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變態

萬曆朝鮮戰爭以後，日本和中國斷絕了官方往來，繼豐臣秀吉而興起的德川家康在建立政權以後，試圖恢復對華朝貢關係，但沒能成功。17世紀30年代以後，德川幕府又實行鎖國政策，並嚴禁日本人出海。然而，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沒有中止，日本保留長崎一港對中國、荷蘭通商，因而長崎成為日本了解外界的窗口。

那時的日本雖然厲行鎖國政策，但從未懈怠對外國尤其是中國的政治、軍事及社會動態的關注，一直搜集各種情報。江戶時代的外交史料彙編《通航一覽》載：“長崎唐船入港之時，奉行所派官員並與五所派來官員各一名，登唐船，查驗載來貨物、天主教門諸物、嚴禁物品等。”也就是說，每當中國商船駛入長崎港，長崎奉行就會派遣“唐通事”登船詢問商船主及其他人員。其詢問的內容主要有三個，一是船從何處來？經過哪些地方？船上多少人？最重要的是清查是否混入西方傳教士；二是船上貨物有無違禁物品？有無洋教書籍？三是中國方面的形勢。詢問調查完畢后，“唐通事”將其寫成報告書，將其交給長崎奉行，長崎奉行又將其上報幕府，這類報告書被稱為“唐船風說書”（與之相應的還有“阿蘭陀（荷蘭）風說書”）。

1644年，明朝崇禎皇帝自殺，清軍入關，開始了清朝對中國的統治。德川幕府對這一事態極為關注，除了對傳教士和天主教書籍的例行盤查之外，還加緊了對中國形勢的調查和情報的搜集，使這一時期的“唐船風說書”的意義不僅限於中日貿易，更成為當時的國際時事報道，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此後數十年間，這類報告書多達2000多件，后經幕府儒官林春勝、林信篤父子編輯整理為《華夷變態》。

正如背景所提示的那樣，《華夷變態》並非是論述華夷思想或評價明清鼎革的著作，而是主要涉及中國形勢和中日貿易等客觀事態，那麼為什麼會叫《華夷變態》呢？編者林春勝在1674年（延寶二年）所撰序言中寫道：

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雲海渺茫，不詳其始末。如《剿闖小說》、《中興偉略》、《明季遺聞》等，概記而已。朱氏失鹿，當我正保年中，爾來三十年所，福、漳商船，來往長崎，所傳說有達江府（江戶）者，其中聞於公（將軍），件件讀進之，和解之，吾家無不與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敘其次第，錄為冊子，號《 華夷變態》。頃間吳鄭檄各省，有恢復之舉。其勝敗不可知焉，若夫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

在這段序言中交代了以下信息：首先，這本書收錄的“唐船風說書”所包含的年代正值明清鼎革之際，而作為編者的幕府儒官林春勝則認為這段過程是“華變於夷之態”，所以命名為《華夷變態》；其次，林春勝一家（包括其子林信篤）負責為幕府將軍用日語解釋、講授這些“唐船風說書”，因而對這些資料極為熟悉，也非常愛惜，出於“恐其亡失”而保護這些珍貴資料的動機，故編纂了這本書；第三，林春勝不僅感慨於“華夷變態”，更在聽說三藩之亂的消息后，殷切盼望“夷變於華之態”，這進一步反映了他的華夷之辨的思想。其實，這種思想並非編者林春勝、林信篤父子所有，在當時“視滿洲為夷狄，並稱之為韃靼、奴兒部、韃虜、奴酋，蔑視嫌忌之情十分強烈，對於不斷蒙受其侵擾的朝鮮半島和明朝寄予深厚的同情，這是明清鼎革之際，瀰漫於日本朝野的一種風潮”。可見《華夷變態》一書，不僅敘述了中國的形勢和中日貿易狀況，更反映出了當時日本人面對中國變局的思想心態和價值判斷。

《華夷變態》中收錄的“唐船風說書”數量龐大，上起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日本正保元年），下迄1724年（清雍正二年，日本享保九年。後來東洋文庫在《華夷變態》補遺冊中收錄了1728年的唐船風說書，但原本未收），總數約2300件。幕府儒官林春勝、林信篤父子將其編為《華夷變態》三十五卷（此外還附有《崎港商說》三卷），收藏於內閣文庫中。

從上述可知，《華夷變態》是對1644年到1724年間“唐船風說書”的文件彙編，但由於其書名所體現的華夷之辨思想，自然不是簡單的編輯整理，尤其體現在前五卷上。該書前五卷所收錄之文件均與明清鼎革有關，而第一卷的資料更非“風說書”的形式，而是敕諭、咨文、檄文、實務策論之類，共計14篇。這些資料都是從中國、朝鮮、琉球等地搜集而來，涉及1644年到1658年間有關明末農民起義、清軍入關、日本乞師、長崎存銀等事件。這些文件是：《抄錄李賊覆史軍門書》、《崇禎賓天弘光登位》、《大明兵亂傳聞》、《大明兵亂傳聞》、《崔芝請援兵》、《鄭芝龍請援兵》、《芝龍敗軍》、《鄭彩寄書》、《鄭彩寄書（請援兵）》、《琉球傳聞》、《魯王諭琉球》、《建國公遺琉球書》、《朱成功獻日本書》、《鄭經鄭鳴駿訴論》。因此《華夷變態》的第一卷開宗明義，最能體現林春勝編輯該書的初衷。從第二卷開始，則開始出現報告書（“唐船風說書”）的形式，但比例並不高，一直到第五卷，都是以搜集到的明清鼎革相關史料和論述為主。而到第六卷以後，均是以“某番某地船風說”的報告書形式編排，為純粹的風說書，其所錄內容也日趨平淡和泛化，與《華夷變態》這一書名脫節。其原因第一是明朝殘餘勢力被徹底消滅，清朝統一中國已成定局，中國局勢趨於穩定，吻合“華夷變態”這一主旨的報告書自然越來越少。第二是隨著中國局勢的穩定，日本對清朝的態度也發生變化，這從《華夷變態》的內容即可看出。到三藩之亂時，日本人在和解的風說書中稱吳三桂、耿精忠等人軍隊為“義兵”，而稱清朝為“韃靼”；但到1685年，其用詞卻變為“大清諸省”以及“康熙帝對旱魃十分震驚，引率百官至郊外祈雨”，儼然成了中原正統帝王。其後也極少稱清朝為韃靼或韃虜，而多以“大清”稱之，並記錄了不少滿洲人漢化、尊孔、康熙帝學習漢文化、起用賢儒隱士等內容。第三是編者發生變化所導致的，《華夷變態》的編者是林春勝與林信篤父子，而其成書是從1674年以後的一個長期的過程。據學者研究，前五卷為林春勝所編，第六卷以後則為其子林信篤所編。而林信篤的理念似乎與乃父不同，華夷之辨的色彩少了許多，故導致了《華夷變態》前五卷與第六卷后之間的內容差異。

《華夷變態》一書共計35卷，至1717年為止；而後又附有1717年到1724年之間風說書的《崎港商說》3卷，一般也被歸入《華夷變態》中。《華夷變態》所收錄之內容在當時是機密文件，秘藏於內閣文庫中，但仍“間亦有傳抄本流傳於外”，所以也出現了幾個民間版本。一種版本被稱為“通行本”，即只有《華夷變態》前五卷的內容；一種版本被稱為“島原松平家藏本”，大致與原本相同，島原松平氏在江戶時代負有監督長崎奉行的職責，因此利用職權之便獲得《華夷變態》也在情理之中；一種版本是漢譯本，發行於1906年，這是“辛亥革命前留學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中，頗多與以滅清興漢為目標的孫中山一派共鳴者，他們閱讀了《華夷變態》，了解到明清革命之際日本朝野對明朝寄予深切的同情，將其與現狀進行對比，有所感觸，故進行歷史性的回顧，以為漢族奮起之資”，因而將其中帶有濃厚反清色彩的內容翻譯或改寫。亦有可能是日本人為慫恿革命黨而譯。1958年，日本廣島大學教授浦廉一整理內閣文庫本《華夷變態》三十五卷（附《崎港商說》三卷），並利用島原市立圖書館松平文庫本《華夷變態》和內閣文庫藏“長崎御用留”中的相關記錄補充了若干資料，構成上中下三巨冊附補遺一冊的規模，並由東洋文庫將其作為“東洋文庫叢刊”第十五種以排印本形式首次刊行於世。1981年，東洋文庫又發行《華夷變態》的再刊本。

《華夷變態》的編纂者林春勝（1618年—1680年），名恕，一名春勝，號春齋、鵝峰、向陽軒等，以其號“春齋”行世。是江戶時代初期著名儒學家、朱子學者林羅山之子，世代擔任幕府“儒役”（儒官）一職。寬永十四年（1637年），林春勝隨其父林羅山進入幕府，開始了其為幕府效力的生涯。正保三年（1646年）成為幕府儒官。寬文三年（1663年）開始為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講解五經，賜號弘文學士，參與幕府有關訴訟以及外交事務等機密事務。林春勝精通日本歷史，與其父林羅山一同主持編撰《本朝通鑒》，對當時的學術界影響頗大。延寶八年（1680年）五月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林家的第三代傳人林信篤（1644年—1732年），是林春勝之次子，名戇，一名信篤，字直民，號鳳岡。剃髮后稱大藏卿法印春常。延寶八年（1680年）繼承其父職位。元祿四年（1691年）湯島聖堂建成，幕府將軍德川綱吉即命林信篤為首任大學頭，敘從五位下。林家自此始世代為大學頭，作為將軍侍讀，掌管幕府的法令起草、外交文書的擬定、孔廟祭祀等工作。此前林家亦須剃髮，自林信篤始，特准蓄髮，這在以武士階層為中心的社會中，意味著儒學者獲得了獨立的地位。有《鳳岡林學士集》一百二十卷行世。

《華夷變態》一書，對於中日關係乃至於明清鼎革期間的中國歷史來說，是一部非常珍貴的文獻，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正如浦廉一教授所說：“即便是拿出每一件‘風說書’來看，其大部分也絕非街談巷議之集成，而且除了一般的口述之外，甚或有時一併提呈詔敕、檄文、公函等的原文，因之絕不可輕視其史料價值。而且即便是街談巷議之類，也具有其相應的史料價值。”中國歷史學家謝國楨更結合清代實情指出：“清乾隆間嚴文網之禁，藏吳三桂檄文者罪且至族，今此本儼然具在，不可不謂珍本；且其他海外諸風說，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要資料也。”其所說的乃是《華夷變態》中所收錄之吳三桂起兵檄文，該史料由於滿清的禁毀已不存於中國，卻在日本的《華夷變態》一書中保留下來，可見《華夷變態》的價值與意義。除了可以補中國史料之不足以外，《華夷之辨》還可與中國史料互相參照，增加信度。比如黃宗羲曾在《海外慟哭記》一文中記載了黃斌卿日本乞師的事實，這在中國只能算孤證而存疑；但日本《華夷變態》第一卷之《鄭芝龍請援兵》中卻明確提到了這段史實，能與黃宗羲的記述相互印證參照，因此可推斷這段歷史是屬實的。此外，《華夷變態》對於了解那時候的中日貿易乃至中國海外貿易狀況、中日文化交流、德川幕府外交政策等方面亦頗有裨益。

除此之外，在思想意義上，《華夷變態》還是反映日本人觀念中的“華夷秩序”已經“失序”的一份史料，同時也體現出江戶時代的“日本型華夷秩序”形成。日本人觀念中的“華夷秩序”的變化當然不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從豐臣秀吉結束戰國紛爭並試圖假道朝鮮征服明朝開始，日本便已自絕於以明朝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之中。其後德川家康雖試圖重新加入華夷秩序，但沒能成功。儘管如此，明清鼎革無疑對日本人的華夷觀產生關鍵性的影響。清軍入關前，日本雖遊離於華夷秩序之外，但尚認同明朝為中華，而清軍入關、統一中國則使日本人認為中華已淪為夷狄，華夷關係易位，這也是《華夷變態》書名所蘊含的日本人的思想心態。另一方面，明清鼎革也刺激了“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形成，日本認為中國已“華夷變態”，而自己則代表著“中華”，因此對中國產生優越感。這也可以從《華夷變態》中表現出來，比如其中記錄的南明勢力多達17次的日本乞師，雖然都沒得到德川幕府的同意，但中國人在乞師時對日本的“稱臣自小”、“卑辭厚禮”、 “真心袒露”和“睦鄰友好”等態度，極大提高了日本的優越感。鄭成功在乞師時更是明確視日本為“華”：“貴國於我，地雖遼絕，稱徐福裔，是非華人子孫乎？……昔回紇應郭子儀募，儘力唐室。夷猶如此，何況貴國與我同派，能通詩書，能習禮儀，見我艱難，不憫然乎？”所以《華夷變態》中收錄的這些內容也足以折射出當時日本人隱然以“華”自居的心態，或者說《華夷變態》的書名體現的是發生在中國的顯性的“華夷變態”，同時也暗含了發生在日本的隱性的“華夷變態”。這就是《華夷變態》所反映的日本人的華夷觀。