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品彙

《唐詩品彙》，明高棅撰唐詩總集。其中，正集九十卷，選唐代詩人六百二十人，詩作五千七百餘首；拾遺十卷，增補六十一人，詩作九百餘首。按詩體排列，先古后律。書前有總敘、歷代名公敘論、凡例、詩人爵里詳節等，每詩體之前，都有一敘目，為該詩體總論，主要說明該詩體的來源，及在唐代各期的流變情況。其論詩，主要承襲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尤以盛唐詩歌為重。

《唐詩品彙》將唐詩分為初、盛、中、晚，每一詩體又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格。《凡例》：“大略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餘響，方外、異人等詩為旁流。間有一二成家特立與時異者，不以世次拘之。”其中，每一詩人在各體中的位置，是變化不定的。如杜甫在五、七言古詩和五、七言律詩中，被放在“大家”的位置上，但在五、七言絕句中，就被放在“羽翼”的位置上；王昌齡的七言絕句被放在“正宗”的位置上，但他的五言絕句卻只能在“羽翼”。如此一分，每位詩人在各體詩中的強弱程度，便一目了然。

此外，《唐詩品彙》在論述每一詩體時，常常把九格與初、盛、中、晚四個階段結合起來，通過正、變關係，比較詳細具體地敘述了每一詩體在四個不同階段的演變發展過程，並點出有哪些代表作家，及各自風格如何。將這些敘述綜合起來，就可看出唐詩在四個不同階段中，演變發展的全貌。

此書有比較嚴整的體系，份量較大，與前代的唐詩選本有著明顯的不同。因而，自它問世以後，就一直成為明代人學習詩歌的通用教材。《明史·高棅傳》中說：“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終明之世，館閣宗之。”足見當時其影響之大，地位之高。但明末清初，有一些詩評家對此書卻不滿意。如錢謙益在《唐詩鼓吹序》中說：“蓋三百年來，詩學之受病深矣。館閣之教習，家塾之程課，咸稟承嚴氏之詩法，高氏之《品彙》，耳濡目染，鐫心刻骨，學士大夫生而墮地，師友熏習，隱隱然有兩家種子盤亘於藏識之中。迨其後時，知見日新，學殖日積。洄盤起伏，只足以增長其邪根謬種而已矣。磋夫！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今以初、盛、中、晚，厘為界分，又從而判斷之曰：此為妙悟，彼為二乘；此為正宗，彼為羽翼，支離割剝，俾唐人之面目蒙幕於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眼沉錮於千載之下，甚矣詩道之窮也。”

關於《唐詩品彙》，後人雖有爭議，但它在我國的唐詩選本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它前後，雖然有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元好問《唐詩鼓吹》、李攀龍《唐詩選》、沈德潛《唐詩別裁》等著名唐詩選本，但在作品的廣泛、體系的完整、理論的闡述等方面，均未能超過《唐詩品彙》。

唐詩口品彙敘

馬得華敘

王儸敘

林慈敘

唐詩品彙總敘

歷代名公敘論

凡例

引用諸書

詩人爵里詳節

五言古詩敘目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敘目

高棅（1350—1423年），又名廷禮，字彥恢，號漫士，長樂（今福建）人。高棅於永樂初年被征為翰林待詔，后升為典籍，與林鴻、王偁等並稱“閩中十子”。其所著《唐詩品彙》，為明初詩歌復古的里程碑，也是中國文學的重要評論著作。

詩歌發展的確是有時代性的。初唐詩受齊梁遺風影響，尚未擺脫靡麗之風，直到陳子昂、四傑之後，才開始出現風骨剛健、氣象開闊的詩作。盛唐時代，國力鼎盛，生活安定，詩人們性格開朗，志向高遠，精力充沛，創作的詩歌也氣魄宏偉，華贍富麗、變化多端，是唐代詩歌的黃金時期。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由盛轉衰，詩人們憂憤、失望、苦悶，但又承襲盛唐之風，仍不曾失去理想的追求與嚮往，故而詩風雖不如盛唐的雄健開闊，卻還不失清新剛健之氣，只是心胸狹小了，個人的苦悶、徬徨多了，灰色的情調加重了。到了晚唐，人們痛感盛世不復再來，回天無力，只好躲進個人的小軀殼與相對寧靜的大自然懷抱中低吟淺唱，所以，晚唐詩雖然也有細膩的感情、纖秀的描寫、幽雅的情致，但總歸間架狹窄、氣格渺小、情調灰暗，完全是哀世之音。高棅在《唐詩品彙總敘》中講得很準確：

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龍以還，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正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盛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淡，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台閣，此中唐之再唐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焉。

因此，《唐詩品彙》的選錄側重於盛唐詩，而比較地疏略初唐、晚唐詩歌。

這一詩歌見解，在明代影響很大。明代中、後期出現的前後七子的“詩必盛唐”的主張，當然與此有很大關係。清代以後，有人不滿意這種階段的劃分（如《四庫總目》、葉燮《原詩》、錢謙益《列朝詩集》），但直到現在，它也還是為人們所廣泛採用的。

《唐詩品彙》正集九十卷，其中五言古詩二十四卷、七言古詩十三卷、五言絕句八卷（末附六言絕句）、七言絕句十卷、五言律詩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詩九卷。又有唐詩拾遺十卷（分五言古詩二卷、七言古詩一卷、五絕七絕一卷、五律三卷、五言排律二卷、七律一卷），全書共一百卷，選入作者六百二十人，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在正集九十卷的每一體中，又分正始（正風之始，指初唐詩）、正宗（標準的盛唐著名詩人之詩）、大家（盛唐時代這一體裁最偉大的詩人之詩）、名家（盛唐二流詩人之詩）、羽翼（盛唐三流以下詩人之詩）、接武（繼承盛唐的中唐詩人之詩）、正變（正風之變格、晚唐較傑出的詩人之詩）、餘響（晚唐二流詩人之詩）、傍流（世次不可考者及方外異人閨秀等詩人之詩）等品目，按照高棅的說法，這是根據“因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的。譬如五言絕句中，王勃入正始，李白、王維入正宗，杜甫入羽翼，韋應物入接武，李商隱、杜牧入餘響，皎然入傍流。在五言古詩中，王勃仍居正始，李白也還在正宗，而杜甫卻是大家，王勃則與韋應物一起放在名家，李商隱、杜牧依然屬餘響。

高棅所創立的這一體例，一方面可以表示編選者對各體詩歌作者與作品水平的評價態度，也可以顯示這一體裁詩歌藝術發展的脈絡；但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了弊病。這樣的編排與編選者力圖顯示初、盛、中、晚唐詩歌發展線索的意圖不相吻合。一個詩人的詩，無論是古詩、律詩還是絕句，都反映出這一時代文化背景、心理狀況以及詩歌藝術風尚的總體影響，反映了這一詩人的藝術水平。雖然一個詩人可能在各種體裁之間有擅長與不擅長之分，但一個詩人的水平、一個時代的詩歌面貌，卻是要通過各體詩歌的綜合考察才能了解的。這種分割編排法，顯然並不利於體現時代、作家與文學之間的關係，也不利於體現編選者的編選宗旨。

《唐詩品彙》注重於詩歌的社會功能、思想內容，而不大顧及到詩歌本身的藝術風格特徵。例如李商隱詩，高棅就認為詠史詩才是他的代表作，所以主要選入了這一類題材的作品，而竟然沒有選入他的很有特色的無題詩。傳統詩論一向以杜甫為詩聖，把杜甫詩中的貫穿的憂君愛民精神當作藝術作品的典範，《唐詩品彙》也正是在這種傳統思想影響下，將杜甫評為唯一的“大家”。

當然，《唐詩品彙》是一個有價值的選本，它不僅在唐詩研究史上是一份值得注意的資料，而且，它有如下優點：第一，收詩數量較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詩歌全貌，既是作為一個選本反映編選者的詩歌理論，也是一個很好的讀本和研究資料。第二，它編於明洪武年間，編選者看到過不少現已失傳的唐詩選本和別集。在校勘、考證上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第三，它在卷首附有《歷代名士評論》、《詩人爵里詳節》，在卷中引用了一些筆記詩話，對詩歌進行評論箋證，於讀者都有幫助。特別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汪宗尼本出版，書後又附一人名索引，使用起來就更加方便了。

《唐詩品彙》起編於明洪武甲子年間（1384年），完成於洪武癸西年（1393年）。目前最早的有明成化年間陳煒的刻本，后又有汪宗尼、汪季舒、陸允中、張恂等人的校訂本。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印了明代汪宗尼的校訂本。這是比較好找，且又較好的一個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