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珏

宋珏，明神宗萬曆四年（1576）生，莆陽城關雙池人。據《興化府莆田縣誌》載：宋珏於1663年“客死石城，歸葬於莆”。宋珏初游金陵，走吳越，僑寓武林、吳門間。其“琴心酒德”，交詩文家顧夢遊、譚元春諸名士。顧夢遊詩云：“君因求友切，去我指吳閶。”李流芳詩云：“愛君匣里端溪色，更遣燒燈試墨回。”嘗見詩人畫家程嘉燧荔文酒歌，擊節嘆慕，求得其人，因兄事之。后得遇文豪鍾惺，書畫篆刻家李流芳，放浪形骸，相交莫逆，人稱“嘉定四先生”。

宋珏為詩才情燦熳，信腕疾書，亦不留稿。鄭王臣說：“比玉詩思軒爽流逸，不在松圓（程嘉燧）、檀園（李流芳）之下。”宋珏身為詩人，善與人交，但不強交，不苟絕。晚年以錢謙益為文字友，以黃道周為氣誼友。思宗崇禎元年（1628），大臣黃道周疏救錢龍錫降調，適構疾求去，瀕行上疏，宋珏聞訊，以詩相慰。

宋珏久居南京，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其泛愛施與，從不將書畫當作斂錢的聚寶盆。平日飲酒以斗計，求書畫者多伺珏醉后出綾絹，聽其揮灑，疾持去。墨瀋淋漓，人以為張顛再見，顧痴復生，甚至片札隻字，人皆珍若拱壁，外國使者來華，不惜重金購求，足畢其梗概矣！崇禎四年（1631），宋珏病逝南京，享年五十六，賴知友力，歸葬莆陽文賦里梅隴山（今南門外山牌）。《興化府莆田縣誌》載：“客死石城，歸葬於莆”。錢謙益為作行狀。崇禎十四年（1641），浙江道御史李嗣京巡按福建，篤念世交。既刻嘗心者代為掇拾之《宋比玉遺稿》於金陵；旬宣來莆，復立石表墓，題其額曰《海內盛名士宋比玉先生墓表》十二大字。文又備致推崇，其於激揚風雅、宏獎義烈，蓋有至意存焉。

宋珏擅詩文、工書法，尤精於繪畫，山水、樹石、出入二米及吳鎮、黃公望，不名一家，兼善畫松，亦秀絕。臨李公麟《輞川圖》長卷，不設色，山石縱筆作摺帶皺，不拘於法，自是士人高致。有《婁江欲雪圖》，陸時化為之題詩。錢牧齋詩云：“畫船攜得硯如規，曾向春紅伴畫眉。珍重朝來遠山色，小鸞（比玉妾）休詠白頭詞。”其萬曆四十四年（1616）完成的傳世之作《松陰曉靄圖》，崇禎二年（1629）所作的扇面《亭皋落木圖》，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館。秦祖永《桐陰論畫》云：“詩情畫筆，傾倒名流，所寫山水，脫盡畫史習氣，蓋由其人品高潔，故落筆清而神腴，簡而意足，自有一種高逸之致流露尺幅間，真士人雅構。”莆陽自古多荔枝，珏喜啖荔枝，日竟盡千粒。其詠荔枝詩之長，堪稱歷代之最，故畫荔枝，“色澤膚理，與生無異”，為明代吳門畫派的重要人物。

宋珏為風流才子，“書聖畫禪”，其人品高潔，技藝超群，也自為當世士林所賞識。錢牧齋詩云：“落魄風流迥不群，酒場騷壘自能軍。”珏工八分書，行、章、草諸體亦佳，字字珠璣，筆法瘦勁有神，端莊凝重，渾然天成。《武備堂》一書作者茅元儀嘗請宋珏書其堂額“賅博堂”，八分書，字大超三尺。《中國古代書法家辭典》收入宋珏的隸書《羼提居士詩》、《七言律詩》兩幅中堂。遺墨“靜觀自得”石額，榜書豪邁俊美，靈姿秀出，古拙可愛。《山雨樓試墨圖》隸書更瀟灑雋永，神氣逼肖，極具個性。

宋珏琴心、酒德、書聖、畫禪，樣樣足稱，刻硯、多方收藏宋硯，篆刻更是自成一派。以八分書入印，學秦漢鉨印，突破篆文入印的傳統，從而開創篆刻史上的“莆田派”，錢牧齋、王阮亭極為稱賞之。其所刻蔡襄《荔枝譜》和《古香齋帖》，為稀世珍品。

宋珏，明末莆田人，國子監生，客居金陵，一名榖，字比玉，號荔枝仙。他的隸書為時人所重，清周亮工《賴古堂書畫跋》稱“比玉，人知其善分書，不知其行楷俱登峰造極，人恆索其分書，比玉亦以漢隸應之耳”。故宮博物院就藏有其隸書中堂一幅（如圖），是其頗具代表性的作品。宋珏隸書取法漢《夏承碑》，又深受唐隸肥筆派的影響，點畫婀娜跳宕、用筆豐滿沉厚、行筆利落果敢、墨色枯濕相間，全幅蒼老而雄健，得漢隸意趣。但平心而論，此作也是毛病多多：章法的些許凌亂、體勢的楷書色彩、波磔的變化技窮、個別結字的不堪和落款的遊離，無論如何都算不上大家水準。宋珏取法的《夏承碑》並非漢隸上品，其隸書創作與清代專擅隸書的大師們相比也未臻妙境。即便如此，我們仍要看到宋珏之於書史的非凡意義。

隸書在宋元明三代處於潛伏期，只不過在金石學和復古書風的影響下，一息尚存，並未消亡罷了。明代隸書更是低迷，像文徵明這樣的一代大家，其隸書也是僵呆板滯。“隸法宗漢”在當時還未成為一個書學常識，取法魏晉唐代隸書、效仿同時代書家就是其時隸書幼稚不堪的病根。宋珏則從根本上改變了隸書取法的方向性錯誤。他是中唐隸書沒落之後的數百年，重新將學習的觸角伸向漢代隸書的第一人，保存了隸書一脈純正氣息，為後學指出隸書學習的向上一路，對清代隸書復興有篳路藍縷之功。晚宋珏46年生的清初隸聖鄭簠算是清隸的開山祖師了。他的學書經歷從正反兩方面說明了宋珏的重要意義：鄭氏“初從時人宋比玉，見奇而悅之，學二十年，日就支離，去古漸遠，深悔從前不求原本，乃學漢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沉酣其中者三十餘年，溯流窮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趨奇怪之妙。”（《隸法瑣言》）

鄭簠從學宋珏到學漢碑的轉變，印證了書學“隸法宗漢”及“師心不師跡”原則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