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漢簡

甘谷漢簡，1971年12月發現於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新興鎮劉家屲的一座漢墓中，共23枚。因這裡是隴中黃土高原，不同於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所以將其名之為“甘谷漢簡”。

甘谷漢簡，簡長23.5厘米，寬2.5厘米，厚0.4厘米，多系松木製作。每枚正面用隸書分三段抄寫，背面編有“弟一”、“弟五”、“弟二十三”等字樣。根據與同墓出土的陶罐上朱書“劉氏之泉”、“劉氏之冢”的記載，可以確定這批簡牘是東漢末劉姓墓隨葬品。

甘谷漢簡為國家一級文物，現存於甘肅省博物館。

簡文內容是當時漢陽郡太守轉發給所屬縣、鄉的詔書、律令及敕命文書。第一至二十一枚記的是東漢桓帝(劉志)延熹二年(159年)，宗正府卿劉櫃關於維護劉姓皇帝宗室特權的文書。劉秀為了加強劉姓政權，將天下劉姓擢升為皇親宗室，並給予了很多特權，但到了東漢後期，特別是黃巾起義前後幾十年，地方豪強急劇發展壯大，極大地削弱了皇室宗族的權力統治。劉姓宗室如簡文所云“自訟為鄉縣所侵、不行復除”，“言郡被書不奉行”，“州郡奉行，或悉承章”，因為“施行繆錯”，故“令人恩偏鬲”。正如《後漢書》順桓二帝詔令所云：“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玩習”，“疑郡縣用心怠情，恩澤不宜”，所謂“害及元元”；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枚是涼州刺史(劉)治與漢陽太守(劉)濟，逐級下移“屬縣令長”優復宗室的詔書。史載，東漢時期，涼州刺史部有漢陽郡，郡治冀縣(今甘谷)。

這批漢簡，簡文墨書，出自一人之手。先編后寫，索繩二編，留有空當，整齊劃一，分為三段，隸書抄寫，一枚兩行，每枚60餘字，第五枚多達74字。字體為規範漢隸，行筆筆畫由圓轉變成方折，並演繹出駿發之波磔，結體由堅長變成橫闊，產生俯仰之勢，但又獨具風格。在用筆上，改變了秦篆勻速圓轉的線條，行筆有遲速緩急之變化，左磔右波，輕重頓挫，起筆藏鋒逆入，形成蠶頭，收筆藏露兼之，托出獨特的燕尾或掠腳，形成厚重而飛動，端莊而靈巧的筆勢。如其中“元”字，末筆筆畫在豎彎處，就餘力向右順勢鋪毫，展出一個很長的捺畫，姿婉態妙，勢剛力柔，藏頭護尾，興味綿長。捺畫的誇張，既是意興，又是匠心，這是甘谷漢簡用筆上的一大特徵；在結構上，一改秦篆豎長之形，將舒展、勁健、質樸的點畫組成扁橫結構，給人以寬綽開闊、嚴謹豪放的美感。同時，以向背、俯仰、起伏、聚散、剞正、方圓、爭讓、動靜等矛盾雙方相互變化，互為依存，給人以和諧、自然、統一、平衡的韻律感。在章法上，每枚書寫兩行，縱貫行氣，橫畫齊平，每行各有氣勢，相互照應，右行字形小處，左行字形即大；此行生波磔橫書，彼行發豎筆直下，錯落參差，極露靈性，真乃布白比漢印、章法啟行草，其風采神韻為其它簡牘少見。其內容不僅涉及有關宗室管理等問題，而且提到許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別是賦稅名如“門錢”，不見諸史籍，十分可貴，是研究漢代社會制度、政治、經濟的重要依據。

甘谷漢簡的書法風格，因其已臨隸書形成的東漢晚期，內容為漢桓帝頒布天下的“詔書律令”，章法規整，既別於《居延漢簡》的篆意，又別於《敦煌漢簡》的率意，更別於《武威漢簡》的章草味，是東漢隸書的典型範本，與《曹全碑》(東漢中平二年，即185年)《張遷碑》相近，兩者結體扁平勻稱、規矩整齊、用筆以圓筆為主、清麗流暢、逸致翩翩的特點，但樸實雄健、端莊遒勁之趣卻同比其晚10年的《史晨碑》(東漢建寧二年，即169年)相似，而筆勢放縱、不受拘束、姿態橫溢、有意誇張撇捺的特點，幾乎同於晚其5年的《孔宙碑》(東漢延熹七年，即164年)。這足以說明，東漢碑刻隸書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簡書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