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族

士族出身就算你又呆又傻，自小就綾羅綢緞山珍海味享用不說，長大了肯定有個官做，於是就沿承了家族的血脈，世世相襲。除非更朝換代或是家族裡惹火了皇帝老子而家破人亡。

南朝庶族勢力興起原因：

1、士族階層腐化，導致對庶族控制不力；2、因為戰亂，南朝士族勢力不弱，而大量的庶族地主跑到南方，在經濟和政治軍事上發展壯大；3、門閥制度導致士族與庶族矛盾加大，增加了庶族崛起的決心；4、深層次的原因是土地經濟制度。

早在東漢後期，士大夫中就出現了一些世家大族，他們累世公卿，專攻一經，門生、故吏遍天下，在察舉、徵辟中得到優先，是一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佔據了特殊地位的階層。士族的勢力在曹操掌權時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晉重新興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局面。士族子弟經過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傳的貴胄；而寒門庶族幾乎失去了入仕的機會。進入東晉，士族門閥的勢力更加強盛，特別是一些高級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權，形成“王與馬，共天下”(《晉書·王敦傳》)的局面。這種門閥政治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在東晉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到了南朝，士族勢力衰微，遂又回到皇權政治。

門閥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進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懷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對立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也就成為這個時期文學的一個特色。其實寒士的不平早在戰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了，《楚辭》宋玉《九辯》：“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算是他們最早的呼喊。《古詩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坎坷長苦辛。”則反映了寒士希望改變其地位的要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門閥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為強烈，在詩中的呼喊之聲也就更為高亢。左思《詠史》其二：“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形象地反映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社會情況。其六寫出自己這一介寒士的高傲：“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其五最後兩句：“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則充分表現了寒士的氣概。鮑照也將寒士的不平傾瀉到詩中，如“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擬行路難》其六)。

兩極世界理論分析指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關中是庶族地主政治形態；五代十國宋元明清時期，中原是庶族地主政治形態，中國總體是庶族地主政治形態。

物極必反是世間一切事物的通律。九品中正制與門閥制度的結合，雖然使世家大族躡居高位，把持政權，壟斷國家機器，但他們由此而滋長的驕奢、“清高”和不理政務實事的風氣，卻給了寒門士人在政治上發展的契機。到了南北朝時期，世族逐漸衰落，寒族士人逐漸崛起。分析內中原因，大抵有三：

第一、因為世家大族無法包攬整個封建王朝的政務，使作為統治階級一部分的庶族士人一直在龐大的政權系統中佔據著一席之地。譬如世族鄙薄武事，以文雅自傲，認為“屈志戎旅”有損門第，所以他們不樂武事，只願做文職官。這就給庶族寒士通過軍功躋身政壇以更大空間。南北朝時期大批寒士由於軍功顯達，擔任軍師將帥，執掌了兵權，成為封建國家倚為“禦侮戡亂”的柱石。齊、宋、梁、陳等各國的開國皇帝，起家時並非高門大族，均由軍功累至將帥，最後登上皇位的。即使在文職官員方面，世家大族也無法把寒士完全排斥於政權組織之外，仍有相當一批寒士在那裡苦苦經營，養精蓄銳，伺機發達。

第二、九品中正制與門閥制度相結合，使世家大族更加腐化。出身於豪門的子弟有了自恃的門第，就再也不依賴血統以外的條件了，養成了把立功升遷視為有辱門第的羞恥事而不屑於接觸實際政務的風氣，久而久之，墮落到毫無治政理事能力的地步。他們不懂世務，“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畝；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更不堪世務，“出則車輿，入則扶持，……膚脆骨柔，不堪步行，體羸氣喘，不耐寒暑”；因而“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顏之推：《顏氏家訓·涉務》)。史學家姚恩廉在《陳書·後主紀論》中對世族不問政務的情形作了這樣的記述：“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人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罕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訖於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世族的腐朽，為寒士逐漸掌握實際權力和政治上的發展打開了方便之門。

第三、寒門勢力與皇權的結合。由於在門閥政治統治下，無論是掌握實際政務的寒士，還是登上皇帝寶座、非世族出身的帝王，均受到世家大族的掣肘和壓抑。因此皇帝和寒士都有打擊門閥制度、削弱世族勢力的共同要求，從而促使皇帝和寒士“聯盟”，並使寒士充掌中央機要，逐漸成為皇帝倚重的心腹重臣。寒門勢力與皇權的結合，大大加強了打擊門閥貴族的力量，世族與庶族的界限受到了衝擊，世族地位開始動搖，寒門庶族開始崛起，雙方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轉化。

隨著世族的衰落和庶族的勃興，那種保證和維護世家大族“依流平進”的九品中正制的用人辦法已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形勢，廢除這一用人制度也就擺上了議程。到了蕭衍登上南梁帝位后，便進行了改革。據《文獻通考·選舉考》載：“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505年)，又制九流常選，年未滿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無復膏粱、寒素之隔”。這裡明確地提出了廢止九品中正制，限年入仕，不拘門第，九流常選，試經授官的改革措施。這一改革，可以說是開了選官擇士不論閥閱，任官重視考試的先河，具有重大意義。

自隋唐起，門閥的衰落與庶族的興起成為這個時期重要的時代特徵。門閥世族由東漢起形成，進入魏晉南北朝而居於社會上層，掌握並享受著經濟、政治上世世代代的特權，在文化上也處於壟斷地位。而廣大的寒門庶族則很難得到發展。“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兩句，概括了在九品中正制之下，人物品第以及仕途中庶族與世族的不同命運與處境。

到了唐代，由於科舉制度的實行，加之武氏推行一系列打擊世族的政策，庶族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世族衰落，庶族興起是大勢所趨。然而，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舊世族的勢力並未迅速消亡，社會上的門閥觀念依舊根深蒂固。世族憑藉其門第的優勢、文化傳統的優勢，及其家族長期以來建立的關係網，仍然能夠輕而易舉地躋身政治上層。同樣是參加科舉考試，世族由於擁有良好的家庭教養，也比庶族更易成功。唐代畢竟創始了科舉這一出身庶族士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途徑，有些人還佔據了高位，與六朝時代相比，無疑是一大進步。以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房琯、李泌、楊炎、陸贄、裴度、李德裕等唐朝十幾位著名宰相進行統計，出生庶族的僅有張九齡，其餘九人皆出身世族，但這已顯示出一種重要的變化。

以上情形大體可以說明，終唐之世在宰相的任命之上，世族一貫佔據優勢地位，但是，世族壟斷的狀況畢竟被打破，庶族有了一定的進身機會，可以進入朝廷及各級地方政府機構中發揮較大的作用。經唐末黃巢起義與五代戰亂，舊世族到宋代之後，其政治地位最終被取代。

早在唐代，文化界中庶族士人活躍的身影已初現端倪，在思想、文學、藝術等領域無不展現出巨大的創造力，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宋代。唐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家多半出生庶族，其父祖輩多為地方上的縣令或是比縣令還低的長史、司馬、別駕之類的小官。這些人的家庭地位並不顯赫，自身年輕時的境域不是很理想，但其家庭具有一定的文化修養，使得他們有可能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儘管他們在仕途上未必如意，卻抹殺不了其文化方面奪人眼目的造詣。

庶族士人因為出生卑微，許多人經歷過長時期的貧困生活，因此對社會狀況的體察尤為深刻，他們往往抱有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使命感。例如。李白早年就懷有濟世之志：“申管宴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後來又說：“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直到62歲去世的前一年，當他聽說李光弼率大軍征討史朝義的消息時，還請纓從軍，半道因病而返。杜甫曾用這樣兩句話概括其志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與李白一樣，雖未實現自己的抱負與志向，但只要有機會總是不放棄表達自己的見解與願望：“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他突破了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無論窮還是達，都不放棄兼濟天下。

他們還站在國家整體利益的立場上，針對政治弊端直言極諫，無畏觸怒帝王與權貴。諍諫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剛正不阿是這些人普遍的品格。初唐詩人陳子昂便是一位直言極諫之士，他屢次上書議論軍國機要、軍國厲害，並就西蕃邊州安危、雅州討生羌、措刑、任賢等問題提出中肯的意見。顏真卿於安史之亂當中及其後的一系列表現，充分顯示出他的操守。他多次得罪權貴，屢屢遭到貶黜，卻始終“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

庶族士人的這種濟世情懷、諫諍意識以及在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剛正不阿的品質，可以追溯至漢代乃至先秦，孟子、屈原便是典範。進入唐代，由於政治開明，庶族士人的濟世抱負有較多的實現機會，加上唐太宗與魏徵之間君臣關係的範例，諫諍意識明顯得以發揚。唐太宗與魏徵的君臣關係，成為有唐一代及其後歷代君臣關係的典範。庶族士人的諫諍活動，乃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向專制獨裁進行鬥爭，以推動政治開明，進而推進文明進程的可行方式。

終宋一代，內憂外患頻仍，士人除了濟世情懷、諫諍品格之外，憂患意識顯得格外突出。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尤為宋代士人所認同。他們在表達個人抱負時，顯得相對比較拘謹、收斂，李白、杜甫分割的豪情壯志在宋人詩文中並不多見，主要表現於殺敵報國挽救危亡方面。如南宋的陸遊，早就有志於“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然而這一志向到晚年都沒有實現，仍念念不忘道，“當年萬里覓封候，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難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