，略具抑揚而已”(《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明代，南北各地俗曲流傳的盛況，在沈德符上述著作中有相當具體的記載，提及曲牌達19個之多，其中如〔傍妝台〕、〔駐雲飛〕、〔寄生草〕、〔銀紐絲〕、〔打棗竿〕等，久久不衰。

清代以後，俗曲繼續發展。清初文學家蒲松齡著有《聊齋俚曲集》，其中包括了採用《聊齋志異》的題材加以改編的作品，運用了俗曲53種。這些作品已被賦予說唱和戲曲的特點，有的在山東淄博一帶傳唱至今。

有些俗曲的歌詞，綿延數百年而不絕，由此推斷，曲調雖會有所衍變，或能大致保存原有風貌。明清時期，特別是明代俗曲，原始曲譜傳存至今者很少，但它們的一部分常常以變化了的形式保存在戲曲、說唱曲譜、藝人口頭中，或仍在民間傳唱。例如著名的《月子彎彎照幾州》，始見於宋人話本《馮玉梅團圓》，繼而見於明代馮夢龍編的《山歌》等，至近現代仍保留在彈詞和江蘇一帶民間傳唱中。

俗曲中，依聲填詞的情況也有。詞變，則聲也隨之而出新。在社會變革高潮時期，進步的社會力量為了爭取群眾，常以俗曲填詞，作為宣傳手段。

俗曲和其他民歌一起，是構成傳統說唱、歌舞、戲曲、器樂的基礎，同時它又獨立發展，或反過來再從後者汲取養料。它相對穩定，又緩慢地衍變新聲，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加白、加引、加尾、加幫腔，組成集曲或套曲，一曲或數曲插入另一曲等等，以至複合成結構複雜的其他音樂品種，如說唱中的單弦牌子曲和戲曲音樂等。它對文人創作以及少數民族文藝也產生過一定影響。

明清時期，印刷業有很大發展，俗曲資料傳世者不少，但大多為歌詞，如清代《太古傳宗》、《借雲館曲譜》之附有曲譜者極罕見。20世紀2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對俗曲甚為重視。劉復和李家瑞曾輯錄凡6044種歌詞。鄭振鐸曾搜集達12000餘種歌詞(可惜全毀於1932年“一二八”戰火之中)這兩種數字包括了明清至民國年間的作品。楊蔭瀏僅據15種材料的部分統計，明代民歌小曲歌詞約有1000首，清代民歌小曲歌詞有1700餘首。但這些數字均不過一斑，遠非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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