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明詩

（一）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1聖謨所析2，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3；舒文載實4，其在茲乎？詩者，持也5，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6；持之為訓7，有符焉爾8。

〔譯文〕虞舜曾說過：“詩是思想情感的表達，歌則是引申發揮這種思想情感。”有了聖人在經典上所分析的，詩歌的含義已經明確了。所以，“在作者內心時是情志，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詩歌創作要通過文辭來表達情志，道理就在這裡。“詩”的含義是扶持，詩就是用來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說過：《詩經》三百篇的內容，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沒有不正當的思想”。在用扶持情性來解釋詩歌，和孔子說的道理是符合的。

（二）人稟七情1，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雲2，《玄鳥》在曲3；黃帝《雲門》4，理不空綺5。至堯有《大唐》之歌6，舜造《南風》之詩7；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8；太康敗德9，五子咸怨10：順美匡惡11，其來久矣。自商暨周12，《雅》、《頌》圓備13；四始彪炳14，六義環深15。子夏監“絢素”之章16，子貢悟“琢磨”之句17；故商、賜二子18，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19，風人輟采20。春秋觀志21，諷誦舊章22；酬酢以為賓榮23，吐納而成身文24。逮楚國諷怨25，則《離騷》為刺26。秦皇滅典27，亦造《仙詩》28。

譯文〕人具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產生一定的感應。心有所感，而發為吟詠，這是很自然的。從前葛天氏的時候，將《玄鳥歌》譜入歌曲；黃帝時的《雲門舞》，按理是不會只配上管弦而無歌詞的。到唐堯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風詩》。這兩首歌辭，僅僅能做到達意的程度。後來夏禹治水成功，各項工作都上了軌道，受到了歌頌。夏帝太康道德敗壞，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來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見，用詩歌來歌頌功德和諷刺過失，是很早以來就有的做法了。從商朝到周朝，風、雅、頌各體都已齊全完備；《詩經》的“四始”既極光輝燦爛，而“六義”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學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為絢兮”等詩句的深意，子貢領會到《詩經》中“如琢如磨”等詩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認為他們有了談論《詩經》的資格。後來周王朝的德澤衰竭，采詩官停止采詩；但春秋時許多士大夫，卻常常在外交場所中，朗誦某些詩章來表達自己的觀感願望。這種相互應酬的禮節，可以對賓客表示敬意，也可以顯出自己能說會道的才華。到了楚國，就有諷刺楚王的《離騷》產生。秦始皇大量焚書，但也叫他的博士們作了《仙真人詩》。

（三）漢初四言，韋孟首唱1；匡諫之義2，繼軌周人3。孝武愛文，《柏梁》列韻4。嚴、馬之徒5，屬辭無方6。至成帝品錄7，三百餘篇8；朝章國采9，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10，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11，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12，始肇半章13；孺子《滄浪》14，亦有全曲15；《暇豫》優歌16，遠見春秋；《邪徑》童謠17，近在成世18。閱時取證19，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20，或稱枚叔21；其《孤竹》一篇22，則傅毅之詞23。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24，直而不野；婉轉附物25，怊悵切情26：實五言之冠冕也27。至於張衡《怨篇》28，清典可味；《仙詩緩歌》29，雅有新聲30。

〔譯文〕漢朝初年的四言詩，首先有韋孟的作品；它的規諷意義，是繼承了周代的作家。漢武帝愛好文學，便出現《柏梁詩》。當時有嚴忌、司馬相如等人，他們寫詩沒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時對當時所有的詩歌進行了一番評論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時朝野的作品，該算是相當齊全豐富的了。但在這些作家所遺留下來的作品中，卻沒有見到五言詩；因此，李陵的《與蘇武詩》和班婕妤的《怨詩》，就不免為後人所懷疑。不過在《詩經》中，《召南？行露》就開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離婁》所載的《滄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較遠的如春秋時晉國優施所唱的《暇豫歌》，較近的如漢成帝時的《邪徑謠》，都是五言的。根據上述歷史發展的情況，足證五言詩很早就有了。還有《古詩十九首》，寫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確定，有人說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說是傅毅所作。就這些詩的辭採的特色來推測，可能是兩漢的作品吧？從行文風格上看，樸質而不粗野，能婉轉如意地真實描寫客觀景物，也能哀感動人地深切表達作者的內心，實在可算是兩漢五言詩的代表作品。至於張衡的《怨詩》，也還清新典雅，耐人尋味。《仙詩緩歌》，則頗有新的特點。

（四）暨建安之初1，五言騰踴。文帝、陳思2，縱轡以騁節3；王、徐、應、劉4，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5，狎池苑6，述恩榮7，敘酣宴8；慷慨以任氣9，磊落以使才10。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11，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12，詩雜仙心13；何晏之徒14，率多浮淺15。唯嵇志清峻16，阮旨遙深17，故能標焉18。若乃應璩《百一》19，獨立不懼；辭譎義貞20，亦魏之遺直也21。

〔譯文〕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詩的創作空前活躍。曹丕、曹植在文壇上大顯身手；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人，也爭先恐後地驅馳於文壇。他們都愛好風月美景，邀游於清池幽苑，在詩歌中敘述恩寵榮耀的遭遇，描繪著宴集暢飲的盛況；激昂慷慨地抒發他們的志氣，光明磊落地施展他們的才情。他們在述懷敘事上，絕不追求細密的技巧；在遣辭寫景上，只以清楚明白為貴。這些都是建安詩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間，道家思想流行，於是詩歌裡邊也夾雜這種思想進來。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較淺薄。只有嵇康的詩尚能表現出清高嚴肅的情志，阮籍的詩還有一些深遠的意旨；因此，他們的成就就比同時詩人為高。至如應璩的《百一詩》，也能毅然獨立，文辭曲折而含義正直，這是建安時的正直的遺風。

（五）晉世群才，稍入輕綺1。張、潘、左、陸2，比肩詩衢3。采縟於正始4，力柔於建安5；或析文以為妙6，或流靡以自妍7：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8，溺乎玄風9；嗤笑徇務之志10，崇盛亡機之談11。袁、孫已下12，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13，莫與爭雄14。所以景純《仙篇》15，挺拔而為俊矣16。宋初文詠，體有因革17；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18。儷采百字之偶19，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20，辭必窮力而追新21。此近世之所，競也。

〔譯文〕晉代的詩人們，創作開始走上了浮淺綺麗的道路。張載、張協、張亢、潘岳、潘尼、左思、陸機、陸雲等，在詩壇上並駕齊驅。他們詩歌的文采，比正始時期更加繁多，但內容的感染力卻比建安時期軟弱。他們或者以講究字句為能事，或者偏重靡麗的筆調來自逞其美：這就是西晉詩壇的大概情況。到了東晉的時候，詩歌創作便淹沒在玄學的風氣之中；這些玄言詩人譏笑人家過於關心時務，而推崇那種忘卻世情的空談。所以自袁宏、孫綽以後的詩人，雖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飾，但內容上卻一致傾向於玄談，再沒有別的詩可以和玄言詩爭雄。因此，郭璞的《遊仙詩》，在當時就算是傑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詩歌，對於前代的詩風有所繼承，也有所改革；莊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詩歌中漸漸減少，描繪山水的作品卻日益興盛。於是詩人們努力在全篇的對偶中顯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競逞才華；內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繪出景物的形貌，文辭方面要求儘可能地做到新異。這就是詩人們所追求的。

（六）故鋪觀列代1，而情變之數可監2；撮舉同異3，而綱領之要可明矣4。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5，則清麗居宗6。華實異用7，惟才所安8。故平子得其雅9，叔夜含其潤10，茂先凝其清11，景陽振其麗12。兼善則子建、仲宣13，偏美則太沖、公幹14。然詩有恆裁15，思無定位；隨性適分16，鮮能通圓17。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18，則出自篇什19；離合之發20，則明於圖讖21；迴文所興22，則道原為始23；聯句共韻24，則柏梁余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25，故不繁雲。

〔譯文〕因此，總觀歷代的詩歌，其發展變化的情況是可以明白的。歸納一下它們相同和相異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詩歌創作的要點了。譬如四言詩的正規體制，主要是雅正而潤澤；五言詩的常見格調，則以清新華麗為主。對於這些不同特點的掌握，那就隨作者的才華而定。如張衡得到四言詩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潤澤的一面；張華學到五言詩的清新的一面，張協發揮了華麗的一面。各種特點都兼備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長於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劉楨。但是作品的體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卻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隨著個性的偏好來進行創作，所以很少能兼長各體。如果作者深知創作中的難處，那麼實際寫作起來還可能比較容易；如果輕率地認為寫詩很簡單，那麼他反而會碰到不少的困難。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詩外，還有三言、六言、雜言詩，它們都起源於《詩經》。至於“離合詩”的產生，是從漢代的圖讖文字開始的；“迴文詩”的興起，則是宋代賀道慶開的頭；而幾人合寫的“聯句詩”，那是繼承《柏梁詩》來的。這種種作品，雖然大小各異，主次有別，但寫作的情況和道理是一樣的；它們都屬於詩的範圍，因此不必逐一詳論。

（七）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1。興發皇世2，風流二《南》3。神理共契4，政序相參5。英華彌縟6，萬代永耽7。

〔譯文〕總之，人生來都有情志，詩歌就是表達這種情志的。詩歌產生在上古時期，一直發展到《詩經》就更加成熟。它應該和自然之道一致，並和政治秩序相結合。這樣，優秀的詩歌便會越來越繁榮，為後世萬代永遠喜愛。

《明詩》是《文心雕龍》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講四言詩和五言詩的發展歷史及其寫作特點。楚辭、樂府、歌謠等其他形式的詩歌，《文心雕龍》中另以專篇論述。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詩的含義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講先秦到晉宋的詩歌發展情況，分四個階段：一、追溯詩的起源和先秦詩歌概況（第二段），二、講漢代詩歌的發展及五言詩的起源（第三段），三、講建安和三國時期的詩歌創作情況（第四段），四、講晉宋以來詩歌創作的新變化（第五段）。第三部分總結上述詩歌發展情況，提出四言詩和五言詩的基本特色和歷代詩人的不同成就，附論詩歌的其他樣式（第六段）。

《明詩》是劉勰文體論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劉勰對四言詩和五言詩所總結的“雅潤”、“清麗”四字，比曹丕講詩的特點是“麗”（《典論？論文》），陸機講詩的特點是“綺靡”（《文賦》）有所發展。除了表現形式的特點，劉勰還強調詩歌“持人情性”和“順美匡惡”的教育作用，而不滿於晉宋以後詩歌創作中形式主義的發展傾向；認識到詩的產生是詩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發情志；對作家作品的評價，能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等。這是較為可取的。劉勰對《詩經》是很尊重的，本篇對《詩經》的內容和形式雖然都談到了，但局限於前人舊說，沒有提出什麼新的見解。這說明劉勰對《詩經》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是認識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