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漢簡

1971年在甘肅出土的兩漢簡牘

簡言之就是兩漢時代遺留下來的簡牘,歷史久遠,沿革運用了至少七百餘年。史冊記載,直到南北朝後期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甘肅素有“漢簡之鄉”的美譽。甘肅漢簡在我國考古學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當屬全國第一。20世紀以來,在甘肅酒泉、嘉峪關武威天水等地的漢代烽燧遺址和墓葬中,發掘出漢簡約3.5萬枚,尤以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和甘谷漢簡著稱於世,號稱是中國“四大漢簡”。

簡介


延熹元年簡
延熹元年簡
甘谷漢簡,1971年12月發現於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新興鎮劉家屲的一座漢墓中,共23枚。因這裡是隴中黃土高原,不同於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所以將其名之為“甘谷漢簡”。
甘谷漢簡,簡長23.5厘米,寬2.5厘米,厚0.4厘米,多系松木製作。每枚正面用隸書分三段抄寫,背面編有“弟一”、“弟五”、“弟二十三”等字樣。根據與同墓出土的陶罐上朱書“劉氏之泉”、“劉氏之冢”的記載,可以確定這批簡牘是東漢劉姓墓隨葬品。
甘谷漢簡為國家一級文物,現存於甘肅省博物館

簡文內容


甘谷漢簡
甘谷漢簡
簡文內容是當時漢陽郡太守轉發給所屬縣、鄉的詔書、律令及敕命文書。第一至二十一枚記的是東漢桓帝(劉志)延熹二年(159年),宗正府卿劉櫃關於維護劉姓皇帝宗室特權的文書。劉秀為了加強劉姓政權,將天下劉姓擢升為皇親宗室,並給予了很多特權,但到了東漢後期,特別是黃巾起義前後幾十年,地方豪強急劇發展壯大,極大地削弱了皇室宗族的權力統治。劉姓宗室如簡文所云“自訟為鄉縣所侵、不行復除”,“言郡被書不奉行”,“州郡奉行,或悉承章”,因為“施行繆錯”,故“令人恩偏鬲”。正如《後漢書》順桓二帝詔令所云:“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玩習”,“疑郡縣用心怠情,恩澤不宜”,所謂“害及元元”;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枚是涼州刺史(劉)治與漢陽太守(劉)濟,逐級下移“屬縣令長”優復宗室的詔書。史載,東漢時期,涼州刺史部有漢陽郡,郡治冀縣(今甘谷)。

漢簡欣賞


永和六年簡
永和六年簡
這批漢簡,簡文墨書,出自一人之手。先編后寫,索繩二編,留有空當,整齊劃一,分為三段,隸書抄寫,一枚兩行,每枚60餘字,第五枚多達74字。字體為規範漢隸,行筆筆畫由圓轉變成方折,並演繹出駿發之波磔,結體由堅長變成橫闊,產生俯仰之勢,但又獨具風格。在用筆上,改變了秦篆勻速圓轉的線條,行筆有遲速緩急之變化,左磔右波,輕重頓挫,起筆藏鋒逆入,形成蠶頭,收筆藏露兼之,托出獨特的燕尾或掠腳,形成厚重而飛動,端莊而靈巧的筆勢。如其中“元”字,末筆筆畫在豎彎處,就餘力向右順勢鋪毫,展出一個很長的捺畫,姿婉態妙,勢剛力柔,藏頭護尾,興味綿長。捺畫的誇張,既是意興,又是匠心,這是甘谷漢簡用筆上的一大特徵;在結構上,一改秦篆豎長之形,將舒展、勁健、質樸的點畫組成扁橫結構,給人以寬綽開闊、嚴謹豪放的美感。同時,以向背、俯仰、起伏、聚散、剞正、方圓、爭讓、動靜等矛盾雙方相互變化,互為依存,給人以和諧、自然、統一、平衡的韻律感。在章法上,每枚書寫兩行,縱貫行氣,橫畫齊平,每行各有氣勢,相互照應,右行字形小處,左行字形即大;此行生波磔橫書,彼行發豎筆直下,錯落參差,極露靈性,真乃布白比漢印、章法啟行草,其風采神韻為其它簡牘少見。其內容不僅涉及有關宗室管理等問題,而且提到許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別是賦稅名如“門錢”,不見諸史籍,十分可貴,是研究漢代社會制度、政治、經濟的重要依據。

書法風格


甘谷漢簡的書法風格,因其已臨隸書形成的東漢晚期,內容為漢桓帝頒布天下的“詔書律令”,章法規整,既別於《居延漢簡》的篆意,又別於《敦煌漢簡》的率意,更別於《武威漢簡》的章草味,是東漢隸書的典型範本,與《曹全碑》(東漢中平二年,即185年)《張遷碑》相近,兩者結體扁平勻稱、規矩整齊、用筆以圓筆為主、清麗流暢、逸致翩翩的特點,但樸實雄健、端莊遒勁之趣卻同比其晚10年的《史晨碑》(東漢建寧二年,即169年)相似,而筆勢放縱、不受拘束、姿態橫溢、有意誇張撇捺的特點,幾乎同於晚其5年的《孔宙碑》(東漢延熹七年,即164年)。這足以說明,東漢碑刻隸書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簡書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